以反常之祝贺，浇胸中之块垒

曹加明

教学《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时，有学生困惑地问：“难道柳宗元是因为被贬南方，心情长期郁闷而精神失常了吗？不然，为什么他的做法特别反常——在好朋友王参元家失火之后，不但不加安慰，反而祝贺朋友呢？”笔者听后，觉得这正是引导学生展开思辨性探究、走进文本深处的重要契机。于是，笔者问：“大家从文中梳理概括一下，看看柳宗元的‘反常之处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柳宗元如此‘反常地写信，用意究竟何在？”学生经过细致的阅读揣摩、思辨品悟后，发现柳宗元不仅没有精神失常，对社会的认识、对朋友和自己的境况的认知反而是格外清醒。正如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一诗中评价曹雪芹那般，“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此刻的柳宗元实际上亦是以貌似反常之祝贺，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将吊而更以贺也”——揭“公道难明”之怪现状

按照常理，朋友家里遇到火灾，作者理应表示相当的关切——如孔夫子那般，首先诚挚地询问“伤人乎”，继而针对朋友家在火灾中的物质损失对朋友加以劝慰。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柳宗元既没有关心朋友家人的安危，也没有关心朋友家财物的损失；不仅如此，反而出人意料地“将吊而更以贺也”，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虽说，柳宗元可能是从信中提到的杨八那里得知，王参元家在此次火灾中家人平安，所以柳宗元在此信中也就没有客套地关心朋友王参元的家人。但是，柳宗元已经从杨八那里得知，王参元家经历此次大火已经是“家无余储”了，柳宗元为何仍然毫不关心王参元火灾后的衣食住行呢？从世俗层面来看，柳宗元对朋友王参元如此“冷漠”，是否缺少最基本的人情与厚道呢？

于是，笔者引导学生思考：听到朋友王参元家里失火，柳宗元“全程”之态度怎样？仅仅是“喜”与“贺”吗？学生发现，从“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来看，听说朋友王参元家失火之后，柳宗元的态度并不是只有“喜”与“贺”，亦有符合常情的“骇”，还有对“始厄困震悸”而后“将大有为也”之说法的“疑”，而“骇”与“疑”显然是与世俯仰的相对世俗的反应。

然而，在“骇”与“疑”之后，柳宗元为何“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笔者觉得，首先在于“公道难明”，这是走进文本深处的关键一步——因为“公道之难明，而士之多嫌也”导致了“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怕夸赞王参元的话“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如此一来，大火固然烧掉了王参元的物质之家，但是同时也烧掉了王参元仕进之路上人言可畏之障碍——那些之前怕因为赞誉、举荐王參元而背上“得重赂”嫌疑的“士之好廉名者”，终于不用再有此类担心，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朝廷推荐王参元了！如此看来，火灾给王参元的前途扫清了“迷雾”，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且此“桑榆”比起“东隅”来，显然应该是王参元更为看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宗元“将吊而更以贺也”是有其道理的。

然而，细细想来，一个人的正常的仕进之路需要火灾来“助攻”，岂不怪哉！一个进士的前途不得不“被动地”依赖一场意外的大火来“成全”，难道不是匪夷所思之事吗？这还是同时代的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所言的“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的大唐吗？这还是《进学解》中所言“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的清正时代吗？“推贤进士”之风为何没能“度玉门关”，而让品学兼优的进士王参元“怨杨柳”呢？朝廷上那些本该选贤举能的“好廉名者”，何时才能不再怕沾上所谓的“得重赂”之名，而切切实实地行使自己“推贤进士”的职责呢？当时官场的“公道难明”之现状岂不怪哉！而且，令柳宗元忧虑不已的是——这并非王参元一人的遭遇，而是天下士人共同的“宿命”。“岂不悲哉”！

因此，柳宗元“将吊而更以贺也”的反常举动，不仅揭示了“公道难明”之怪现状，亦是借感慨王参元个体命运之不顺，为天下士子悲叹——即便士人满腹经纶、人格高洁，但是依然要靠老天爷“开恩”降下一场“天火”方有可能“出人头地”，这难道就是泱泱大唐的“公道”吗？这样的“公道难明”之怪现状，何以改变呢？士人发展的此番“困局”何以破解呢？柳宗元借《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想要破解的不仅仅是朋友王参元一人的仕进发展之“困局”，他更是在为天下士人“鼓与呼”，亦是为大唐的人才选拔之风而忧虑……

“发明足下之郁塞”——发“蓄之久也”之苦心声

当然，作为挚友，面对朋友王参元家失火的不幸，柳宗元不会只停留于世俗的客套，甚至也并非停留在对朋友王参元遭遇“公道难明”之怪现状的同情与愤懑，柳宗元还借此安慰之机，再一次走进了老朋友王参元的内心世界。

正所谓“人之相交，贵在交心”，王参元作为熟读古籍，且能够“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的青年才俊，却“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青年进士王参元的内心之郁闷可想而知……而更让王参元感到郁闷的是——自己不能出人头地的原因竟然是“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于是，那些担负为朝廷举荐贤良的官员士人对王参元之善只能是“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这些身负举荐选拔人才之任的人竟不约而同地害怕、担心自己赞许、推荐王参元的话“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如此怪风气，让“怀抱利器”的王参元情何以堪呢？

让王参元郁闷难解的是——在古之春秋战国时代尚且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先例和传统，可是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大唐，竟然出现了因为“好廉名”而不敢举荐青年才俊的咄咄怪事，难不成此类举荐之事也像“大历史”那样是螺旋式发展的吗？莫非自贞观时代就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大唐发展到唐宪宗的元和年间，不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极度内敛、过度收缩到不敢为“家有积货”的“王参元们”说一句正常的赞赏、举荐之话的程度了吗？既然大家如此步调一致地“好廉名”“惜名节”，那么，那些苦苦地等待他们推荐的“王参元们”要等到何年何月呢？如此一来，王参元的郁闷何时才能纾解？

韩愈在教诲太学诸生时所言的“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在王参元这里，无疑是只可想象、无法触摸的“镜中花”和“水中月”！如此看来，一心只顾着“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王参元，内心可谓苦矣，胸中的“郁塞”可谓大矣……

希望何在呢？指望柳宗元这样的知音来帮助王参元“发明足下之郁塞”吗？可惜，此时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已经被朝廷视为罪臣贬谪到南方了。即便想替好友王参元“鼓与呼”，可是这样的谪居之人的推荐语到了朝廷那里，有多少说服力与影响力呢？即便此时的柳宗元硬着头皮、顶着压力向朝廷举荐王参元，朝廷会不会将王参元视为“二王八司马”的同党呢？唐王朝会愿意听这位逐臣的“一言半辞”吗？这样看来，要想帮助王参元，“发明足下之郁塞”，是何其难矣！

“不若兹火一夕”功——浇“负公道久”之块垒

那么，帮助王参元，“发明足下之郁塞”是不是“难于上青天”呢？幸而，这场大火烧掉了王参元仕进上的障碍。也许，这是老天爷对王参元“郁塞”之久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吧，于是，终于请“祝融、回禄”来“相吾子”了……

柳宗元作为王参元的好友，眼见王参元怀才不遇，急在心里；然而柳宗元自己也未能免俗，也未能在朝廷上舉荐王参元——“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因此，柳宗元的胸中块垒不仅是辜负了王参元——“负足下”，而且还有“负公道久矣”。

当时的“好廉名”之士，因为怕赞誉王参元的话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于是顾虑重重，不敢举荐。而朋友柳宗元呢，虽然是“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可也只是“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而柳宗元自己，“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天下之郁塞”；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虽然王参元是挚友，但柳宗元还是畏忌世俗之言，不能无所畏惧地替王参元直言——哪怕是在当上“御史尚书郎”，成为“天子近臣”之后；虽然“思以发明天下之郁塞”，但是在“时称道于行列”之际，朝廷上仍然“有顾视而窃笑者”，而此时的柳宗元也未能特立独行，走自己的举荐之路，同样怕担上“得重赂”之名，所以选择了缄默不语，此之谓“负足下”久矣！与此同时，对于朝廷上的爱慕虚名而不肯举荐有识之士的歪风邪气，柳宗元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奋不顾流俗，犯笑侮”去抗颜推荐人才，此即柳宗元所言的“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

让柳宗元自己反思不已的是——“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坦诚直率的柳宗元没有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而是直接剖析自己不得不从众的愧疚。而这些辜负，何尝不是柳宗元压抑在内心太久的“块垒”呢？与此同时，柳宗元对王参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因为这股歪风不得不“英俊沉下僚”的遭遇何尝不是痛惜太久了呢？柳宗元自己又何尝不是如王参元这样郁郁不得志太久了呢？何尝不是借痛惜好友王参元不得志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呢？

“发策决科者”不栗——冀“有司之明”的黄粱梦

对于曾经开放包容、蓬勃向上的大唐而言，朝廷上的举人用人之风竟然到了如此“教条”的地步，怎能不让柳宗元这样的清醒之士慨叹、痛心、惋惜？

一个青年才俊的才华要等到他家突遇一场大火——“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才有机会“显白而不污”，岂不荒谬！朝廷上负责推荐、选拔人才的有司，竟然要依赖大火对王参元之类的青年才子的“宥而彰之”，才能够“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这样的有司，还是韩愈所期望的“无患有司之不明”“无患有司之不公”的“有司”吗？如此“有司”，难道是要搞察举、选拔之“革新”，要与降下大火的老天爷“合作”，追求实现“天人共治”，或是“人”“火”共治吗？显然，这股惰政与“好廉名”之风不是刮了一天两天了。而大唐的士子们，期望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学来让“发策决科者”不栗，进而入唐太宗所言的“彀中”，不亦难乎！

由于这场“天助”的大火，对王参元的才华“蓄于心者”，固然是“咸得开其喙”了；“发策决科者”，固然是“授子而不栗”了；他们甚至是“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了。一言以蔽之，在大火的“助攻”下，王参元终于有机会“熬出头”了，柳宗元终于可以放下心头悬着的那块“石头”——“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大火的有意无意之“鼎力协助”下，这一个王参元终于突围而出了，然而冀“有司之明”的黄粱梦可以随着王参元这一个例的出现而“美梦成真”吗？那翘首以盼“有司之明”的“李参元”“张参元”呢？也要把希望寄托在大火、洪水抑或地震、海啸等自然伟力的“鼎力协助”上吗？还有那包括柳宗元在内的因为想改革弊政而开展“永贞革新”的“八司马”呢？难道才华横溢的柳宗元、刘禹锡以及众多的“沉下僚”的士人，都要盼望天降一场大火，才有机会博得“有司”的青眼，从而像王参元那样有可能获得突围之机会吗？

柳宗元当然是清醒的，他应该知道——指望大火这样的“催化剂”，虽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是也确实是近乎黄粱一梦！

“其为乐也大矣”哉——寻“生命突围”的个性路

其实，柳宗元对好友王参元的祝贺——“将吊而更以贺也”，“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能够成真；甚至这一“祝贺”都不能说是柳宗元劝慰王参元所用的豁达、乐观之语。柳宗元只不过是借此事来浇自己胸中的多重块垒……因此，在“祝贺”完王参元之后，柳宗元开始提醒好友“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即便朝廷之“有司”依然没有能够“发现”、重用王参元，王参元依然不必将人生所有的希望挂在“有司”这棵“树上”，依然可以享受“颜、曾之养”之乐……对好友的这份良苦用心，王参元理应“心有戚戚焉”。

既然柳宗元和王参元都对期望“有司之明”的所谓黄粱一梦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人生之路究竟在何方呢？既然仕进之路不论是对于王参元，还是对于柳宗元而言事实上都是近乎阻塞的，那么“生命突围”的个性之路何在呢？

清醒如柳宗元者，自然不会“坐以待老”，且看柳宗元的“夫子自道”——“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被大唐王朝弃置在永州的柳宗元，寻觅着自己的“生命突围”之路，以“作文”的方式打发着无聊的贬谪时光，更以手中的如椽巨笔写下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一大批饱蘸生命“浓墨”的千古名篇，以记游来承载、延续自己的生命。现实中，也正如柳宗元所预料的那样，“有司”并没有发现被贬谪的“柳宗元”。虽说被贬永州十年后，“庙堂”好像擦亮了“眼睛”，将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召回长安；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远的贬所……

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从自己踏上这条文学的“生命突围”之路开始，就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友王参元——“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在此书信交往中，柳宗元与王参元惺惺相惜，交流诗文创作，其实又何尝不是他们在“洞明世事”之后，自觉开创的一条以纸笔碰撞出“生命突围”的个性之路呢？

由此看来，柳宗元不但没有因被贬南方心情长期郁闷而精神失常，而且格外清醒与从容。对朋友王参元家失火的貌似反常之祝贺，恰恰是柳宗元借此来浇胸中之块垒。“将吊而更以贺也”，“发明足下之郁塞”，“不若兹火一夕”，“其为乐也大矣”，正是为了揭“公道难明”之怪现状，发“蓄之久也”之苦心声，浇“负公道久”之块垒、破冀“有司之明”的黄粱梦，寻“生命突围”的个性路……

（作者单位：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