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第三场所”的中介化传播实践

陈意如

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社区关系的疏离日渐成为数字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我嘉书房”系列是上海市嘉定区从2017年开始启用的社区公共图书馆。文章通过对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所得资料的分析，探讨作为“第三场所”的“我嘉书房”所呈现的中介化传播机制。具体地，一方面，空间的不同使用者在建设者所搭建的中介化场景中展开互动交流；另一方面，这样的交往活动在受到场景形塑的同时，也通过对空间与媒介的创造性使用，不断挖掘空间的公共性潜能，并获得相应的社区归属感。

关键词 第三场所；新媒体；中介化；社区公共图书馆；我嘉书房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3-0057-04

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城市空间与传播的互构日益受到传播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城市空间作为媒介塑造并容纳多个层次的传播[1]，也作为人与人交往与互动的“中介”，体现出传播的空间性和社会性。在此理论视野之下，涌现出对城市不同实体空间的传播学考察，如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平江路”[2]，作为社区的J市健身坡[3]，作为“实践景观”的洛带公园[4]等。沿此思路，本文将以社区公共图书馆“我嘉书房”为例，探讨城市居民在作为家庭、工作之外的“第三场所”（third place）中展开的中介化传播实践。

1 “第三场所”与中介化

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在《绝好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5]中提出“第三场所”的概念，他将家和居住的地方称为“第一场所”，花大量时间工作的地方称为“第二场所”，而“第三场所”则是居住和工作地以外的非正式公共聚集场所或地方。挣脱了“第一场所”的家庭角色束缚和“第二场所”的职场等级意识，人们在这里不受功利关系限制，可以自由释放自我，因而“第三场所”也就成为了“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场景”。依此视角来看社区公共空间，则会发现它对于社区最大的意义在于本土性和包容性，因而恰好与“社区”所强调的地域性与社会性相契合。虽然社区空间也具有公共空间的部分特征，但是人们在此的“传播”活动还是会受到“私人”元素的影响，因而它也坐落在公与私的接合处。同时，在媒介技术的催化下，敦亲睦邻的传统社区逐渐演变成介于完全陌生人群的交往和熟人社会的地点[3]，呈现出个人化与公共性矛盾共存的“私社区”[6]特征。从中可见，深入社区的“我嘉书房”作为一个实体空间具备“第三场所”的性质，同时空间的使用者基于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展开的创造性使用，也不断创造着“地方感”（sense of place）。依此，我们需要引入“中介化”（mediation）的媒介视角探讨其中的使用和创造机制。

基于媒介技术的使用来理解“中介化”，强调的是，传播技术既是人们交往的中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媒介使用带来的中介化交往所形塑，同时作为行为主体的“我”通过能动地对媒介进行“驯化”（domestication）来重构对归属的想象。因而，“中介化”的概念也更为开放，是一种“意义建构的中介化”，它意味着采用“交往”的视角来考察各种人类现象[7]。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的概念不再囿于数字技术，而是更强调中介化机制，实体空间布局及其创造性使用也可以被视为营造中介化场景的过程。简言之，本文将采纳中介化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将数字媒介纳入考察范围，另一方面也挣脱“媒介中心”的局限，将“我嘉书房”的建构、使用过程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以此回应其作为“第三场所”的实体空间特征。因而，对“我嘉书房”的解读也将基于如下三个层次：第一，作为文本，它具有意义建构的特性，实体化了对它的期待。第二，作为实体空间，它容纳了多元化的传播活动，成为创造性使用的实现场所。第三，作为场景，指向围绕互动与交流行为展开的社会环境，包含了构成和规范社交活动的决定性力量[8]，形塑着“我嘉书房”的空间使用，也推動它融入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

因而，本文核心关注的是：作为“第三场所”的“我嘉书房”中所呈现的中介化传播机制。由此出发，本文将探讨如下具体研究问题：“我嘉书房”的环境如何实体化了建设者对它的期待和想象，搭建的实体空间作为一个中介化场景形塑了怎样的空间使用行为？使用者又如何通过对空间的创造性使用回应并再生着新的空间体验，进而实现微观的社区与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关联？

2 个案说明及方法

“我嘉书房”是上海市嘉定区建设的24小时无休开放的、以社会化合作模式运营的多功能、自助化的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点，现已建成30家分布在嘉定区的12个乡镇街道，成为城乡公共文化全域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丰富着市民的日常生活。“我嘉书房”首先将附有地方印记的“嘉”与私人空间“家”两个同音字嵌入命名，这既是一种“地方感”的书写，也使其作为嘉定区图书馆的社区延伸服务点，更有可能成为除家庭、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场所”。作为离家最近的公共文化空间，“我嘉书房”通过政企结合的运营模式和引入志愿者协助管理，与社会各界共建了一个“离开家的家”（a home away from home）[5]，吸引人们来此阅读、办公、参与活动。

本文采用质化的田野调查进行“我嘉书房”经验材料的收集，以一手材料为主，辅以部分二手材料。1）笔者从三十家书房中选择了三家书房①，于2020年1—10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空间陈设、使用行为、活动开展等进行参与式观察。2）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完成了36位访谈对象的半结构化访谈，包括13位管理者和23位使用者②。3）收集“我嘉书房”的宣传报道和活动预告与总结推文。

基于上述经验材料，本文的分析和解读将着力呈现“我嘉书房”建构和使用过程中牵涉到两个中介化的过程，以尝试回答上文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分别是：第一，“我嘉书房”的内外部空间布局，从物质和想象的层面落实着对于它的期待，是一个建构场景的中介化过程；第二，“我嘉书房”作为一个实践的场所，因其特定的传播设施及结构，鼓励或抑制着不同形态的传播[9]。换言之，人们的空间使用行为一方面受制于生产者建构的场所，另一方面也通过对空间的创造性使用以及对媒介的“驯化”，动态地生成中介化场景。在所得经验材料中，与此联结的三个突出主题是“环境”“体验”“生活”。具体地，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10]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在其间的互动交流体验，两者相互勾连共同展现着中介化过程，并指向基于上述中介化场景生成的“离开家的家”的生活方式，“我嘉书房”由此也嵌入在更为宏观、不断演变着的社会结构中。

3 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环境、体验和生活

3.1 环境：便利、轻松、安静

“我嘉书房”深入社区，在时间和位置都具有高度的可进入性，而这种便利性客观上也促使其更有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的志愿者A认为，相较于“花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的上海图书馆，家门口的“我嘉书房”，“步行50米”即达，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更能够鼓励人们离开家。同时，可以未经规划地（unscheduled）进入，所带来的“轻松感”，也使之与“家”更为相似。便利性也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铺设上，在书房办公的小学语文老师B将它与“家”做了对比，Wi-Fi和插座的铺设让她觉得“跟家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而她也可以在“第三场所”完成“第二场所”的工作，同时实现“我家没有书房，那就去我嘉书房”的对私人空间不足的弥补[5]。

“我嘉书房”的“轻松”氛围也体现在其雅致的布局。在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设计师用粗犷的旧红砖墙、怀旧的木制家具、复古的古铜灯具勾勒出独特的美式工业风，这种品味与格调的呈现，使“我嘉书房”成为一个更符合当下审美的空间。同时，书架的设置也恰到好处地区分出相对独立的阅读空间，呈现出相对的“隐私性”（被访者C，美院老师），在公与私的不断交织中，容纳“私社区”中个体的多元化生存。

“我嘉书房”的实体空间也进一步型构着空间使用，从而打造出其氛围评价的另一个关键词“安静”。这样的氛围感，更像是使用者之间身体力行着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则。使用者之间静默无声的陪伴所打造出的“安静”，在保留了各自办公和学习的独立性的同时，形成了陌生人之间既互不惊扰又不显得尴尬的默契，营造出安闲舒适的环境，既抵消了孤军奋战的寂寞感，也带来了共同体验，让“我嘉书房”比家更胜一筹。如果说数字媒介的铺设让“我嘉书房”同家一样便利，那么它对媒介使用的形塑则更多体现在“在这边的话我就不太喜欢看手机上网了”（被访者A）所带来的通过对数字媒介的“不使用”，实现了内心的“静下来”。

作为嘉定特色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它也是一个象征了嘉定文化的符号。所有书房都设置了“嘉定作家书架”，它作为代表“嘉”的物件在书房中占据一隅，也象征着由嘉定文化凝聚起的归属感。小学老师D在书房翻阅嘉定作家张旻的作品《父与子》时，回忆起了这位昔日老师的课堂，尽管30年过去，但“还好像是刚刚发生一样”。在“我嘉书房”意外看到这本书之后，她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获得了许多拥有共同记忆的人的点赞和评论。D对往昔岁月的回忆经由了嘉定作家书架的中介，将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个体自由与社群认同相勾连[6]，并通過对媒介技术的“驯化”，重构着这种共同记忆，延续着共同体的归属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3.2 体验：好玩的“纯粹社交”（Pure Sociability）

除了优质的阅读体验以外，“我嘉书房”还以“书”“阅读”为核心，打造各个书房的特色文化活动。以互动和体验为主的活动，为的是“好玩”（被访者E，活动参与者）。以下从场所实践和媒介实践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些活动带来的“好玩”的体验。

“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是一个位于南翔老街、背靠檀园的老宅子，它的二楼是一个专供举办活动的场所，“非常有古意”（被访者F，活动参与者）的环境中介着关于传统文化活动的想象，在此举办的活动也多与之相关，比如“捉笔写秋英”国画活动。共同的绘画体验，不断在原本素昧平生的人之间生成共同话题，带来了“第三场所”中最重要的“交流”（conversation）活动，在此“开放”也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纯粹社交”的精神具体表现在自由轻松的氛围和民主的对话方式中[11]，让人们在这个非正式社交场景中感受“第三场所”的烟火气，也因而变得更“好玩”了。

两个小时的活动结束后，E和F拿着画作、执着团扇在楼下的落满桂花的庭院里合影留念。媒介技术在特定的场景中，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留存着他们对于秋意、传统文化、互动活动的体验与想象。而后，E还将当天拍摄的照片和自己的感想发布到了“大众点评”，经由媒介，也获得了诸如“环境有点值”“很雅致”等与她自身描述相似的评论。数字媒介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形成和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式，中介化的交流将私人体验转化成一种更具有公共性的共同认知，形成一种经由中介化场景的共识，以此也回应建设者的期待，并为“我嘉书房”注入新的内涵。

在数字媒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主办方都会在活动结束后“拉群”，形成比较“精准”的受众群（被访者G，“名士居”活动负责人），而这些“群”也为更多创造性使用行为提供了可能。在“名士居”2020年初的一次诗词活动结束后，组织者邀请所有的参与者加入“江南今雅社”的微信群。该群最初只是用于分享活动照片，但是作为“第三场所”的“我嘉书房”在首次联结了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之后，大家经常在群里分享自己朗读的诗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有的线下活动全部叫停，大家开始在群里作词，通过诗词歌颂白衣天使，表达、分享社会关切，诗友们相继对上下阕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并提出更多的看法和认识。这种线上与线下的互构，不断创造着更多种形式的联结，全新的经验感知方式突破了实体空间的藩篱，带来了“第三场所”的“社会再生”（social regeneration）。由此，也拓展了“第三场所”团结邻里的功能，由“附近”构成的共同体被融入了更大的社会结构，通过对媒介的“驯化”，实践着“附近”与“远方”的相互感知。

3.3 生活：从图书馆到书房

区别于城市大中型图书馆强调规模、功能、藏书量等，“我嘉书房”所追求的就不同了，它的命名就从图书馆走向了“书房”。一方面，现代家庭的“书房”往往作为家居空间的组成部分，因而即使“我嘉书房”是一个公共空间，它依然通过小而美的设计结构力图打造“家”所带来的温馨。另一方面，“书房”“书斋”之称古已有之，它往往带有一种对古代文人高雅生活方式的想象。所以，“我嘉书房”始于图书馆，走向“书房”，也意味着通过场景的打造，带来“有诗有远方”（被访者H，南翔镇文体中心副主任）的现代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打造首先体现在，许多书房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咖啡馆或茶室。这种中介化场景的打造不仅满足了使用者生理上的口腹之欲，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图书馆安静氛围的社交场所，容纳了更多随意的攀谈与交往。这让平日忙于工作的H通过享受喝咖啡的过程，感受“品书、品咖啡、品生活”的氛围，进而区别于曾经“只能带一杯白开水”的朴素。所以，“我嘉书房”也更加适应“现代人的空间使用需求”（被访者I，设计师）。在“我嘉书房”点一杯咖啡喝的消费行为实际上被赋予了“品味生活”的意义，打破了工作与家庭之间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11]，为都市生活创造出不一样的可能。

以“书”为核心，但不囿于“书”的理念同样体现在“我嘉书房”的直播中。2020年“423世界读书日”，南翔的五家书房都以直播的方式与大家“云”相见，从书开始，通过互动立体地展现书中的内容，最后再回归到书。例如，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从《书中的上海味道》开始，主播生动亲切的讲解让书中的美味与窗外飘来的“南翔小笼”的香味相互应和，让直播从“阅读书”走向了“阅读生活”，其倡导的生活方式也吸引很多非本地的市民与主播进行互动。通过对数字媒介的“驯化”，让虚拟的场景与真实的场景交叠，镌刻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内容得以与更大地域范围的人群展开交流。

无论是实体场所交往还是线上体验，都让在“我嘉书房”读书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享受，这也是“第三场所”强调的生活方式。在当下上海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嘉书房”中介着对于优雅从容的城市生活的想象，实践着现实生活的“减压阀”角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汇于平淡的日常，体现出中介化交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形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嘉书房”也成为了宣讲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当”形态及其规范性指向[9]的中介，滋养着城市的生机和活力。

4 结语

本文聚焦上海市嘉定区“我嘉书房”系列图书馆，将其视为一个容纳了中介化机制的“第三场所”，主要围绕环境、体验和生活这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展开对经验材料的分析。研究可见，“我嘉书房”首先作为中介物，沟通着空间的管理者与使用者、公与私、远方与附近；其次，“我嘉书房”也蕴含着中介化机制，其中既有对使用行为的形塑，也有通过对媒介技术的“驯化”实现的创造性使用，并带给位于公与私的接合处的“我嘉书房”更多“公共性潜能”。也就是说，本文侧重分析并强调的是，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类似“我嘉书房”的“第三场所”如何生成并展现着“共同体趋向”[9]，有助于社区居民展开社会交往并获得相应的群体归属感，以及經由媒介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共同体边界拓展的可能性。比如，依托于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越来越多非本地居民也加入到“我嘉书房”的使用者行列。经由媒介技术的使用，观者可以打破社区的地理边界，“第三场所”凸显的开放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延展到了“远方”。与此相应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关系和“附近”的体验也正在经历再造，并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可能性。

5 致谢

感谢於红梅副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根据所属街镇、属性、面积、风格、用户评价、可进入性等多维度，选择进行田野考察的书房分别是：我嘉书房（南翔？名士居）、我嘉书房（菊园？绿地天呈）、我嘉书房（江桥？北虹桥时尚园）。

②为保护访谈对象隐私，后文出现的所有被访者姓名均采用字母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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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enise L. Lawrence，Setha M. Low. The bulit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for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0，19：453-505.

[11]Oldenburg R，Brissett D.The third place. Qualitative Sociology，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