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副省级城市营商环境定量评估

[摘 要]开展营商环境评估的意义在于能够明确现阶段自身发展的状况，直击本地营商环境存在的不足，以问题促改革，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我国在营商环境定量评估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定量和实证分析也较为缺乏。当前各地积极开展营商环境的评估工作，构建一套适用于全国、被广泛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副省级城市;营商环境;层次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4.008

1 相关研究综述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营商环境定量评估的前提，文章对已有的指标体系依据样本范围大小按国家级、省级、区域、市进行分类研究。如表1所示。

世界银行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在遵循政策法规的前提下，从开办到清算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呈现企业从创业、获得场地、融资、运营到出现问题整个生命周期的5个阶段11个方面数百项监管法规的量化指标[1]。万博新经济按4∶6的占比将一级指标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设计指标体系[2]。向昆从市场、投资、法治三个维度构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设置6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3]。史长宽、梁会君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要关注企业开办时间的长短与扩大进口的关系[4]。该评价体系只关注了营商环境中开办时间长短的细分指标，二级指标数据多选择宏观层面， 较少基于微观数据进行细分因素分析。满珊和吴相利重点关注法制化的指标体系，对比世界银行广东省增加了国际化与市场化指标，法制化强调对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意义[5]。杨涛构建了以市场发展、政策政务和法治为一级指标以及18个二级指标，评价了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6]。该体系增加了政务政策指标，强调改革与政策落实情况，在市场化指标细分了企业开办、兼并、创新、转型等的制度要求。刘江会、黄国妍和鲍晓晔在世界银行指标的基础上，针对尺度窄、没有考虑大数据的局限构建SMILE五维指标。主要区别：在法治指数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人身安全指数，政务效率指数加入了对政务处理水平的数字政府、政府治理和政府透明度的考量[7]。该指标选择经济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的城市，限制了适用范围。

2 评价指标体系

2.1 指标选取的原则

指标依据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四个原则选取[8]。

2.2 指标体系

文章所构建的区域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见表2。

关于指标的解读：构建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四个维度、26个评价指标。首先，“企业生存环境舒适度”是反映营商环境好坏的直接指标。如何评价生存环境？体系中设置了四个“评价内容”：即“GDP总值”从总体上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房价水平”是影响企业是否入驻城市的重要指标;“投资与融资环境”是营商环境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风向标”;“交通供给情况”是进行各种生产服务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其次，“企业生存状态健康度”是体现营商环境好坏的指示性指标，具体通过“企业数量”“企业质量”“结构指标”“高技术企业占比”“财税指标”“利润指标”等9条评价指标来反映。再次，“企业发展潜在支持力”是对企业决策产生潜在影响的一般要素，是反映营商环境好坏的长效指标，预示地区未来参与竞争所具备的能力，体系设置了“消费能力”“高端人才”“高等教育水平”“研发投入”“互联网用户”等评价指标。最后，“城市综合支撑力”是保障，通过“人均绿地面积”“环境保护”等7条指标，反映宏观因素与条件。这四个层次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

2.3 方法与数据来源

2.3.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由T L Saaty（1980）提出，该方法将主观判断依重要性程度用权重的形式表述和处理并逐步分析比较[9]。该方法具有强解释性的同时，易受研究人员知识经验的限制，缺乏对实际数据的反映，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2.3.2 数据来源

基于此，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及其他各市统计公报和文献资料，通过整理统计数据选择层次分析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一个综合值，反映各市营商环境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差异程度的大小，并使评判结果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

2.4 权重确定

2.4.1 层次权重确定步骤

步骤1：指标数据无量纲化P（i，j）;

步骤2：计算层次权重Ci。

2.4.2 层次得分

式中：F为层次综合得分，C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得分见表3。

3 综合得分分析

文章选取了15个副省级城市，对其进行了测算和排序（见表3）。在空间格局上，15个副省级城市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值呈现由南向北梯度递减的区域差异，综合评价排名依次为深圳、宁波、成都、西安、广州、济南、大连、南京、武汉、青岛、杭州、长春、厦门、沈阳和哈尔滨。由此看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优于东北地区，这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大体一致。在具体得分上，得分最高的深圳为88.48分，得分最低的哈尔滨为60.69分，得分差距明显。15个城市综合评价得分的均值为82.58分，有10个城市得分在均值之上，深圳、宁波和成都评分位于前3位，优势明显;西安、广州、济南、大连、南京和武汉评分次之;青岛和杭州位于第三集合;长春、厦门、沈阳和哈尔滨评分靠后。

4 结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构建了市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得出：①东部沿海八个城市深圳领先，广州各项指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其他各市在四个层面各有优势，宁波的企业发展潜在支持力、南京的企业生存环境舒适度、青岛的城市综合支撑力和杭州的企业生存健康度各有優势，厦门、济南各项指标有待优化;②中西部城市成都在四个层面较为均衡，西安和武汉的城市综合支撑力表现突出，但在企业生存状态健康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③东北四城中大连受自贸区与开发区影响在城市综合支撑力方面具有优势，哈尔滨、长春、沈阳的企业生存环境舒适度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他各项指标处于中下水平，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营商环境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石楠，崔岩.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文献综述[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9（1）：53-55.

[2]刘哲，张海冰.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营商环境评价报告[J].国际融资，2019（1）：12-17.

[3]向昆.中国营商环境指数体系构建及评估[J].开放导报，2019（3）：7-12.

[4]史长宽，梁会君.营商环境省际差异与扩大进口——基于30个省级横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5 （5）：12-23.

[5]满姗，吴相利.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解读与启示[J].统计与咨询，2018（3）：27-30.

[6]杨涛.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鲁苏浙粤四省的比较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13）：28-31.

[7]刘江会，黄国妍，鲍晓晔.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基于SMILE指数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9（8）：147-156.

[8]吴玉鸣.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及综合评价方法[J].南都学坛，2002（2）：109-113.

[9]邓雪，李家铭，曾浩健，等.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2（7）：93-100.

[作者简介]窦海萍（1995—），女，汉族，山西临汾人，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研究方向：经济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