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互联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重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个维度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为利益表达和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国家保持自主性，提升国家能力，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管控互联网，形成中国式“监管国家”。面对信息社会的发展，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反过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后续的影响：国家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仍未消除，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也仍将继续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网络社会；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4-0070-11

作者簡介：吴天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重构。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让公民得到赋权（empowerment），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的变迁[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国家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因此国家能够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2]。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兴起，既可能成为社会的“解压阀”，也可能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新媒介。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理论。于20世纪 80年代崛起的“回归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学派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这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国家中心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亚单位（subunits）（比如部落、宗族、语言群体等），使得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难以下渗[3]。因此，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试图超越“回归国家”学派主张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或是社会自身的独立性，着重阐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边界。在该理论视阈下，国家和社会被视为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独立性，国家和社会也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嵌入，这在西方被视为“社会中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下则是“国家中的社会”[4]。

本文以中国知网、JSTOR电子书等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集中搜集、整理了2000年以来有关中国互联网政治的中英文文献，相关文献的时间跨度约为20年。其中，中文文献以“网络社会”“互联网治理”等为关键词，覆盖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英文文献以“Chinese network society”和“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等为关键词，既包括World Politics等政治学期刊的文献，也包括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传播学期刊的文献，同时还包括China Quarterly等中国研究期刊的文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呈现与讨论的加深，该领域聚合了大量的实证材料，成果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都在走向精细化，研究结论更加多元化。基于学者对于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文献，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挑战、监管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回应。现有文献已经从不同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或是集中于社会视角，强调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体现为网络舆情、网络群体、网民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推动话语权秩序的重构[5]；或是集中于国家视角，论述国家在司法、技术、制度层面，如何稳定、有效、民主地管理网络社会[6]。然而，现有研究很多都陷入“国家中心主义”或者“社会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单一视阈看待中国互联网政治，很少能够统合监管国家、网络社会的两个不同维度，因此容易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现状得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结论。此外，这些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未能有效整合大量的实证研究，从而难以实现系统分类、理论对话。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挑战与回应”模式，通过“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整合现有文献中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观点，展现监管国家与网络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准确把握当前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的完成，既有助于我们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放在更加长远的理论视阈中，也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务，更好地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

二、网络社会的现状与挑战

互联网技术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独特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能型国家开始转型，社会成员从单位制组织形式[7]过渡到人际关系原子化的分布形态。当这种原子化分布的群体接触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组织群体性利益，就会对原有的国家管控结构造成冲击。其一，初生代的网民群体聚合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内，为互联网政治提供了群体基础、内在动力和心理认同机制。其二，互联网因其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发声渠道以及简易化的操作，为社会民众的参与提供了相对强大的媒介。其三，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政府回应程度，因而影响到政治变革。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提供组织社会的新渠道”两方面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选择政治文化、组织社会这两个维度，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内在特征与这两个维度高度契合。“政治文化”以心理和舆情特征为指标，展现出网民群体的政治态度差异；“组织社会”以机会与资源特征为指标，呈现出网民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著作给这两个维度奠定了研究基础。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兴起以前，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就开始讨论“政治文化”与制度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则搭建起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组织社会”层面的基本框架[9]，此后，大量的网络社会研究也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因此，这两个维度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渊源。

（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

网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文化的革新。网民群体不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也开始“过度政治化”，其政治态度的分化十分显著。主要是因为：其一，大众媒体在报道特定新闻时，总是选择有偏向性的话题和内容；其二，持极端立场的网民在阅读各类新闻时，倾向于分享符合自身政治立场的激进报道；其三，极端网民的分享、对话与交流，也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都加剧了网络观点的极化，导致网民群体更加分裂[10]。

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交媒体时，发现了网民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顾宁就将网络论坛中激进的爱国主义群体称为“网络愤青”，并把他们的政治态度归为左翼民族主义[11]。彭兰则观察到强国论坛中“左派”和“右派”的对抗，发现二者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对立的倾向，其对立的政治态度背后有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根基[12]。乐媛和杨伯溆基于强国深水和猫眼看人BBS论坛的实证研究，将中国网民划分为“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和“激进右”这五个政治派别[13]。桂勇、李秀玫等人结合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数据，对网络极端情绪表达者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这五类群体都对体制和政府表现出差异化倾向，并在“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等方面出现分化[14]。网民群体的极端化现象，影响了网络秩序的稳定性。这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信息交流的便利化，能够纠正认知偏差、传递民族情感，提升网民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第一，在互联网未普及以前，网民倾向于高估国外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发展前景评价较低。线上知识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认知偏误，改善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评价[15]。第二，互联网激发了网民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社交网络成为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平台。比如，热点事件爆发后，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在外网发起维护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以表达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16]。第三，文化的接近性使得中国网民形成较为隔绝的地理文化集群。研究表明，这种文化隔绝比设置访问权限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国内信息，较少浏览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的外国网站[17]。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扩散和传播了许多负面信息，降低了部分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首先，公众接触到前所未有之多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对这些社会热点进行分析和解读。多元观点的传播增加了舆论的离散性，导致极端言论更有可能出现。其次，中国的律师、学者等文化精英在互联网上更有影响力，他们使用较难受到政府监管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成为左右舆论风向的意见领袖，带动部分网民政治讨论的激进化[18]。最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存在滞后性，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无法及时预见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在2012年中国大规模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前，虚拟社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在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情况下，网民发布的内容更为偏激，甚至有人恶意猜想公权力、捏造贪腐事实，发表有关政府的不实负面消息，干扰网络秩序的稳定性[19]。

总而言之，虽然互联网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互联网也传播了许多关于政府部门的负面舆论，这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与压力。

（二）组织社会的新渠道

互联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众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和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按照阿尔蒙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社会向政治系统输入利益诉求，政治系统则将其转化为政策结构，该输入和输出环节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20]。中国有着独特的“输入环节”，群体利益更多地通过个体性、群体性、体制性和非体制性的方式表达[21]。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民众既延续了传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政治兴起以前，中国的社会运动多依靠乡缘关系[22]、单位组织[23]、官方话语[24]、社会资本[25]、草根动员[26]等资源和形式进行，组织化程度较低。互联网为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组织渠道和发声平台，使得强关系和弱关系、线上和线下组织有了新的联系纽带。网民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网络舆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社会民众由此获得了快速成长的空间。与此同时，这也给国家带来风险社会的管理危机，增加了民主建设的需求、社会问责的压力。

许多核心要素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组织和资源动员条件[27]。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众的互联网运动时，也发现了一些参与网络运动的前提假设。第一，互联网运动的关键前提是，政府的失职引发了网民的不满，网民对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由此更容易产生向国家施压的激进行为[28]。第二，国家推动建设的信息网络为互联网抗争提供了工具和渠道，为网络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29]。第三，作为抗议者表达诉求和网民交流意见的平台，互联网帮助抗议活动赢得全国公众的关注，抗议信息得以被快速整合并呈现“病毒式扩散”[30]。第四，微博等国内社交平台培育出了超越地理界限的渠道，维权人士能够提供、分享最新的信息、经验和知识，从而对集体行动产生长远的影响[31]。第五，通过结合网络陌生人群体间的弱关系与好友间的强关系，社会行动者将线上参与与线下沟通联合起来，使得人际关系也能够在网络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32]。

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中国网民大规模参与制定公共议程的权利[33]。中国网民在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时，其组织动员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网络焦点事件为中心，第二类以多次博弈为特征。前者具有突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后者需要特定的利益群体凝聚人气和资源，并与权力机构进行多次博弈[34]。这些组织动员模式贯穿各种社会议题、热点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互联网提供信息披露平台、讨论平台和外部协调平台，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比如空气质量在微博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制定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35]。在医疗维权领域，随着尘肺病、乙肝病毒的议题政治化，网民成功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定和政策执行[36]。在劳工政治方面，以互聯网为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既超越传统动员工具又可与其互补，有利于唤醒工人的维权意识，保障其在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最终帮助工人成功建立起工资协商制度[37]。

总之，网络通信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活动者扩展集体行动的地域范围，形成新的难以被管控的组织机制，这给国家制度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亟须推动公权力深入到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领域。因此，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合理的网络环境监管和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如何调整政治与媒体、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所面对的全新命题[38]。

三、监管国家的战略与回应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促进了中国网络社会的阶段式发展，给治理的有效性、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家的自主性都带来了潜在影响，亟待政府实施有效的互联网治理策略。面对社会民众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国家谨慎选择应对方式，化解来自网络社会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抗现象，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管控新兴势力，不断尝试为社会制定规则，提高技术化程度，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过程，最终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监管国家。中国政府的回应策略可以分为三种：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这三种策略的提出主要借鉴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分别起到了调控、引导和转化的功能，背后体现了监管国家全面、科学、有序的网络问政过程。其一，“舆论管理”属于“调控”过程，旨在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规范，明确网民的责任与义务，防控违法违规言论，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39]。其二，“政治宣传”属于“引导”过程，旨在弘扬网络舆论主旋律，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说服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40]。其三，“政务回应”属于“转化”过程，旨在将社会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通过创新网络问政平台，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最终实现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41]。

（一）舆论管理

网络通信事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社会活力，也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管控工具。新兴科技被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再次调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网络舆论审查制度，在物理控制和内容控制两方面，提升现代国家能力，巩固国家政权。

当代中国互联网的管控体系，具有全方位、多平台、及时性的特点。国家设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形成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监管结构，并使用审查（censorship）、规制（regulation）等方法，塑造良好的网络风气[42]。相关部门将舆论监管权力下放到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达到有效的管控效果。未能履行监管职能的企业，将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问责，这促使互联网企业建立起庞大的审查团队，以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安全。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自动化的关键词审查技术，屏蔽并限制发送违法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人工阅读来审查各种帖子，及时拦截各种违法信息。

在中国政府进行舆论管理的同时，公民也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引起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其一，部分学者认为，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不满，有利于国家及时察觉、处理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释放网民的不良情绪，甚至可能通过政府的改良政策，提高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目标[43]。其二，有的学者提到，分权体制为政府化解抗争压力提供了制度优势。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给予了国家处理社会危机的灵活性[44]。国家之所以允许媒体报道针对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社会抗议事件，是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监督系统，解决代理人控制（agent monitoring）的问题。网络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利于上级政府及时查明下级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提高国家的治理绩效[45]。

（二）政治宣传

除审查舆论之外，国家也在积极利用新兴媒介开展政治宣传，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加强社会对国家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网络舆论引导模式[46]。现有文献对于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宣传的形式、成效等方面。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一方面，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的方式呈现。Gary King等人发现中国政府的舆论管控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被动，不主动参与讨论充满争议的话题，二是主动，主动控制可能引发集体活动和社会动乱的讨论。政府紧跟时事热点，积极引导舆论走向，保持社交媒体中支持性意见和批评性意见的平衡[47]。同样的发现也可以见于Rongbin Han的研究，国家以“亲政权”的言论影响网络社会，努力塑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48]。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以宣传民族主义的方式呈现。中国政府在网络宣传时，借助多种媒介、方式和途径，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吸引爱国网民，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49]。其一，一些网络游戏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可以帮助传播主流价值观，将商业利益与政治宣传联合起来[50]。其二，每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共同发声，此时民族主义话语能够得到宣传和强化[51]。

（三）政务回应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政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国家治理进入到转型阶段。官方网站上线后，政务公开走向常态化，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得到有效提升；政府与群众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沟通，政务处理更加便利化，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解决渠道。因此，网络问政又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52]。

中国政府的回应对象、回应时间、回应策略、回应原因呈现出怎样的规律，一直引发着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回应特点得到了更好的揭示和呈现。首先，网络问政逐渐具备了回应主体的权威性[53]、回应流程的完整性[54]、回应速度的及时性[55]、回应机制的成熟性[56]等制度特征。比如，孟天广、赵娟发现很多地方政府的回应流程十分完备，对认领、反馈、复核、督办等均有制度化说明[57]。在彭辉、姚颉靖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处置能力，政府基本能够及时回应网络舆情[58]。其次，李锋、孟天广基于中国官方网站的政策实验，发现网民政治话语的运用与政府的回应频率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政府更愿意回应有着集体认同表述（留言与工作、居住地等主题相关）的网民，而较少回应使用个体话语的网民[59]。最后，政务回应的动力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主要源于诉求环境和舆论环境，政治压力则来源于考核或问责机制，后者起到更为根本性的推动作用[60]。

网络政务的兴起，虽然给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一，部分官方网站存在着“选择性回应”，呈现出回应率的波动性、回应速度的随意性以及维稳导向下的“条件性解决”的特征；其二，政府在解决公众诉求的过程中，裁断性强于对话性，有时因而少疏解，较少顾及公众的认知与情感差异[61]；其三，政府回应力不足、回应信息不完备、回应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都在影响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62]。

四、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的影响

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互联网产生了显著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拥有9亿网民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63]。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两种对立的活动路线上：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方面渠道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国家则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影响互联网，形成监管国家。这种互动模式，让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互嵌，各自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面对互联网中的新现象，国家产生了相应的适应性，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其一，面对“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国家运用“舆论管理”和“政治宣传”策略，消除了部分潜在的威胁。一是国家的“舆论管理”获得了许多网民的认可，他们自律地遵守网络行为准则，并且会及时地制止违反文明规定的行为[64]。大量网民倾向于支持审查制度，并逐步将其视为常态化操作。二是国家的“政治宣传”也有了自身的适应性。随着网络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迎来了适宜的构建环境[65]。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题上，中国民众甚至比官方媒体表现出更强的情感，这使得官方的政治宣传变得更为容易。

其二，面对“组织社会的新渠道”，国家主要运用“政务回应”策略，把公众情绪从集体行动转移到政务表达方面。国家正在逐渐适应新媒体的运作环境，消解抗争，制造同意，搭建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组织社会方面，通过互联网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參与的重要模式[66]。在政府回应方面，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满足公民需求，提高政府的公信力[67]。网络政治推动了政务的便利化、透明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网民的政治参与能够巩固国家政权，提高治理成效。

另一方面，面对监管国家的管控，虽然很多网民表示出认同与支持的态度，但是来自政治文化与组织社会的危机仍未消除。

首先，面对“舆论管理”，网民虽然表示满意，却又擅长绕过审查，创造新的政治话语。比如，一些网民利用幽默用语（如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含蓄地批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话语可以创造共同的文化体验，扩展相关网络活动的生存空间[68]。由此可知，虽然网络社会的显性压力已经被国家控制，但是隐性压力仍然不容忽视。网民的政治文化正在不断革新，仍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

其次，面对“政治宣传”，网民虽然对民族主义保有热情，但是由于群体极化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是因为，网民看似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信息，实则处于算法推荐所搭建的“过滤气泡”中[69]。这意味着对于民粹主义网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意见相近的观点，排斥新思想的输入。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网民容易忽略官方的思想引导；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群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分层。

最后，面对“政务回应”，网民虽然对网络政务有了更大的需求，但由于官方网站存在“选择性回应”，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并未完全打通，他们的很多需求被挤压到非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当网络问政效果不佳时，公众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催生出社会热点事件[70]。这说明网络问政既可能促进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可能适得其反，激发非制度化参与，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的国家能力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仍然将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未来，这种矛盾与紧张关系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互联网将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

本文所做的综述，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或是“社会中心主义”视角，而是试图统合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的“挑战与回应”关系，来客观看待互联网政治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所在。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是理解互联网政治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一视角的突破，有助于我们破除成见，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政治风险，也制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网络社会发育而言，是一个双向“赋权”的过程。只有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合法性边界，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平衡、交融，才有可能让网络技术的进步真正惠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因为篇幅的限制和本文研究的局限，文章仅是简单勾勒了网络社会和监管国家的互动模式，没有充分地讨论二者内部的差异，因此展示的细节还不够具体。其一，网络社会在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上给国家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不同的。这两个维度在激烈程度、延续时长、传播范围上各有区别，本文对此并没有做过多的比较与分析。其二，监管国家对于各种策略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偏好。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是常规性事务，不同策略的排列组合给了国家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其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值得细化和拓展。其三，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后续影响也不尽相同。网络社会对部分策略的反馈良好，却对部分策略满意度不足，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值得进一步深挖。总之，这些都是本文的未尽事宜，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该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未来，该领域的文献很可能朝向多学科视角、国际化讨论的方向发展。一是因为互联网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现代性议题，涵盖多元的行动主体（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媒体平台、政府部门等），涉及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关联学科的专业知识。只有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力协作，才有可能突破固定思维，共同探讨出互联网政治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因为互联网政治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个国家的互联网政治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了各自的经验与教训。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线上与线下政治动员，不仅是中国的新兴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只有从国际视野出发，做好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预防将来遇到的种种难题，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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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