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
——基于TOPSIS与综合指数法的综合研究

张 瑞，赵 凯

（1.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安全一直备受世界各国关注。实现粮食安全是我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里。18亿亩是实现中国粮食基本自给的最低耕地面积，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更多的土地，已威胁到中国粮食自给［1］。当前，产粮大县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任务，而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2019年、2020年、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关注产粮大县，指出要健全产粮大县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调研报告《在十三五时期加快实施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建议》指出，我国800个产粮大县的粮食生产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3.64%［2］，也就是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近四分之三来自产粮大县。当前，许多产粮大县仍是财政“穷县”，日益陷入粮食贡献越大、经济越落后的怪圈，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抓农业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因此，研究产粮大县的耕地保护绩效状况对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深入推进粮食安全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耕地保护绩效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耕地资源数量或质量的变化来研究耕地保护效果或分析耕地保护绩效偏低的原因，如翟文侠和黄贤金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对1984—1999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运行的总体效果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1986年以来，耕地保护制度的实施保护了相当于1999年耕地总面积的0.87%［3］。谭术魁和张红霞基于数量保护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了我国2000—2007年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得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在数量保护上具有总体效率高（2002年除外）、规模效率递增或保持、纯技术效率高的特征［4］。钟太洋等采用2004—2007年的省级统计面版数据，分别应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OLS模型估计并计算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结果表明在2004—2007年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对于减少耕地流失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5］。钱忠好通过对现行的中国农地保护政策进行分析，认为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了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6］。张效军等认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效果欠佳的原因在于耕地保护政策忽视了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不同区域在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耕地非农化需求的内在合理性［7］。纵观现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全国和省域层面，缺乏对小范围如县域耕地保护绩效的评价；（2）数据来源上，多采用统计年鉴数据，缺乏反映农户耕地保护特征的微观数据；（3）研究主体上，多以政府为研究主体探讨政府政策对耕地保护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对产粮大县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选取陕西省澄城县为调研地点，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用TOPSIS法和综合指数法对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展开研究。

一 研究区域和问卷设计

（一）研究区域选择

澄城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全县辖9镇160个村，总面积1121平方公里，耕地90万亩，总人口40万，其中农业人口31.4万。该县位于关中平原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昼夜温差大，主产粮、棉、油等，农业发展良好。近年来澄城县的粮食总量在陕西省名列前茅，属于陕西省省级产粮大县。本文在对澄城县整体情况了解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耕地分布、粮食产量、土地质量、地理位置等综合条件，采用分层抽样法选择段庄村、刘家洼村、安理村和庄头村四个村庄为调研地点展开调研。

（二）问卷设计及样本量的确定

根据研究目的的需求，本次调研问卷的内容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农业种植情况和农户对耕地价值的认知等三个方面。其中，农户个体特征包括农户是否为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总数、劳动力人口总数和农业劳动人口总数等；农户农业种植情况包括耕地总面积、粮食作物总面积、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有效灌溉面积、受灾面积和粮食产量等；农户对耕地价值的认知主要包括农户对耕地质量、数量、生态功能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等方面。

合适的样本数量既可以增强问题的说服力，也可以减轻多余的调研负担，本文样本数量的确定按照Scheaffer等的抽样公式［8］来确定：

式中，Q*为澄城县所需要的调研样本数量，Q为澄城县的农村总人口，e为调研的抽样误差。按照蔡银莺和张安录的研究［9］，设定为0.06，其中澄城县的农业人口为31.4万人，经计算得到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调研所需要的问卷数为278份。调研中按照等量的原则四个村子每个村子发放73份，总共发放问卷292份，回收280份，有效回收率为95.89%，满足抽样要求。

二 样本描述性分析

（一）农户个体特征分析

1.性别。在调研的280份问卷中，男性为208人，占到问卷总数的74.3%，女性为72人，占到问卷总数的25.7%。户主为199人，占到问卷的71.1%，非户主为81人，占到问卷总数的28.9%。调研对象的家庭构成中农业人口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59.2%。

2.文化程度。在调研的280份问卷中，不识字的为36人，占到问卷总数的12.9%；小学文化程度的为66人，占到问卷总数的23.6%；初中文化程度的为118人，占到问卷总数的42.1%；高中文化程度的为55人，占到问卷总数的19.6%；大学文化程度的为5人，占到问卷总数的1.79%。总体来说，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不识字及高学历所占比例偏少，主要集中在小学到高中部分（85.3%）。这样的文化程度分布比较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详见表1。

表1 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

3.年龄。此次调研的280份问卷中，年龄最大的为81岁，最小的为26岁，20～30岁的为4人，占到问卷总数的1.4%；30～40岁的为9人，占到问卷总数的3.2%；40～50岁的为66人，占到问卷总数的23.6%；50～60岁的为110人，占到问卷总数的39.3%；60～70岁的为72人，占到问卷总数的25.7%；70～80岁的为17人，占到问卷总数的6.1%；80岁以上的为2人，占到问卷总数的0.7%，详见表2。可以看出，调研对象有一半多（65.0%）集中在50～70岁，这符合当前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现实情况。

表2 调研对象的年龄构成

（二）农户对耕地价值的认知

相关研究表明，农户缺乏对耕地价值的全面认识，导致农户耕地保护的热情不高，对国家与政府相关的耕地保护政策响应不足［10］，因此研究农户对耕地价值的认知情况，对于分析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在耕地质量的认知情况方面，在“您感觉您所在地区的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如何”时，24.5%的农户回答耕地质量越来越差，32.0%的农户回答逐年改善，43.5%的农户回答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耕地数量的变化方面，75.6%的农户回答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耕地整体生态环境变化情况方面，超过一半的农户（58.3%）回答生态环境在逐年改善。在对耕地可持续性利用的认知方面，65.2%的农户认为当前耕地的可持续利用状况不太好。在农户对国家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的了解方面，70.1%的农户表示并不了解，但是如果让农户继续耕种土地，并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84.9%的农户愿意保护耕地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可见农户对耕地保护的响应程度比较理想。

三 研究方法

（一）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的建立

本文关于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的建立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11］来构建的。PSR模型是按照“原因—效应—反应”的思路，阐明人类活动给环境和自然资源施加压力，改变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状态，进而通过决策、行为等发生响应，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过程［12］。具体来看，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资料的投入、农业收入的比重、农业人口的比重等必然给耕地保护带来压力（P）；压力之下，人均耕地、灌溉指数、垦殖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等耕地保护的状态指标（S）发生改变；农户会根据压力状态的改变作出响应（R），耕地单位面积产出、耕地平衡指数、耕地集约化程度等发生改变。因此，PSR模型通过作用—反馈—再作用的循环揭示耕地保护中农户与耕地的关系，从而逐步达到改善耕地保护绩效的目标［13］。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在借鉴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的基于PSR模型的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3。

表3 基于PSR模型的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TOPSIS法的耕地保护绩效评价

TOPSIS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14-15］，由Hwang和Yoon于1981年首次提出［16］。本文是基于改进的TOPSIS法来评价耕地保护绩效的。TOPSIS模型称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为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决策技术，是一种距离综合评价法［17］。该方法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状况的动态变化，通过在目标空间中定义一个测度，以此测量目标靠近正理想解和远离负理想解的程度来评估土地利用的绩效水平。与传统的TOPSIS法相比，改进的TOPSIS法主要针对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评价公式进行了改进［18］。具体步骤如下：

1.构建评价矩阵。针对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系统中n个评价对象（四个村子）某一层m个指标得到原始矩阵。X=｛Xij｝n×m式中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数值，i=1，2，3，…，n；j=1，2，3，…，m。

2.矩阵标准化。采用极值标准化的方法对评价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原始矩阵中的每一列，采用式（2）进行矩阵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矩阵R=rij｛｝n×m，r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3.确定指标权重。借鉴张琳等的研究［19］，此处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方法如下：

式（3）至（6）中，δj、Dj分别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变异系数、均方差、均值。计算所得权重见表3。

5.计算贴近度Ci。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Ci。贴近度Ci的值介于0～1之间，当Ci=1时，耕地保护绩效水平最高，耕地保护达到最优状态；当Ci=0时，耕地保护无绩效，耕地保护情况差。

式（9）中，Ci越大，表明i调研地点的耕地保护绩效越接近最优水平。

6.总体耕地保护绩效的评价。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对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进行评价，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的贴近度C：

（三）综合指数法确定耕地保护绩效

根据各指标的组合权重和相应的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11）中，S为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的分值，Fj为调研得到的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Wj为基于变异系数法得到的各指标权重。

四 结果分析

（一）基于TOPSIS法的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鲁春阳等的研究结果［20］，将贴近度划分为四个等级标准，用以表征耕地保护绩效的程度，在0～0.3之间，耕地保护绩效等级为低级；在0.3～0.6之间，耕地保护绩效等级为中级；在0.6～0.8之间，耕地保护绩效等级为良好；在0.8～1.0之间，耕地保护绩效等级为优质。

本文根据在澄城县入户调研的280份数据，运用TOPSIS法对该县耕地保护绩效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结合以上分类标准，澄城县段庄村、庄头村、安理村和刘家洼村四个村子的耕地保护绩效等级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TOPSIS模型的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结果

通过对表4中各个调研村的结果求平均值可得澄城县的耕地保护绩效的贴近度为0.411，评价等级为中级，说明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距离最优值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在其四个调研地点中，耕地保护绩效有高有低。

1.耕地保护绩效优质区域：刘家洼村。刘家洼村位于县城的西面，耕地属于水浇地。调研数据显示，其有效灌溉面积可以达到95%以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到90%以上，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明显高于其他村，所以刘家洼村耕地保护绩效的压力（P）值为0.774，高于其他村的压力值。同时，刘家洼村人均耕地面积在3亩左右，当地农民非常重视规模经营，大量承包别人的土地，粮食作物比较收益较高，耕地保护绩效的状态值为0.558，略高于其他村的状态值。此外，该村非常重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单就深耕翻耕这两项每亩地的平均投入为180元，单位耕地产值增长率高达13.4%，耕地保护响应指标值达到0.864，明显高于其他村子。恰当的耕地生产要素投入，加上有效地扩大耕地面积，合理深耕翻耕，长此以往，形成有效循环，刘家洼村耕地保护绩效显著。

2.耕地保护绩效低级区域：段庄村和安理村。段庄村耕地大多数属于旱地，耕地没法得到有效灌溉，距离煤矿开采地非常近，长期采煤使大量耕地凹陷和土地裂缝现象突出。单位耕地产值变化率受气候条件影响显著，农民是“经济人”由于种植业的经济收益下降，农业生产的成本太高导致农民耕地保护主动性不高，段庄村耕地保护绩效的响应指标值0.134，明显低于其他调研村子。在耕地保护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式下，段庄村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等级为低级。从安理村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的各项指标值可以看出，其状态指标（S）值为0.520，略低于其他调研村子。调研数据显示，安理村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4%，人均耕地为1.5亩，低于耕地保护绩效为优质的刘家洼村。同时安理村不注重耕地的有效保护，单位产值增长率为-18.12%，粮食产量低于全县平均值1.32%，因此耕地保护的响应指标值仅为0.315。总体来说，安理村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等级为低级。

3.耕地保护绩效中等区域：庄头村。该村地处城郊，耕地保护的PSR各项指标值分别为0.582、0.522、0.470。与其他调研地点数据相对比，各项指标均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在耕地保护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式下，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等级为中级。

（二）基于综合指数法的评价结果分析

为了确定以上运用TOPSIS法对于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进行测算的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澄城县的耕地保护绩效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图1。

图1 综合指数法确定的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结果

由图1可知，运用综合指数法确定的澄城县全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的数值为0.343，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与基于TOPSIS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从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的压力、状态、响应指标的各项得分来看，其压力指标（P）的得分为0.074，而调研地点压力指标的平均得分为0.13，低于平均水平43%；状态指标（S）得分为0.104，调研地点状态指标的平均得分为0.14，低于平均水平26%；响应指标（R）的得分为0.165，调研地点响应指标的平均得分为0.14，高于平均水平18%，可见澄城县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响应程度不错，这与上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农户对于耕地价值的认知结果基本一致。可以看出，澄城县在耕地基础设施建设、耕地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投入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五 结论

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能力、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民的增收。评价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对于实现我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陕西省产粮大县——澄城县为研究对象，根据实地调研的280份数据，采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建立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以及综合指数法分别评价了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结果表明：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整体不高，其内部不同区域耕地保护绩效差异明显。通过TOPSIS法计算的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值为0.411，绩效等级为中级。其中段庄村、庄头村、安理村、刘家洼村耕地保护绩效值分别为0.134、0.438、0.207、0.864。相对应的绩效等级为低级、中级、低级、良好。综合指数法得到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总值为0.343。两种评价方法所得结论基本一致。总体来讲，一方面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水平一般，亟待加强对其耕地保护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该评价方法对于评价其他产粮大县耕地保护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针对澄城县耕地保护绩效评价结果，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1）加大对农田灌溉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产粮大县农田灌溉系统；（2）加强土地复垦，协调好煤炭资源开采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3）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鼓励农户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4）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农业产出水平，激发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