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

黄相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现代化的视角观之，其间的政治逻辑何在？

一、保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教训都充分证明：道路和方向问题，是关系国家现代化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把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事实上，在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忽视甚至放弃党的全面领导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其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自身出了大问题，党的领导被一再削弱并最终放弃，从而导致出现方向性和颠覆性错误。对此，中国共产党保持足够清醒，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丝毫犹豫徘徊，而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坚持和加强。

为什么中国既没有出现“和平演变”的剧变、也没有出现“颜色革命”的局面，且出现了“经济长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主心骨”作用，不盲从，不上当，坚信“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坚信各国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走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既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新的生机活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说的就是道路和方向问题。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胸怀国之大者，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不更加清醒、警惕。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表现得十分令人失望？马克思主义早就进行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防止瘟疫周期性流行演变为公共卫生危机存在着犹豫、观望和算计等问题，而且在动员以医生为主的社会力量抗击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也面临难以投入全力、难以有效整合资源等掣肘和阻碍；而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则克服了这些短板和弱项。实际上，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卫生问题，如毒品泛滥的背后，既有政府治理能力弱的因素，也有在政治上放縱的因素。公共卫生问题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体制问题和政策导向问题，这是广泛存在的一个深刻事实。

二、获得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难，难在持续获得发展的强劲动力。发展中国家最初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先发国家刺激下的发展冲动，但如果制度设计欠妥，这种发展冲动难以持续长久。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初期推动者组织者，通常是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领导政党。二战后许多国家或地区一度获得较好的发展，与这些政党有所作为直接相关。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推动的“赶超型”发展，也是具体体现。但是，历史的悖论在于，如果政党制度设计不当，伴随发展而来的政党纷争将长久性地损害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要说“颜色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即便韩国、台湾地区乃至回归后的香港，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

从新中国以来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看，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有很多优点，比如，它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断裂的弊端，等等。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国抗疫成绩重大而显著。反观有些国家，为了争夺总统职位，这个党和那个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就是没有哪个党真心实意抗疫，甚至还闹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严重违背医学常识的笑话。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贡献，是对旧的政党政治的超越，是一种能够最大程度代表广大人民集体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此，从现代化的维度看，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如此长期执着而热烈追求和推动本国的现代化，70多年如一日地热切追求国家发展和进步，这是十分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是在强调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动力问题。

三、形成现代化的体制优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政治形态、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好现代化必然要求的各种准备。于是，现代化要素的进入与准备上的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许多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化之路困难重重。

有个印度电影叫《摔跤吧，爸爸》，看起来很励志、很正能量，但实际上很令人心酸，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没有为现代化做好准备，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就大力传播《小二黑结婚》中所展示和倡导的男女平等理念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现代化提供了怎样的制度优势呢？

首先，“革命”总体性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准备。先前的一切抗争运动的失败充分说明，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就无法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建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安排，实现了对旧中国的彻底改造，为中国的现代化植入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版本的“操作系统”。我们之所以是新中国，新就新在制度体制上。相比之下，由于没有经历革命血与火的洗礼，虽然有些国家同中国一样独立了，但是不能说站起来了，这是因为，它们或者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绳索，或者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套路，或者没有摆脱官僚资本主义的牢笼，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受政协全国委员会委托，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写道：“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实际上，革命的胜利清除了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障碍，为生产力发展、为经济基础变革、为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其次，“建设”总体性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位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总体性地从政治与社会的层面扫清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但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同样还有一个巨大障碍：物质条件的薄弱与生产力的落后。关键在于：如何克服这种生产落后的局面？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开始发挥巨大潜能。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在于：以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即利用上层建筑上所形成的巨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和力量聚集投入到国家发展最需要的安全、工业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这就是“赶超战略”。无疑，以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憾，但这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构建了一个以现代工业体系为主干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样一套国民经济体系，确保中国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而不再受制于那些先发国家。

再次，“改革”总体性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成功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体系的问题。但要害在于，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既能成功融入世界体系而又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根本的还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的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为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撑。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相对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在当今时代的对接问题。如果说，没有中国革命所带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权体系的建立，就不可能带来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即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结果，也只能是重新作为一个依附者角色被纳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在革命、建设成就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继续努力，或者说，改革在新的时空背景中进一步集中发挥、释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点，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高层级的政治逻辑。

（本文作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