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念念不忘的政委周庆安同志

2021-07-19 13:45石冀平
中华魂 2021年7期
关键词:战士敌人同志

石冀平

我父亲石厚刚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周庆安同志的名字,这是父亲笔记本中珍贵的留存。周庆安同志牺牲几十年了,虽然其人其事基本不为人知,但我父亲始终怀念他,每当看到报纸和电视登载和介绍英烈事迹,就念叨起他。我后来得知周庆安的名字出现在革命老区金寨县烈士名录中。周庆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红25军的干部,我父亲不知道他的籍贯和生卒年月,在与他相处两年的时间中,他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格、优良的作风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父亲原来在陕北红26军78师工作。1935年10月劳山战役结束后,78师的232团和234团合编成232团一个团,军团部调韩先楚同志任团长,周庆安同志任政委,从此在一起相处了两年,直到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才分开。改编后他任688团二营副营长(当时一个小团编一个营,不设政委,所以任副营长)。不幸的是1937年冬天,周庆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所憧憬的革命理想已经实现,他的革命经历和精神应当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在此我只能将我父亲亲眼所见的他的一些感人事迹整理如下,以示怀念。

一、党性强,不计较个人的得失。1935年10月他任232团政委,1936年1月部队进行整编,232团取消团部,3个营直接归师部指挥(78师原辖232团一个团,因此取消团部和团直以充实战斗部队)。周庆安同志由团政委下调任第2营教导员。接到命令后他自己牵着马独自来到2营,取消了警卫员,连通信员和马夫也没带一个。来到营里就召集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开会,会上他很坦然地与大家交心。他说:我下到2营当教导员很高兴。这是党的决定,党的需要。我不但组织上服从,内心也是愉快的担任这一工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都要服从党的利益,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革命不是为做官为地位和私利,否则就不是革命者。他接着说:我到营里工作更能接近实际,接近群众,更能向群众学习。希望同志们对我多帮助,发现我有缺点错误,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给我直接指出来,我一定认真听取。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为共产主义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我们是阶级兄弟,难道还有什么个人之间的问题过不去吗?周庆安同志这一交心表态,等于给大家上了一堂很好的党课。后来在工作中他确实履行了自己诺言,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因而他的威信非常高,受到全营指战员的爱戴。

二、毫不利己地爱护关心干部和战士。1936年,红军东征时我父亲患了疟疾。每天准时(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发冷发烧浑身疼,行走困难。周庆安同志就将他的马让我父亲骑。我父亲回忆道:当时我担任5连指导员,他负过几次伤,腰和臂膀都残疾,身体很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但他坚决让我骑。我发冷时他就把自己唯一的破布大衣脱下让我穿,发烧时就让通信员从水壶里倒水给我喝。由于他的精心照顾加上吃了些药,没几天病就好了。当我们到达孝义县双池镇休整待命并开展群众工作时,一天夜晚我到几处岗哨进行巡查,听见一处岗哨有人在争论,我跑过去一看,是他和一名站岗的战士在拉扯争论。原来他查哨时看见哨兵冻得直发抖,就把自己的那件破大衣让战士穿。哨兵知道他身体不好坚决不肯穿,他说我命令你穿。哨兵说我向首长敬礼,请首长把大衣穿上。就这样两人拿着大衣你推我让,争论起来。我过去费了半天口舌,他才勉强把大衣披在肩上。临走时他又对我说:天气太冷,战士一班站3个小时岗受不了,你们改成1个半小时。我说就照你的指示办,马上改。周庆安同志行军时有马骑,但他从不骑马,每次都是让给病号骑。他自己背着着干粮袋,与战士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聊,给战士讲故事说笑话,一路欢歌笑语使大家忘记了疲劳,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由于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战士有什么思想问题,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向他讲。一个营七八百人,他居然都能叫出名字,有的还知道籍贯和年龄,他对战士的了解比我们连级干部还清楚。这种干群关系的紧密程度,现在很难出现了。有一次部队到宿营地,晚上我到营部向他汇报工作。我还没开口,他就问我:你们连一排机枪手李树高拉肚子好了没有?我说卫生员给他吃了药,后来没听说他再要药吃,可能好了。他又对我说:战士是我们生死与共的阶级弟兄,要处处关心他们,包括身体,饮食,思想等。庆安同志自己的确是这么做的,部队一到宿营地,他就督促各连烧水给战士洗脚,如战士脚上有水泡,他就叫卫生员马上上药。各连开饭时,他就到各连看饭菜做的如何,是否有夹生饭,菜的质量和数量如何,有时就和战士一起吃。如果遇到部队休整,下午战士做游戏,他就和大家一起玩,其乐融融。真是完全和战士打成一片。

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周庆安同志出身贫苦,是地主的放牛娃,没上过学,因此文化程度低,阅读有困难。但他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很会讲话。所以他是会讲不会写,会说不会读。这给他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为此他想方设法地学习文化。当时红军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没多少人识字,对读过几天书的人都被称为知识分子。我父亲在大革命时代读过高小,因此被他们称为知识分子。我父亲回忆道:周庆安同志就经常开玩笑叫我知识分子指导员。他常让我教他识字,教他写字。上级发下来的文件和教科书,他总是请我教他读,遇上生字就向我请教,而且问的很仔细,不但要知道一个字怎么念,还要知道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地方和场合。我一边讲他一边记在识字本上。上级发下来连队政治教材,他就集合各连指导员到营部,要我给他们上预备课,他在一边用心听。有时还让我给全营上政治课。他学习非常谦虚,不懂就问。他常说:革命不识字比盲人走路还困难,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要不懂装懂,装腔作势,那是害人害己害革命的。他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他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使他在干部和战士中的威信更高了。

四、工作中心胸开阔坦荡,战斗中率先垂范。东征时在大麦郊镇部队进行整编,营编成小团(4个连加一个重机枪排)。这时第二营编成78师第3团,周庆安任政委。西征时原232团团长韩先楚(原232团政委是周庆安)升任78师师长,原来的平级搭档成了自己的上级。周庆安对此很坦然,对韩先楚很尊重。一见面就向韩先楚立正敬礼,称韩先楚师长或首长。有时韩先楚叫他老周,但他从不叫韩先楚老韩。记得红军西征时我部攻击定边城,刚攻入城内,韩先楚就来到3团布置巷战以便全歼敌人的任务,周庆安立正站在韩先楚面前接受任务,韩先楚讲完后他向韩先楚举手敬礼,并说道:“师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韩先楚上前一步握住周庆安的手说:“老周,祝你们胜利。”周庆安接受任务后,将部队沿东城墙南北展开以包围敌人(西面有2团),防止敌人突围,并向城中心展开攻击和搜捕敌人,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在我父亲的记忆中,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打了一场硬仗。3月,我78师进到汾阳东北的演武镇。阎锡山怕我军迫近太原,派一个师加一个骑兵团在飞机的配合下,把我师围堵在演武镇。这时天正下着大雨雪,雾气茫茫,百米外看不清敌人。飞机低空扫射,大炮地面轰击。敌人潮水般地向我涌来。在这关键时刻,周庆安集合全营指战员做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说:“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鋒军(东征山西是用抗日先锋军的旗号),我们要为劳苦人民而战,为抗日不当亡国奴而战。蒋介石和阎锡山不抗日,反而打我们抗日先锋军,我们要抗日就必须消灭阎锡山,扫清抗日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英勇杀敌,以一当十坚决消灭敌人。”随后他将所有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向敌人扫射,命令战士全体上刺刀,全营分两个梯队,向敌人两翼冲锋。他自己把破大衣一脱,手提驳壳枪,大声喊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全体指战员们跟我冲啊!全体指战员看到他带头冲锋,受到很大鼓舞,跟着他勇猛地冲向敌人,喊杀声如雷鸣,吓得敌人狼狈后撤。我们连续追击了几里地。此战击毙敌人近百人,俘虏几十人,缴获机枪2挺,3支冲锋枪,近百支步枪,子弹上万发。此战打的漂亮,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

周庆安每次战斗都有牺牲的准备。后来西征时他任3团政委,师政治部调我父亲任3团党总支书记。当时小团有政治处但不设主任,总支书记负责政治处的工作,政治处一个共7个干部和1个勤务员(总支书记,特派员,民运干事,宣传干事和3个宣传员)。每次战斗前开会布置任务和做动员时,他总是宣布:如果我负伤或牺牲,我的代理人是石厚刚同志。我父亲曾多次向他提意见,让他不要这样宣布。他总是说:战斗总会有牺牲,我这是有备无患。万一我死了,部队没有党的代表怎么成(当时政委是部队里党的全权代表)?这说明周庆安同志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同时也说明他是多么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国人民能够站立起来,是无数个周庆安们用牺牲换来的。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永远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他们革命到底的牺牲精神应当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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