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状况对人际冲突的影响：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葛乙平 马敏 张丽

摘 要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居民心理和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非湖北地区居民疫情暴露程度和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意义取向应对方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期间人际冲突程度与个体疫情暴露状况呈显著正相關。相比于其他居民，处于低风险地区但是个体暴露状况严峻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人际冲突。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讲，疫情暴露程度较低时，采用意义取向应对方式的个体人际冲突较少，而疫情暴露程度较高时，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和人际冲突没有关系。

关键词 疫情暴露;COVID-19;人际冲突;意义取向应对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7.005

1 引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自疫情爆发以来，多数民众都感到社会距离更远、心理防御性更强。疫情初期，一项三万多人的问卷调查显示，55.5%的民众认为新冠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增强，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偏于紧张，缺乏信任（方鹏等，2020）。针对高风险地区居民和患者的歧视，如言语轻蔑、过度回避、随意扩散患者个人信息和污名化等现象也层出不穷（佐斌，温芳芳，2020）。除此之外，居家隔离等疫情防控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家庭矛盾和冲突（Mazza et al.， 2020）。据民政局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离结率达到了39.31%，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湖北地区的离结率高达43.83%。种种证据表明新冠疫情可以催化人际冲突的产生，但是尚未有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两者的关系。

回顾以往研究，描述风险事件如何影响不同地区民众心理和行为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面对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越靠近事件中心，人们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越高（Burns & Slovic， 2012）。本次疫情中一项针对全国居民心理状态的大样本调查显示，居民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趋势正相关，相比而言湖北省居民整体心理状态紧张程度最高，这一结论基本符合涟漪效应（苏芳等，2020）。其二是“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有研究发现居住在核电站周围的居民担忧情绪反而低于其他地区的居民（Maderthaner et al.， 1978），说明与风险事件空间距离越近，民众心理反而越平静。国内研究者也发现灾区居民对地震灾情严重程度的担忧反而比非灾区人民更低（李纾等，2009）;SARS流行期间非隔离区的居民要比隔离区的居民更加焦虑（谢晓非等，2003）。本次疫情中，杨舒雯等人（2020）发现相较于武汉当地居民，非武汉地区甚至国外居民主观估计武汉人聚会次数和握手次数更少，对武汉疫情更加担忧（杨舒雯等，2020）;Zhang等人（2020）发现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与所处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Zhang et al.， 2020），这些结果支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但截至目前，实证研究证据仍然停留在疫情对个体风险认知和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上，据我们了解还没有研究探讨疫情是否影响人际冲突。在风险认知的基础上，疫情如何间接影响社会心理和行为，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辛自强，李越，2020）。

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冠疫情是否可以影响人际冲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区分了湖北地区和非湖北地区的居民。疫情感染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不同，两类居民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温芳芳等，2020）。考虑到湖北地区的数据较难收集，本研究将主要关注非湖北地区居民的人际冲突。其次，本研究创新的区分了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两类情况。以往大部分研究概括论述了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钟智锦，周金连，2020; Han et al.， 2014），并没有关注两者的差异。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个体对自身威胁直接相关的信息关注度更高，加工更具体;与个体直接接触的微观系统对其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最显著（郑久华， 2020; Bronfenbrenner， 1992）。因此，我们预期相较于地区疫情暴露，个体疫情暴露对人际冲突的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区分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两者的交互作用，即不同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情况下居民人际冲突的差异。

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有时两者是不一致的，比如地区高暴露而个体低暴露，地区低暴露而个体高暴露。两者不一致时居民很可能出现认知失调。地区高暴露而个体低暴露可以看作是一种“幸运情境”，这部分居民主观风险认知较低，但是客观行为上仍然遵守地区严格的防疫政策。“放松”的防疫态度和“紧张”的防疫行为造成矛盾，容易引起个体与政策执行者和拥护者之间的冲突。地区低暴露而个体高暴露则是 “倒霉情境”，这部分居民不仅会有“紧张”态度和“放松”行为之间的失调，还会认为命运不公，对政策反对者和疫情严重地区的居民抱有更大的敌意（佐斌，温芳芳，2020）。因此，我们预期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差异越大，个体认知失调程度越高，相应的情绪唤起和动机更强，更容易产生人际冲突（Festinger，1957）。

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是否可以调节疫情暴露程度对人际冲突的影响。应对方式反映的是个体面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类应激事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梁宝勇， 2002）。意义取向应对方式（meaning-focused coping）通过赋予消极事件意义感，改变人们对应激事件意义的评估，促使个体接受应激事件的发生，在面对重大应激事件特别是创伤性事件时尤其有效（刘天舒等，2015;Pearlin， 1991）。以往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有效调节应激事件的负面影响（王颖等，2015）。因此本研究设想在疫情影响人际冲突这一过程中，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高意义取向应对的个体，疫情暴露对人际冲突无影响;对于低意义取向应对的个体，疫情暴露与人际冲突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关注民众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人际冲突情况，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是否影响非湖北地区居民的人际冲突？第二，意义取向应对方式是否可以调节新冠疫情对人际冲突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突发性公共衛生事件对民众社会关系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干预。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线上问卷。问卷采用主观报告的方法，收集了参与者人口学信息、疫情暴露和意义应对情况、以及疫情期间的人际冲突。共收集了非湖北地区21个省份3310份有效数据，有效回收率为73.9%。各个省份的作答人数均超过30人，数据审核合格后，每人获得平均5.5元的报酬。其中，男性2191人，女性1119人，18岁以下92人，18～25岁978人，26～30岁1138人，31～40岁875人，41～50岁186人，51～60岁30人，60岁以上11人。

2.2 变量与工具

2.2.1 人际冲突

人际冲突量表以Spector和Jex （1998）设计的工作环境中人际冲突量表（Interpersonal Conflict at Work Scale，ICAWS）为模板，统计了个体在疫情暴发的两个月中，是否与家庭成员产生口头或肢体冲突，是否在线上、线下与非家庭成员产生人际冲突。三位专家和8名心理学系的同学参与了编制和前测。经过讨论后形成6道问题，样题为“过去两个月内，我在社交网站上（如微博/知乎）与人发生冲突”。 问题均为是/否作答，其中肯定回答计1分，否定回答计0分;最后的总分代表个体在疫情期间的人际冲突情况，得分越高，说明人际冲突越严重。

2.2.2 个体疫情暴露

个体疫情暴露程度从自我、家人、邻居、朋友（同事）四个角度进行评估。其中家人、邻居、朋友（同事）中有人因为疫情死亡计3分;四类群体中有人确诊新冠肺炎计2分;有人疑似新冠肺炎计1分;无感染情况计0分。最后得到个体疫情暴露程度得分从0～11递增，其中0分代表无疫情暴露，11分代表自己确诊新冠肺炎，家人、邻居、朋友（同事）中均有人确诊并不幸离世。

2.2.3 地区疫情暴露

地区疫情暴露采用以往研究普遍使用的各地区确诊总人数这一指标加以衡量（许明星等，2020; Zhang et al.， 2020）。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我们统计了收集数据的前一天3月23日各地区的确诊总人数。确诊总人数越多表明该地区疫情暴露越严峻。

2.2.4 地区-个体疫情暴露的冲突

为探讨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差异对人际冲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地区-个体疫情暴露冲突”这一衡量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个体疫情暴露的标准分与地区疫情暴露的标准分做差。其中差值的绝对值表示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差异程度，绝对值越大表明暴露差异越大。差值的正负性区分两类情境，个体暴露大于地区暴露为“倒霉情境”，个体暴露小于地区暴露为“幸运情境”。

2.2.5 意义取向应对方式

意义取向应对问卷（Meaning Focus Coping Questionnaire，MFCQ）由Gan等（2013）编制，问卷包括26道条目，包括情境信念的改变、全局信念的改变、目标的改变、思维反刍、长期预防策略、资源的合理利用、接受和启发式思维8个维度。本研究根据疫情的情境对问题的条目进行了改编，样题如“我试图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此次事件”。被试需要按照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Likert 5点量表判断主观的应对是否符合描述，分数越高代表被试更多的采用的意义取向应对方式。本研究中每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67～0.81，总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3。

2.3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和Process 3.5插件探究个体和地区疫情暴露状况、意义取向应对方式和人际冲突的关系。

3 结果

3.1 地区和个体疫情暴露对人际冲突的影响

个体疫情暴露程度区间为0～11，平均暴露得分为1.17，标准差为2.65;地区疫情暴露为75～1428，平均值为518.46，标准差为439.52。人际冲突、个体疫情暴露、地区疫情暴露和其他人口学变量之间具体的相关程度见表1。由表中可知，人际冲突与个体疫情暴露呈显著正相关，个体疫情暴露程度越高，人际冲突越严重， r=0.49， p<0.01;人际冲突与地区疫情暴露呈显著负相关，地区疫情暴露越严峻，个体人际冲突越少， r =-0.06， p<0.01。除此之外，相比于女性（M=0.60， SD=1.14），男性（M=0.90， SD=1.45）更容易发生人际冲突， p<0.05，Cohen's d=0.23。将个体疫情暴露、地区疫情暴露和其他人口学信息进一步纳入线性回归得出，地区疫情暴露影响不显著， t=-0.52， p=0.61， β=-0.01，性别影响显著， t=-2.58， p=0.01， β=-0.04，年龄影响显著， t=-3.35， p<0.01， β=-0.05，个体疫情暴露程度是影响人际冲突的最主要因素， t=31.58， p<0.001， β=0.49，整体模型R2=0.24， B=0.88， SE=0.10， p<0.001。

3.2 地区-个体疫情暴露冲突对人际冲突的影响

将“倒霉情境”计为1，“幸运情境”计为-1。为探究地区-个体疫情暴露冲突程度对人际冲突的影响，利用process 3.5插件，以地区-个体疫情暴露冲突程度为自变量，人际冲突为因变量，冲突情境做调节变量，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区-个体疫情暴露冲突绝对程度对人际冲突具有显著影响，主效应显著，t=14.23， p<0.001， β=0.33;暴露冲突情境的调节作用显著， t=14.47， p<0.001， β=0.33，整体模型R2=0.22， B=0.90， SE=0.10， p<0.001。由图1可以看出处于“幸运情境”的群体人际关系并不会受到暴露冲突程度的影响;“倒霉情境”的群体人际冲突情况则会随着暴露冲突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知当周围地区疫情暴露良好而个体暴露较高时，最容易引发人际冲突。

3.3 意义取向应对方式的影响

利用process3.5插件，将个体疫情暴露不为0的766名受测者按照暴露程度分为高低两组，将个体疫情暴露程度高低作为自变量，人际冲突为因变量，意义取向应对方式为调节变量，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意义取向应对方式调节作用显著， t=3.64， p<0.001， β=0.83，模型总体R2=0.18， B=4.52， SE=1.12， p<0.001。简单效应分析得个体高暴露时应对方式对人际冲突的影响不显著， t=-1.21， p=0.23， β=0.15;个体疫情暴露较低时，采取意义取向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降低人际冲突， t=-7.55， p<0.001， β=-0.35。具体调节作用见图2，由图可知当个体疫情暴露程度较低时，高意义取向应对可以有效降低人际冲突;但个体疫情暴露程度较高时，意义取向应对方式对人际冲突无影响。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疫情期间非湖北地区居民人际冲突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个体疫情暴露是影响人际冲突最主要的因素，个体疫情暴露越高，人际冲突越严重。相比于其他居民，居住在低风险地区但是个体疫情暴露较高的居民最容易发生人际冲突。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在此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对于个体疫情暴露程度较低的居民来说，采取意义取向应对方式可以有效缓解疫情暴露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人际互动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4.1 疫情暴露情况和人际冲突的关系

地区疫情暴露对人际冲突无显著影响，个体疫情暴露显著影响人际冲突，这一结果回应了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的微观系统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更大这一观点（Bronfenbrenner， 1992）。个体疫情暴露程度和人际冲突正相关，结果基本符合“涟漪效应”。高威胁卷入感促使高疫情暴露的个体对疫情相关的信息关注更多，面临更多就业、医疗、家庭、舆论等方面的压力，因此会比低疫情暴露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负面情绪（Buttell & Ferreira， 2020;Jones & Nisbett， 1972）。同时，熟悉他人的确诊甚至死亡过程无疑极大地激活了个体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体验到高度的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根据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个体自尊是缓解个体死亡焦虑的首要防御力量，而这种防御也带有一定的破坏性（黄凤，姚本先，2020）。有研究指出，面对死亡焦虑，高自尊个体更有可能偏爱内群体成员、损毁外群体成员，出现更多的心理防御和攻击性行为（McGregor et al.， 2007）。此外，高疫情暴露的个体往往面临更加严格的隔离政策，缺少与亲密他人有效沟通的机会，也无法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支持以缓解死亡焦虑（陆可心等，2018）。

4.2 个体-地区疫情暴露差异与人际冲突的关系

低地区暴露高个体暴露的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人际冲突。根据相对剥夺感理论（Stouffer et al.， 1949），这部分居民对比同样居住在低风险地区的其他居民，可能会产生自己处于劣势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同时伴随着愤怒、不满等消极情绪，从而诱发暴力和冲突（熊猛，叶一舵，2016）。其次，由于疫情卷入度不同，高暴露的个体也容易与地区其他居民在疫情风险、防疫政策等方面产生分歧。相比之下，地区和个体高暴露的居民反而没有表现出更多人际冲突。根据“心理台风眼”理论，一方面应对疫情的直接经验可以增强居民的应对效能感;另一方面“高地区疫情暴露”和“疫情危险”的认知失调使得个体主观削弱了对疫情的风险认知（谢晓非，林婧，2012），可能是这部分居民虽然疫情暴露较高但人际冲突较低的原因之一。

4.3 意义取向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只有当个体疫情暴露程度较低时，采用更多意义取向应对策略可以有效降低疫情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有一定差异。高疫情暴露的个体即使采取了意义取向的应对方式，也不能减少人际冲突，侧面反映出个体高暴露诱发的死亡焦虑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Pyszczynski et al.， 2021）。尽管如此，不能否认采用意义取向应对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应激事件对居民人际互动和生活的负面影响。在面对类似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心理服务工作者可以将这一应对策略介绍给民众，以缓解危机事件对人际关系的冲击。此外，干预危机事件对居民心理与行为的影响，需要结合个体微观视角和地区宏观视角。比如在本次疫情中，关注高风险地区居民身心健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低风险地区的部分居民由于自身疫情暴露较高而更容易产生人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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