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的杭州记忆

曾勋

近日，杭州市通报了钱镠墓被盗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嫌疑人于2019年5月以来从钱镠墓盗掘文物，并尝试售卖，目前抓获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39名，追回涉案文物共223件。

对于不少人来说，钱镠的名字是陌生的。但他之于杭州，犹如伍子胥之于苏州，李冰之于都江堰，他们均在一座城市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兴建钱塘江堤等水利工程，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任杭州通判时，苏轼慕钱镠之名，写下碑文《表忠观记》，说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唯独钱镠治下的杭州民丰物阜，“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钱镠写给夫人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更是让苏轼推崇之极。苏轼受此句启发，写了三首《陌上花》。

身为吴越王的钱镠，乃一方王侯，权力跟浪漫经常水火不相容，而钱镠身上却保持着一股难得的诗性。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田间阡陌上的野花开了，夫人啊，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苏轼说，这句话被杭州本地人吟唱出来，“含思宛转，听之凄然”，浪漫而又凄凉，这何尝不是这名乱世之王一生的真实写照。

灰色生意人的逆袭路

晚唐大中六年二月（公元852年3月），杭州临安县石镜乡大官山下的一户人家，一名其丑无比的男孩呱呱落地。他出生时，屋内出现红光。父亲钱宽认为这是凶兆，想要将孩子扔到屋后的井中，但祖母怜惜这个新生命，执意留下男婴。因此，他有了小名婆留。小婆留自幼学武，擅长射箭武术，分明是一块纯美的黄金，于是以“留”的音义，取了“镠”的名字。

钱镠一家做的是贩卖私盐的灰色生意，钱镠成年后，继承了家族的产业在生意场上结交了无数战斗力爆表的文才武将，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唐末旌旗飘飘，这时干贩卖私盐的堪比地方豪强，这些人往往对中央不买账，比如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家族，就是靠贩卖私盐积累了原始资本和人脉。

黄巢起事后，杭州当地的团练董昌聚集民众，在杭州地区招兵买马，以遏制黄巢。这时，钱镠已在董昌手下担任部校，钱镠率士兵进攻越州、润州，平定了江浙一带。

后来的故事比较简单了，董昌见四处流寇占山为王，自己也想过一把当皇帝的瘾，遂自立为王。唐昭宗命令钱镠出兵讨伐，对老东家开刀，钱镠念及旧情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评估各种形势利弊，反戈平定了董昌的势力。直到朱温夺取唐哀帝的帝位，唐朝终结，诸侯国林立，钱镠登上人生巅峰，成为吴越国王。之后，他发展农桑，保境安民。

钱镠与草莽出身的人最大的不同，是通晓政治智慧。他侍奉中原从不含糊，从唐朝一直到后梁，再到后唐庄宗中兴以来，他每次都向中原的朝廷贡奉。正是钱镠的大智慧，保障了吴越国不被外部势力滋扰，可以安心搞发展。

杭州城的缔造者

钱塘江两岸是吴越国最大的粮食产区，但战乱多年，海塘失修，遇到台风海水倒灌，农田被淹没，农民颗粒无收。钱镠将重修海塘，作为他当上国王后的第一要务，后来他写《筑塘疏》说：“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

《筑塘疏》还记录了钱镠带领民众修海塘的细节。一开始，他们采用传统的“版筑法”，不到几天，新修的大堤被侵蚀冲毁。于是，诞生了“钱王射潮”的传说。据说钱镠下令“强弩五百以射涛头”，以镇潮神之威;又亲自去胥山祠（即今伍公山上的伍子胥庙）祭拜，还题诗一章，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之后，才降服了潮头。

实际上，钱镠采取了筑捍海塘的新技术，即用竹器填充巨石和沙土，再壘起来修筑海塘。终于，“沙土渐积，塘岸益固”。

解决了海塘的问题，又一项民生问题摆在钱镠眼前。隋唐时期，杭州当地的水苦咸难饮，唐初的杭州刺史李泌治期，曾挖了六口井，将西湖水引入杭州城内供居民饮用，解决了长久以来的饮水难问题。中晚唐，政府忙于征收徭役，西湖淤泥越积越多，湖面缩小，到钱镠接手时，居民饮水灌溉成了大问题。

这时，有术士乘机兴风作浪，向钱镠进谗言说：如填西湖，以建府治，国祚可以延长十倍。钱镠头脑清醒，怼道：哪有永久的王？百姓藉湖水以生，没有西湖水，哪还有吴越国的国民？不要胡说八道了！

钱镠不仅不填埋西湖，反而组建了一支七千人编制的“撩湖兵”，将疏浚工作纳入国家工程。吴越国最后一任国君钱弘俶当政时，有史书记载，当时几层的大船在湖上航行无阻，可见，湖水已非常充盈。

之后，钱镠先后修筑夹城、罗城、子城，南到钱塘江北，北迆武林门，西濒西湖，东至菜市河（今东河）的“腰鼓城”有了雏形，“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格局就此成形。

这一时期，杭州已然成为一线大都市，如钱镠在《筑塘疏》里所说，“风气所凝，人才所聚”。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居民只有一万五千多户，到钱镠主政时期，本地户口激增到了十万余户，常住人口达五十万，令其余九国艳羡不已。

“牙城旧址扩篱藩，留得西湖翠浪翻;有国百年心愿足，祚无千载是名言。”这是一名无名布衣书生在西湖留下的对“杭州之王”的赞美诗句。钱镠的德行镌刻在杭州城的肌理，千百年来被当地人传颂。历史上割据吴越地区的霸主不少，但能让后世铭记并以他的谥号“武肃王”举行祭祀活动的，唯钱镠一人。他在杭州大搞基建时，知晓增加徭役对劳动者的负担，曾意味深长地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钱氏家族“群星闪耀”

钱镠曾留下《武肃王遗训》《武肃王八训》，称为后世整理《钱氏家训》的雏形。

在遗训中，钱镠回顾了自己从初出江湖到戎马执政的岁月，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对子孙后代提出忠告。如“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呜鼓而攻”等句，便寄托了钱镠对子孙的期盼。

千百年来，钱氏家族俊杰辈出，被称作“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苏轼曾写有《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一诗，用“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赞扬“二钱”的才华与品格。“二钱”便是钱镠的曾孙钱易与钱惟演，两人在北宋文坛举足轻重。

到了清代，钱氏家族出了一位学术成就突出的史学家——钱大昕。钱大昕与纪昀并称为“南钱北纪”，其治学思想影响了整个乾嘉时期的学术界，被成为乾嘉学术的典范，其著作《廿二史考异》对历代史作了全面考证研究，影响深远。

而近现代历史上，钱氏家族更是群星闪耀。有人曾总结钱氏人才为：一诺奖（钱永健）、二外交家（钱其琛、钱复）、三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四国学大师（钱玄同、钱基博、钱穆、钱锺书）、五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钱昌照、钱正英、钱伟长、钱运录）、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后人中人才辈出，与钱氏家训密不可分。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就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可以说，在祖先家训的浸润下，钱氏家族后人于多个领域发光发亮，影响的又何止杭州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