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

郝海波

摘要：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礼制和伦理为联结机制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已趋于解体，乡村治理的内生机制严重不足，社会秩序塑构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乡村社会秩序失范的一个缩影。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更是促进乡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论文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实践为考察中心，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下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模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析农村高额彩礼演进过程中认知锁定的生成机制，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以期对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秩序有所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乡村治理;移风易俗;路径依赖;高额彩礼;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1）02-0092-010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高额彩礼的生成逻辑和触发因素都与这一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彩礼的功能异化既是乡村社会失序的体现，也会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失序，更凸显了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4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倡导移风易俗”“抓好移風易俗”;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对天价彩礼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教育引导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与此同时，不少地区也就贯彻中央要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落实措施，这可以说明推动移风易俗、构建文明乡风已纳入国家治理的宏观视野和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事实上，风俗治理的过程也是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塑过程，这既需要国家权威的积极介入，也需要社会力量的有效激发，否则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本文以河南省N县为考察中心，从路径依赖理论出发，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析农村高额彩礼演进过程中认知锁定的生成机制，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以期对推进移风易俗、构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秩序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问题提出和理论框架

（一）问题缘起

乡风文明不仅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更是乡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内在动力。推动移风易俗、构建文明乡风，有助于提高乡村文明程度，有助于强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助于激发农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彩礼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规范，是我国传统婚礼的必经仪式，并已成为存续数千年的风俗习惯。彩礼无论是作为国家的正式制度规范，还是作为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其生成和流行，既体现中华文明对婚姻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承载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系;既体现人们缔结婚约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人际真挚情感。彩礼在不同时期的种类及其展现形式有所差别，有时也有较为贵重的钱物，但就其本意来说“非重其物也，所以敬夫妇之始而勿容苟也”（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十三·昏礼门。。在河南省N县，民国年间，一般农户的彩礼就是一个花手巾包一个红纸贴，花手巾被女性用作顶在头上，红纸贴写着男方的生辰八字，境况好一点的人家会加银手镯、银耳坠或银簪等作为彩礼。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彩礼一般是四身衣服布料。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俗称三大件。大约从2000年开始，彩礼逐步货币化，金额也从开始的2000元涨到2005年时的“万里挑一”（10001元）。其后彩礼持续上涨，2015年时达到6-9万元，而同期的N县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07万元。与N县相近的M县也属于国家级贫困县，2017年时县城区域彩礼普遍在66-88万元，经济中等的乡镇农村彩礼在8-12万元，偏远乡镇都在13-20万元，最高的要价达25万元，而同期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1万元。同样，宁夏西海固地区2018年时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08万元，而农村彩礼普遍在20万元左右，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左右。这就意味着，一个农村劳动力不吃不喝至少20年才能攒下彩礼钱。这些地区60%以上的农村家庭会因为高额彩礼选择向亲朋好友借钱或向银行贷款。除了一次性支付的现金彩礼外，在不少地方“一动一不动”（一辆轿车、一套楼房）成为结婚的标配，更是加剧了农村居民的负担。

事实上，任何一项制度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异，从而难以实现其建构初衷和价值本源。农村彩礼在持续走高的过程中，也逐渐悖离其应然的价值取向。一是加剧了农村的代际剥削，让不少中老年人重新返贫，甚至许多人的余生都在还债中度过。二是加剧了农村适婚男性在婚姻市场的挤出效应，使许多家庭丧失了再生能力和发展动力，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三是亲情关系受到物质利益冲击，既诱发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也损害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上述情况表明，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农村高额彩礼越来越显示其不可持续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凸显乡村治理的危机。婚姻彩礼是在人的利他性和利己性整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在性，其社会属性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性和相依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彩礼的失范既伤害了社会伦理秩序，也必然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那农村彩礼持续走高，其背后的演化机理是什么？如果负面效应不断积累，并且受到诸多人的诟病，那为何仍被持续依赖，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自我强化逻辑？同样，从现实治理的层面，如何才能突破这种路径固化呢？这些问题既需要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也需要在理论上加以阐释。

（二） 研究回顾

彩礼问题受到中外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关注，目前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启发。在西方社会人类学家看来，彩礼是两个家族进行交换的集体策略，通过这种策略来实现劳动力的调整、财富转移和地位变迁。Schlegel A.and  R. Eloul，“Marriage Transactions： Labor，Property，Statu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0，no.2（June 1988），pp.291-309.而之所以产生彩礼，根源在于父母对子代婚姻的控制。Meillassoux，C.，“Maidens，Meal and Money： Capitalism and the Domestic Community”，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84，no.2（June 1982），pp.485-486.即子代需要依靠父辈的帮助来支付彩礼费用，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父代对其择偶决定的影响。Apostolou M.，“Bridewealth as an Instrument of Male Parental Control Over Mating： Evidence from the 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Journal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vol.8，no.2（2010），pp. 205-216.在彩礼的研究方面，当前学术界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一是关于彩礼社会功能问题。1.婚姻偿付功能。比如乌丙安认为，女子出嫁是劳动力的转移，彩礼是男方家对女方家庭劳動力转移的补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1985年版，第224页。再如《婚姻家庭词典》称，彩礼“可以补偿因女儿嫁出而蒙受的经济和精神损失。”陈克进：《婚姻家庭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页。 2.婚姻资助功能。比如费孝通认为，彩礼并不是对女孩父母的补偿，聘礼及嫁妆是男女双方父母为新家庭准备的物质基础。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页。曹锦清也认为，彩礼主要是用于女方置办嫁妆的费用。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3.财产分配功能。比如阎云翔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彩礼由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变为财富由上代向下代转移的新途径。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龚小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4.婚姻买卖功能。比如徐适瑞认为，男方向女方支付聘财后婚姻即告成立，具有明确的婚姻买卖性质。徐适瑞：《元代婚姻法规中的妇女问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5.家境展示功能。比如伊沛霞认为，“聘礼和回礼透露了双方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给两家制造了展示各自财富和生活方式的大好机会。”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莫里斯·弗里德曼也认为彩礼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显示男方家经济条件比女方家优越。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6.婚姻稳固功能。比如翟明安认为，赠送或接受聘礼不能保证男女双方不离婚，但却会对解除婚姻关系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翟明安：《跨文化视野中的聘礼——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婚姻聘礼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

二是关于高额彩礼的生成问题。桂华、余练认为，“娶媳妇难”导致女方在婚姻中的要价越来越高，从而诱发高额彩礼。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杨华也认为，农村超常规性别比极大地抬高了农村婚姻成本。杨华：《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何绍辉认为，天价彩礼产生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有关，社会结构因素为天价彩礼的形成准备了整体环境，而社会文化因素则为天价彩礼的形成与运转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何绍辉：《货币下乡与价值错乱——兼论天价彩礼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9期。高额彩礼是受到婚姻观念的变化、女性地位的提升、男女比例的失衡、女性意识觉醒和对平权的需求等的影响。曲文勇、王慧：《彩礼对当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靳小怡、段朱清认为，彩礼是女方衡量男方家庭经济能力的标识，男方家庭能够支付的彩礼价格越高，意味着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越强，越能保证婚后生活的质量，女方倾向于寻找支付高彩礼的男方，男方家庭则通过有能力支付高额彩礼而赚足“面子”。靳小怡、段朱清：《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6期。陶自祥认为，高额彩礼之所以一直存在，而且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要价不断上涨，与村庄面子竞争、地方性共识、通婚圈、传统婚姻模式存在很大关联。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

三是关于高额彩礼的危害及其治理问题。高彩礼一方面让家长饱尝辛酸和使新郎新娘背负债务，造成农村各项投资减少，过分宠爱新媳妇而使其脱离劳动，导致超生和早育，带来“换头亲”这种扭曲的婚姻方式，导致家庭关系恶化，引发大量民事纠纷等。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阎云翔在华北农村调研发现，以财产权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思想使得新娘和新郎采取合谋行为，加剧了彩礼要价，使得父辈陷入债务困境。Yan Y.X.，“The Individu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dewealth in Rural North China”，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11，no.4（December 2005），pp.637-658.李爱芹认为，高额彩礼导致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影响了父母晚年生活质量和养老。李爱芹：《婚姻要价、代际剥削与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基于对苏北C村的考察》，《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何绍辉认为，要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农村集体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农民树立婚育新风等方面来破除天价彩礼。何绍辉：《货币下乡与价值错乱——兼论天价彩礼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9期。周生虎认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部门协同治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作用，抓住“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加强对高额彩礼的治理。周生虎：《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高额彩礼的综合治理》，《行政与法》，2018年第7期。龚晓珺认为，治理天价彩礼的物质治本之策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观念治本之策则是树现代新婚俗。龚晓珺：《试析青年农民“因婚返贫”的非正式制度致因及其整体协同治理策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回顾，笔者发现既有研究关注了彩礼异化后的表象和危害，并从多个方面分析农村高额彩礼的生成逻辑，对我们认识分析农村高额彩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从民众心理认知方面分析农村高额彩礼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且对农村高额彩礼的治理路径和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待深入。基于此，笔者对农村高额彩礼认知锁定的内在逻辑和突破路径进行实证研究，这是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三） 理论框架

路径依赖最早是用来描述技术领域自我强化的一种现象，即技术系统一旦选择某一路径，就會在惯性的作用下沿着这一路径一直走下去。道格拉斯·C·诺斯是最早将路径依赖由技术演进领域引入到制度领域，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他认为路径依赖产生了报酬递增机制、利益有关因素和不完全市场。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版，第127页。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强化机制，如果制度变迁进入某一路径，惯性力量会让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从而产生路径依赖。经典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依赖既是一种“锁定”的状态，又是一种非遍历性随机动态过程，并且强调系统变迁中的时间因素和历史的“滞后”作用。尹贻梅、刘志高、刘卫东：《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地理研究》，2012年第5期。这就是说，路径依赖是由历史和当前状态所决定的，是一个随机的、情境的过程。同时，路径依赖又是一种锁定的状态，既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有效状态，进入良性循环而不断优化;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状态，进入恶性循环而不断恶化。

认知锁定又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惯性，即人们的认知被锁定在某种不断强化的路径上。基于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不少人认识到路径依赖是一种社会认知现象，进而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路径依赖。诺斯后期认识到人们基于现实的主观认知在路径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而从人类的认知模式方面解释其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他们所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建构了人类的行为变化，过去衍生的制度和信念影响人们的路径选择。道格拉斯·C·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诺斯构建了一个从现实诱发信仰、信仰引发制度、制度引入政策、政策改变现实、现实修正信仰的经济变迁过程，并强调人们是用自己的认识来设计制度。道格拉斯·C·诺斯、胡志敏：《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所以，认知成为解释制度构建和制度惯性的微观基础的信心，信念、信仰、认识等主观认知模式左右着制度变迁的路径，认知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制度变迁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

彩礼是存续几千年的风俗习惯，并且这一风俗习惯在乡村社会保留得更为完整，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具有产生路径依赖的初始条件，而其不断强化、持续走高的发展轨迹更契合路径依赖理论。而在农村彩礼长期的积累和重复过程中，社会公众形成了深厚的攀比心理、从众心理和补偿心理等思维定势，他们的认知被锁定在高额彩礼这一程式化的认识上。从思维模式上看，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和注意就会对民众行为产生影响，而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认知，从而强化高额彩礼的认知锁定。

二、风俗的异化机理：农村高额彩礼认知锁定的发生逻辑

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既是民众对国家政治过程的回应，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产物。习俗是根植于人内心的认知，也是外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人们的行为模式。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人的机能的实现是行为、认知和环境因素三者相互决定共同起作用的。艾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林颖、王小明、胡谊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从社会情境、主体认知和主体行为三方互动角度，来探讨农村高额彩礼认知锁定的发生逻辑。

（一） 社会变迁和认知启动

“人与环境因素是互利互惠式地相互影响，所以人在部分上是其历史的创造者。”艾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林颖、王小明、胡谊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人们的认知既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同样人们的认知，也在影响着社会变迁。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的、情境的过程，早期的偶然性事件可能影响后来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路径。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也必然带来人们认知和观念的巨大改变。

首先，农村高额彩礼是一场发家致富的竞争在象征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的面子上的反映。据N县S村党支部张书记反映，当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彩礼也就是一辆自行车和十件衣服，但当地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出手就大方了，女方也与给彩礼多的比，都觉得给彩礼多就有面子。同样，N县Y村村民也证实了这点：“以前彩礼都差不多，大家都没有什么钱，后来就是一些大户带的。”所以，经济发展造成了乡村社会由普遍性贫困向贫富分化的转变，而贫富分化也导致人们对彩礼的认知与社会地位、社会声誉挂钩。

其次，经济发展催生了彩礼的货币化，这为农村彩礼持续走高带来了便利。在2000年以前，N县的农村彩礼多以实物的方式呈现，例如以自行车、录音机、衣服等方式出现。其他地区也较为类似，比如山西省R县的郑女士称：“我是1989年结婚的，我们结婚时的彩礼虽然也给一点钱，但主要是给一些东西，衣服得找裁缝做，所以婆家过礼时还会给布。”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从简单的几块布到几件衣服，再到一辆自行车、一台家电等等，确实能给人幸福感。但按照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地发展，因为在较低层次上的需求往往是同质的、单一的简单需求，而一旦随着需求层次的提升，需求的内容将会朝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的激励理论》，《心理学周报》，1943年第50期，第370-396页。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物品的稀缺性得以解决，这些物品所承载的欲望强度也越来越有限，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的趋势。按照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解释，货币是最具流动性的资产，也最容易转换成其他经济媒介，最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需求。山西省R县的郑女士称：“现在这些女孩啥也不缺，你买的东西人家也看不上，哪有钱好，想买啥都行，不买东西也可以存着。”所以，随着农民货币性收入的增加，N县农村大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逐步加大货币在彩礼中的比重，到2000年以后基本完成了彩礼的货币化。人们形成了彩礼货币化的偏好，而人们选择偏好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又助推了彩礼的持续走高。

最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增强了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能力。由于计生政策伴随的选择性生育，以及大量农村女性基于婚嫁的考虑向城镇或发达地区流出，导致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农村地区。在N县，每个村都有不少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以至于该县民政局干部称：“将来乡镇敬老院都得扩建，否则不够用了”。因为适婚女性资源的稀缺，增强了女性婚姻要价权，男性也只能付出“高价彩礼”或满足女方提出其他条件来获得婚姻的机会，这也导致人们认为只能多花钱才能娶上媳妇，并把女性身价与彩礼多寡联系在了一起。

（二） 社会比较和攀比心理

攀比心理是一种不甘落后的社会心态。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类具有将自己与他人比较以便从中确定自我价值的心理倾向。Festinger L.，“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Human Relations，vol.7，no.2（1954），pp.117-140.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性存在，人们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收益、价值和意义的偏好，这种偏好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改变人的行为。社会比较可以分为上行比较、平行比较、下行比较和建构性比较等。邢淑芬、俞国良：《社会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1期。所谓上行比较，就是人们有与比自己境况好的人进行比较的偏好和冲动，并在差距中进行自我评价，而人们在向上比较中可能会把自己的目标状态定位在较高的等级或状态。一方面，农村富裕的家庭支付了较高的彩礼，而其他人家在与富裕人家的比较中也会把目标定位在较高的彩礼上。正如N县S村党支部张书记证实，一些人富了起来，出手就比较大方，大家都跟着学，彩礼很快就涨了起来。另一方面，女方要价和男方还价“彼长此消”也成为激活攀比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你要给的比他们家少，这亲事就免谈”。所谓平行比较，就是社会个体会与具有相似境况的他人进行比较，从而获得相应的认知或评价。笔者在N县了解到，该县一女孩子与男友两情相悦，女方得知她一同事得到的定亲礼是6万元，而他男友家只出5万元，女方觉得“被人比了”，双方家庭就在彩礼金额上产生争议，最后不欢而散。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组织的调研也证实了这点：临近村组嫁女的家庭，往往会以彩礼的高低比較婆家的家庭财力状况，从而衡量女孩子的婚姻生活质量，这也助推了高彩礼现象的发生。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我区城乡高价婚嫁彩礼现状的调研报告》，2018年12月。所谓下行比较，社会个体会与比自己境况差的人进行比较，以便维持其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比如，江苏省S县一中学女老师本打算不要彩礼，都准备和男方领结婚证了，但一同事说““你还不如我们家那里的一个小楞子（注：方言，一般指有点智障的人），人家还要十几万元”。女的一听就要15万彩礼，最后10万成交。所谓建构性比较，就是社会个体会在头脑中主动建构他人可能是如何想、如何做的，以便获得自我评价的一种方式。调研中不少村民表示，如果不收彩礼或收彩礼少了，害怕闲言碎语说自己家女儿“有毛病”“不值钱”，或怕被人说男方不把女家当回事。这就是典型的建构性比较，对自我的认识依赖于对他人眼中的“我”的认识。

（三） 社会归属和从众心理

从众一般是指在群体的压力或诱导下，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认知或行为的一种现象。“从众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之相似性和一致性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是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前提，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转运的重要机制之一。”文明、乐国安、文军：《对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从社会功能方面，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具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从正向功能讲，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有利于个体适应外部环境和被群体接纳，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的塑构。从负向功能来讲，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和个体的惰性，进而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从调研地区来看，无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基层干部，都认为天价彩礼不合理，这造成不少生子或多子家庭不堪负重，却又无可奈何。女方索要高价彩礼，除了为未来的小家庭谋取利益外，就是“人家都要，我干嘛不要”“人家都要我不要，会被别人说”。正是因为别人家都要彩礼，自己家也就跟着要，而且不能比别人少，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就会成为“另类”。对男方家而言，大多是随大流的心态，看别人家给多少，自己家也只能这样。而在婚姻市场上缺少定价权的家庭，只能相信“我们必须把孩子拉扯成家，没有办法，只能多花点了，债慢慢还吧，大家都一样。”高额彩礼驱动下的民众，既有感性因素，也有理性因素，既有情境压力下的被迫的从众心理，也有模糊情境下产生的盲目的从众心理，还有习以为常的自愿的从众心理。虽然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趋向消解，但仍是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群体性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提供情感联系、团结和安全等社会安抚功能，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宿;另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社会控制，强调群体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与城市的社会结构不同，大多数地区的县域范围仍属于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仍然遵循差序格局的基本范式，这就为从众心态的蔓延和强化提供了便利，农村高额彩礼实际上是跟风之作。

（四） 社会焦虑和补偿心理

所谓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其既可能由于社会成员分化加大，而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成员便会出现焦虑的心理倾向;也可能是由于社会快速变动，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而诱致社会成员的心理焦虑。吴忠民：《应重视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3年第2期。中国过去几十年以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表现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群体快速分化。虽然诱致不同社会成员无所适从、不安全感或迷失焦虑的因素有所不同，但这种焦虑心理和状态无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焦虑本质上是内心缺少安全感，当安全感欠缺时，人们往往会通过补偿策略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这就是补偿心理。

补偿心理作为一种心理适应机制，通常泛指社会个体由于主客观因素而产生心理偏差时，企图采取补偿措施来达到心理平衡的一种心理倾向。金钱不仅是商品交易媒介，而且还象征物质自由度，金钱不仅能给人带来生理的安全感，而且能带来心理的安全感，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焦虑缓冲器的作用。可以说，当缺乏心理安全感时，决策者在动机上渴望得到金钱，在认知上关注金钱获益，在行为上力争确保在金钱维度获益。陆静怡、王越：《心理不安全状态下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5期。在金钱补偿机制的作用下，越是焦虑感强烈的社会个体对金钱的占有欲望会越强烈，也可能采取更能获取金钱利益的行为。在发展滞后的社会里，社会成员可能更会关注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同样，一个社会境遇较差的人对经济收益的渴望也可能更加强烈。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彩礼数额可能越大。同样，上述分析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群体中男方自身及家境条件差的，女方越倾向于索要高彩礼;女方自身条件及家境好的，对彩礼要求越不苛刻。以河南省M县为例，如果一农户中有两个以上男孩未结婚的，女方要的彩礼都在15万至25万元。山西R县郑女士称：“男方家庭条件好的或男方有本事的，女的就不争彩礼了;女的有本事，人家也不在乎多少彩礼了。”N县民政局干部G某也证实了这点：“女方多要彩礼还是要个保障，还是对将来的生活比较担心吧。”可以说，补偿心理在农村高额彩礼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心理暗示作用。

三、风俗的治理机制：农村高额彩礼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移风易俗摆上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切入点，也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理解，移风易俗本质上是旧制度的去制度化和新制度的建构维系过程，既包括对人们行为模式的改革，也包括人们观念认知的改变，最终是实现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社会公众天然具有分散性和趋利性，这也预示着移风易俗的制度变迁更依赖于政府权威的外部驱动，即使是内部驱动也依赖于外部驱动的激活和规引。所以说，移风易俗事实上是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实现社会整合，降低社会运转成本，优化社会秩序的一个过程。从2016年8月开始，N县开启了由县级党委政府主导的农村高额彩礼整治为重要内容的移风易俗之路。

（一） 体制場域：政府内部动员和乡村治理权威重塑中国话语中的政府往往并非狭义的行政机关，而是包括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社会团体等所有公共权威的合称。

无论是国家治理抑或社会治理都离不开政府内部动员的有效运转，政府内部动员能力可以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体现。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内部动员也是农村高额彩礼有效治理的前提。

一是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扁平化结合，实现治理力量的有效整合。按照我国的行政体制，横向结构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党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共同组成，而纵向结构则是指政府的不同层级。在县级层面，N县成立由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为副组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领导小组，小组的成员有县委办常务副主任、县政府办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监察局局长、统战部副部长、县教体局局长、县民政局局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各乡镇党委书记，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并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在乡镇层面，成立由乡镇党委书记为组长，其他党政负责人为副组长，职能科室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在县级部门层面，成立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组长、部门副职为副组长、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村级层面，成立由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村“两委”班子成员、红白理事会理事、群众代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这种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扁平化结合的动员体制，在横向层面有利于防止权力的碎片化，在纵向层面有利于防止等级化带来的层级节制，提高了治理的效率。

二是重塑村级组织权威，提升其动员能力。我国的村“两委”组织可以说是行政体制的组成部分，其动员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效果。N县开展软弱涣散村级组织专项整治，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成员。县里统一要求全县所有行政村建立“红白理事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德高望众、热心服务、公道正派的村民组成，负责全村婚丧事务的操办。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乡贤”评选活动，发挥当代乡贤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实现对社会精英的体制吸纳。

三是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强化动员的驱动力。荣敬本等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其后周黎安又提出了“行政发包制”的概念。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发包是县域治理的常见方法，就是县级政府向县级部门和乡镇、村（社区）层层传导行政压力，确立结果导向和竞争原则，强化绩效考核，以此推进县域发展目标的实现。N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各部门及各乡镇的目标任务，县、乡、村三级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县文明办与全县42个文明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推进移风易俗工作。2016年8月，N县宣传部出台了《关于规范和加强农村红白理事会建设狠刹大操大办歪风的实施意见》，将“制止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倡导和谐节俭文明新风”工作纳入各乡镇（村）、县直各部门的年度考核范围。2017年4月，N县委宣传部又印发了《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方案》，将移风易俗工作情况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此外，N县还规定，各级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为本地区本部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其负责领域（区域）因严重大操大办、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县委县政府还将移风易俗纳入意识形态责任制，纳入乡镇目标考核体系，坚持每月调度一次、每季度评比一次，并把结果通报全县。县文明办、县委办、县政府办对各单位各乡镇的移风易俗情况进行督查，对活动开展好的予以表扬，对活动开展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并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各乡镇也把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村级年度考核内容。

（二） 制度场域：强制性制度供给和政府主导的诱致性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是制度供给主体实施的制度创新和创设的过程，而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制度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合作博弈。按照供给主体不同，制度供给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供给和诱致性制度供给。强制性制度供给是外源性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供给则是内生性制度变革。

一是强制性制度供给。政府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公共性，因而政府能够有效地推动制度供给。早在2014年8月，N县委和县政府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明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等事宜有关纪律的通知》，对公职人员操办婚丧等事宜的宴请范围、宴请规模、仪礼规制等作出规定。2016年9月，N县委宣传部出台了《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参考标准》，要求全县居民的订亲、彩礼不得超过3万元;喜宴严格限制，帮忙人员吃大锅饭，街坊邻居一律不吃酒席;农村饭菜烟酒每桌标准不超350元，县直单位人员不得超过500元;迎亲车辆不超6辆等。2017年，N县委宣传部又出台了《推动“移风易俗树文明乡风”有关事项参照标准》，在重申前项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出要取消新人的下聘礼金，严禁攀比跟风，不举办乔迁新居、庆生祝寿、升学留学、参军就业等喜庆事宜。

二是政府主导的诱致性制度供给。政府是制度的最终供给者和权威认证者，单纯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制度供给在实践中也是较少存在的，而往往是政府与民间合力的制度演进。2016年8月，N县委宣传部出台的《关于规范和加强农村红白理事会建设狠刹大操大办歪风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县所有村把加強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狠刹大操大办、制止奢侈浪费的重要举措，并把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列入村规民约，并规定彩礼等标准不得超过县里制定的红白事参考标准的上限。2017年4月，N县委宣传部要求各乡镇政府统一制定本乡镇红白事参与标准，各村红白理事会参照乡镇标准制定本村红白事标准。同时，明确要求各乡镇、各街道做到“两个普遍全覆盖”：红白理事会普遍建立起来，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并要求彩礼不高于3万元，媒礼不超过3000元，每桌不超过350元。比如，N县B村的红白理事会章程就规定，要破除婚丧嫁娶中的铺张浪费、愚昧落后的习惯，倡导新事新办、婚事从简的婚嫁理念，订金彩礼不超过3万元，红事宴请每桌不超过十菜两汤且不超过350元。

（三） 机制场域：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

制度出现是为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而激励机制又是制度效用的保证。不同制度的落地能力之所以有差异，就在于制度交易成本和激励相容性的不同，从而导致制度结果也不同。田国强、陈旭东：《制度的本质、变迁与选择——赫维茨制度经济思想诠释及其现实意义》，《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激励既是激动人心理动机的过程，也是引导人行为向制度预定目标前进的关键动能。按照强化理论，可以将激励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正向激励，就是对人进行正向强化，使某类行为不断重复。反向激励，就是对人进行反向强化，使某类行为减弱或消失。

一是宣传引导激励、示范激励、参与激励、荣誉激励等都属于正向激励。在宣传引导激励方面，N县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开设“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专栏，刊发《致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向群众分发移风易俗倡议书和万年历，举办移风易俗道德讲堂，利用村头广播、宣传栏、文化墙等宣传引导群众知礼俗、懂政策、倡节俭。在示范激励方面，N县紧盯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乡贤孝贤等模范群体，实行一承诺、两报告、三不超、四严禁的婚丧礼俗制度，全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签订了承诺书，自觉成为移风易俗的先行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再比如，N县宣传部会同相关部门举办公益集体婚礼，组织新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向广大群众传递移风易俗正能量。在参与激励方面，在乡镇政府的指导下，由村“两委”组织推选德高望众、热心服务、公道正派的村民参加红白理事会，负责全村婚丧事务的操办，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荣誉激励方面，在全县积极开展“乡贤、孝贤”“好家风、好家训”“好婆婆、好媳妇”“十佳道德模范”等10项评选活动，村、乡、县三级每年年底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二是纪律激励、孤立激励、批评激励、信用约束激励、处罚激励等都属于反向激励。在纪律激励方面，N县印发《党员领导干部严禁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纪检监察部门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红白事划定“红线”，组织部门将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纳入党员干部管理和驻村工作内容。县、乡要求各村普遍建立公开承诺和登记备案制度，即村级红白理事会印制红白事操作承诺书并进行逐户签订，以此来规范约束村民红白事的操办;凡办理婚丧嫁娶事宜，村民事先要向红白理事会申报邀请客人范围及人数、宴席桌数及标准，在红白理事会建立台账，登记备案。在孤立激励方面，对于不遵守红白事相关标准和规定的村民，村“两委”干部和红白理事会成员会第一时间劝止，对于不听劝阻的，红白理事会不为其提供理事服务，全村村民不得参与其红白事，给其制造压力。在信用约束激励方面，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中推行文明节俭办喜事承诺制，家家与红白理事会签定承诺书，各村公示栏对村内红白事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强化信用约束。在批评激励方面，对收取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村民，村头大喇叭进行曝光，让违反规定的村民“露露脸、丢丢丑”，也“出出汗”。在处罚激励方面，对违反村规民约和红白事相关规定的，责令其在村内打扫公共卫生;对情况严重者，取消其参与评选村内各项荣誉和奖励以及享受惠民政策的权利。

四、结语与讨论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农村社会结构也趋于松散，农村社会的整体性趋于崩溃，与之相对应，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高额彩礼的生成发展也是这一变革的缩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秩序重构、价值重塑和认同凝聚，无论是对政府抑或社会都是一个全新而富有挑战的课题。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历史传统不同，中国历来就是国家引领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是一体两面的共生共存关系，国家是社会的守护者，社会的有序发展依赖于国家权威的有效实现。特别是在原有秩序共同体趋于解体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秩序的塑构更加依赖于国家权威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治理社会的过程。

在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制度逻辑中，国家通过结构性嵌入和制度性嵌入为乡村社会秩序重塑提供稳定的基础和强有力的保障。但也要防止由于决策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极有可能造成制度偏差和失效，甚至失败。N县移风易俗发展至今，一是需要避免地方核心行动者追求短期政绩和“人走政息”的问题;二是需要理解风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文化价值、伦理价值和教化功能，不能忽视了文化的自主性，因而移风易俗应该是“扶正祛邪”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而不应是激进式的新旧制度的简单更替，防止政府陷入理性膨胀的路径依赖之中。三是移风易俗的过程中，虽然发挥了政府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但也要注重社会内生力量的激发，注重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作中实现治理合力的最大化，防止政府的内卷化。

（责任编辑：林赛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