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费哲民导演的一出“双簧戏”

陈独秀几乎绞尽脑汁欲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为建党营造思想舆论环境。邵力子提议，由陈独秀和费哲民同演一出“双簧戏”。“双簧戏”中，陈独秀公开亮出了“阶级战争”的旗帜，这个学说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纲领。

一个出生于钱塘江畔的“小铜匠”，竟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有过一段交往，还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受陈独秀之托办报纸

1913年3月20日，20岁的小铜匠费哲民为寻找革命道路，毅然来到上海。因为看不惯旧上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现象，他和好友赵石龙发起并组织了“俭德会”，倡导俭朴之风。他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刊登五条守则，即“不狎邪、不赌博、不以酒肉结交、不穿华服、不轻寒素”。一时间，“俭德会”声名鹊起，入会者蜂拥而至，影响颇大，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在校内响应。之后，《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陈独秀挚友）约见了费哲民，推荐他去《勤俭日报》当记者。

1919年3月，费哲民见到了陈独秀。在他眼里，陈独秀不仅是一个性情率直的革命领袖，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总司令。5月7日上午，上海各界57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费哲民和工运领袖沈若仙一同发起成立“中华国民救国团”，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不久，传来大批爱国学生被捕的消息，费哲民当日拟了一则《中华国民救国团致各省电》交给邵力子。6月6日，《民国日报》刊登此电文，称“普天同愤，希主持公正，营救学生”。此文如一炬星火，引燃起熊熊大火。第二天，“6·7”沪宁大罢工和示威游行席卷了上海滩。

某日，邵力子将费哲民、沈若仙一同召去，转达了陈独秀的嘱咐：上海的民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急需要舆论阵地来贯彻其主张。因而，陈独秀打算恢复《国民日日报》，由费、沈两人负责主编。《国民日日报》原是陈独秀和章士钊创办的，后被清廷查禁停刊。多年来，陈独秀一直想要复刊。费哲民和沈若仙接受了陈独秀的重托。

7月24日，新的报刊正式出版。然而，由于抨击腐朽政治过于激烈，仅出版180天便被查禁了。

同演“双簧”，陈独秀亮出建党纲领

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与费哲民久别重逢，陈独秀说：“你要有彻底的觉悟，多阅读《新青年》杂志，多接受新思想、新学说。”

那时，邵力子住在离报馆不远的南洋桥三益里，费哲民常去拜会，经常与陈独秀相遇。后来他才知道，两位尊长聚在一起，悄悄做着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费哲民提出入党申请。陈独秀则希望他与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多接触。陈独秀说：“你就不要做党员了，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当时，《新青年》正在进行“解放思想”和“改造社会”的讨论。陈独秀几乎绞尽脑汁欲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为建党营造思想舆论环境。邵力子突然想起两年前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他提议，由陈独秀和费哲民同演一出“双簧戏”。三人一拍即合。

于是，费哲民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探问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信中说：“虽然文化运动红灼灼、热烘烘，是极可喜的事。但照我想来，这未必可喜……现在，最动人听闻的声浪便是‘解放和‘改造这些名词，要说到底实践了多少，这我实在说不清。新中国、新社会固然很好，不过那背后的军阀、官僚和那些肮脏的空气，究竟有什么方法能够铲除呢……”

接着，他以较大篇幅提到需要研究的三个问题，即妇女问题（如何对待妇女、妇女社交公开、男女自由恋爱等问题），青年问题（如何对待青年受新思潮影响而对现实不满，要求过世外桃源生活而不得，继而选择自杀等问题），劳动问题（如何对待劳工解放及解放以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的问题）。“上面三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圆满解决。现在，就请你在《新青年》杂志里给我一个答案，我感激你！”费哲民诚恳地写道。

从1920年9月出版的8卷1号起，《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就在这一期，陈独秀发表了《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勞动三个问题”》一文，他写道：“……我认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地位低，一边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边还得去做东家的奴隶;对于自由恋爱的问题，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找新生活和世外桃源？对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是除阶级战争外，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在这里，陈独秀公开亮出“阶级战争”之说。后来，这一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纲领。1921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陈独秀将费哲民介绍给孙中山

《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后，印刷点是郑佩刚和费哲民一起经营的华强印刷所。陈独秀要求他们创办工人刊物和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费哲民和郑佩刚商量，创办了一个面向工人团体的新文化图书馆，主编《自由杂志》，还在华强印刷所设了一个通讯处，秘密编印进步书刊。陈独秀给予了支持。

1922年3月，新文化图书馆被查封，费哲民也被通缉。躲在朋友家的费哲民得到郑佩刚的口信：陈独秀劝他离沪赴粤。一个星期后，陈独秀到达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将费哲民介绍给孙中山。随后，费哲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45年，他参加了由孙中山副官黄惠龙和几名国民党老党员发起组织的“中华革命勋绩同志会”，被选为常委，奔走于重庆和南京之间。他和邵力子一起呼吁两党合作，停止内战。1948年秋，费哲民与邵力子一起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移居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费哲民曾递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被誉为“红色教授”“红色老人”。费哲民的女儿费民声说：“爸爸结识了陈独秀，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因而他成长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从而信仰共产主义。”

（水云间荐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