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民国赌博乱象

鲁迅在《四论“文人相轻”》一文里写道：“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钱下注的人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和庄家是一伙的，也就是‘屏风，目的是引得蠢才眼热，也来赌钱，然后掏空他们的腰包。”

民国年间，赌博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民间有“十人九赌”的说法。鲁迅对此颇为关注，他在给作家曹聚仁的一封信里说：“中国历史应该重编一部，比如需要着手的有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等。”那么，鲁迅笔下写了哪些赌博乱象？

鲁迅认为“赌博，小则败家，大则亡国”

国民党曾发行彩票，鲁迅认为这近似赌博。在《中国的奇想》一文里，他批评说：“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来维持（发展）的摩纳哥王国，但就常理说，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大则亡国。”

在《观斗》一文里，鲁迅观察到斗禽鸟也夹杂着赌博。他写道：“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不仅）围着呆看，还赌输赢。”

此外，鲁迅也关注过赌徒的心理，认为赌博是为了满足“赌趣”。他在《读书杂谈》一文里说：“真正的赌徒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

在《阿Q正传》里，鲁迅把阿Q描写为一个赌徒：“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上，阿Q汗流满面地夹在中间，声音最响亮：‘青龙四百！‘咳——开——啦！庄家揭开盖子，也是汗流满面地唱……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吟唱下，渐渐进了别人的腰包。”

鲁迅曾研究过赌博方法

为了创作，鲁迅还研究过赌博的方法。他曾专门画了一张详细的赌博方法的图示，并说明了具体的赌法。他还向《阿Q正传》的日文译者山上正义解释了押牌宝中的“角”和“穿堂”：“把赌注压在角和穿堂的人，则与两侧的胜负相同，如两侧为一胜一负，则角和穿堂无胜负。”

对于庄家在赌场上设局骗钱和打人抢钱的勾当，鲁迅也知晓其底细。他在《四论“文人相轻”》一文里写道：“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钱下注的人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和庄家是一伙的，也就是‘屏风，目的是引得蠢才眼热，也来赌钱，然后掏空他们的腰包。”庄家多是一些地痞流氓，绍兴人谓之“空手人”“拆白党”。所谓“屏风”就是赌托儿，鲁迅对他们的骗术非常清楚：先让你赢，吸引你，然后再把你的钱骗光，也就是“将欲取之，必始与之”。

对于庄家打人抢钱，鲁迅在为《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时写道：“这是赌场庄家常干的勾当。假如村民赢了，他们的同伙就来找碴斗殴，或者冒充官员抓赌，打人抢钱。”

为何鲁迅关注赌博问题

为何鲁迅关注赌博问题？大致有三点原因：

一是为了了解社会病状。娼赌毒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角，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病态行为，是与黑暗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病状。鲁迅一生都在研究当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各种病态，所以他自然不会放过赌博这种社会病，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把阿Q写成赌徒，就是鲁迅观察社会和人物行为的结果。

二是鲁迅关注赌博可能与其经历有关。鲁迅的一个近支族人就是因为沉溺于赌博而早亡的，鲁迅曾为此深为叹息。此外，鲁迅也受过赌徒的扰害。他在北京寓居绍兴会馆时，邻居经常夜赌吵闹，导致他无法入睡。鲁迅深知赌博是一种能祸国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极深，必须要消灭这种社会病。

三是创作的需要。写人物赌博，自然要了解赌博的方法，还要了解赌徒的心理，这样才能写得生动。

据史料记载，赌风充斥着整个民国时期，但历届政府没有根治赌风的办法。比如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一方面禁赌，另一方面又公开或变相地鼓励赌博。

如1927年和1932年，广东省财政厅几次公开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等赌博项目，借此增加所谓的“防务经费”，议员嗜赌成为民国社会一大特色。

官府在禁赌上往往是前院紧、后院松，禁民不禁官。当时舆论指出：“官府嚴禁赌博，对人民雷厉风行，监禁者有之，罚办者有之，而官署深处，依然喝雉呼卢，十分投入。此固人人所知，而亦人人所不敢过问者也。”

北洋政府的官员贪赌，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边忙着内战，一边从政府官员到士兵带头赌博，社会风气越来越浊化，最终走向了覆灭。

（《北京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