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近郊乡村遗产旅游支持及参与意愿的内生动力解析
——以青岛凤凰村为例

徐 敏韩树娟石 峰

特定的区位条件给具有优质乡村遗产资源的存续带来机遇以及挑战：文化繁盛与品质旅游使得优质乡村遗产资源日益成为都市近郊区域旅游的主要目标之一；而都市建成区对近郊区域持续的辐射和吸引力所带来的空心化、老龄化等现实问题又给这些优质乡村遗产资源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带来诸多难题。洞悉影响此类优质传统村落的居民意愿，尤其是留守的特定村民群体支持与参与旅游意愿的内生动力与影响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同类都市近郊区域优质乡村遗产旅游地在旅游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难题，并能对地方政府发展市郊乡村休闲旅游等政策提供针对性建议，助力乡村振兴。

涉及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村落（型）遗产地旅游居民态度及其影响因素[1-4]的文献较多，涵盖概念、指标体系[5]、旅游转型升级[6]、农地旅游化流转[7]、空心村旅游[8]、城市化与旅游地生命周期[9]等议题；研究方法涉及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半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网络文本挖掘及分析[10]、结构方程模型[2]等。相较之下，涉及都市近郊区遗产型乡村旅游地的相关研究，尤其是遗产型乡村旅游地居民意愿的内容不多，且以游客（满意度）视角居多，而以留守的特定村民群体为对象探索都市近郊优质乡村遗产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参与意愿及其发展对策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国家级传统村落——青岛即墨凤凰村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村落留守居民旅游发展意愿的定量分析，探索都市近郊优质乡村遗产旅游地的居民支持与参与旅游意愿的内生动力。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2013年入录第二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凤凰村，位于山东青岛即墨金口镇社区，距离即墨市中心直线距离35km，距离青岛中心城区约60km，是青岛近郊3座国家级传统村落之一，也是典型的沿海经济中心城郊乡村遗产旅游地。村落为明永乐间房氏由云南乌沙卫“歌乐屯”大规模移民来此戌守海防而发展起来[11]，亦见证了明清两代金口开埠以来海商文化的繁荣。至今村落中心区仍保留房氏明清宅邸群数座，体现明清两代北方官式民居群的典型特色，村落亦形成了以该民居群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村落形态，目前的初步旅游建设与环境整治均以此为基础展开，形成东西主街，南北辅街的旅游参观格局（图1）。2013版凤凰村保护规划[12]将依托优质传统村落整体资源的遗产旅游作为未来引导乡村复兴的主导方向，并通过政策引导，投资兴建基础设施（道路与停车等），积极发展村域旅游。

图1 村域主要遗产资源区域示意图

与此同时，据2018年数据，凤凰村共计176户，户籍人口615人，其中常住人口392人。且自2008至今的10余年间，村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态势（图2）。参考往年数据，凤凰村18岁以上居民比例约为85%，按此，参与问卷的潜在目标群体约为330人，考虑到村镇周边务工外出致夜不归宿等流动人口比例，则长期留守村落人口可能低于300人。村域内宅基约280座，其中114座为6月以上无人居住者（41%），可见村落的空心化之严重。另外，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与问卷调查中≧60岁人口占比50%相印证，反映出村落老龄化之严重。这两个现实问题使得村落旅游初涉阶段的潜在参与主体落在了留守居民群体上。

图2 2008年—2018年凤凰村人口概况

笔者于2019年8月在凤凰村当地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并辅助深度访谈的方式，由于时间等原因限制，采取了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就当地村民对于本村发展遗产旅游的支持与参与意愿进行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09份，回收问卷109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04份（95.4%）。调查户数及人口详情参见图3。其中非空闲住宅166座，入户问卷涉及89宅（覆盖率53.6%）。

图3 入户问卷调查覆盖村落宅基概况

2 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按照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凤凰村仍处于旅游发展的初涉阶段。民宿及餐饮等相关旅游接待产业尚未出现，除个体经营的小商店，村里基本无人涉及旅游相关产业。据巴特勒（Butler，1980）等学者的研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同旅游地发展程度有关，初涉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待旅游的态度更为积极。位于起步阶段、具有典型遗产资源的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居民意愿的因素有哪些构成？参照前人研究，张欣然、江增光将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总结为人口统计学特征、距离感知、地方感和社区依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知识了解度、居民旅游活动参与等几大类项[13-14]；何旭等认为农户适应旅游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分为人力资本、认知因素、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4个方面[15]等。概言之，影响居民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①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体条件：如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条件以及旅游相关培训等。

②空间距离：基于旅游参与度存在空间差异[16]，“核心区/缓冲区”[3]，李东泽认为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17]等体现空间差异性的因素是影响居民旅游态度的重要因素。

③微观尺度的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对于乡村旅游开发意愿有重要作用[18]；人力/物力等资本如旅游创业劳动力人数、参与机会与参与能力；家庭收入、经营资产[16]；家庭旅游创业收入比重等，以及家庭住房条件及参与开发的形式等因素。

④旅游潜力认知相关：朱鹤等认为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旅游支持度[19]；其他如资源禀赋[20]、旅游资源情况[21]、旅游知识普及度[22]、对优势旅游资源、民族传统习俗等认知[23]。

⑤旅游成本（感）及获益（感）[24-25]：王纯阳等总结为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方面的获益感[2]；参与效果感知；旅游收入；旅游经济效益评价等，预期收益和风险感知[4]。

⑥其他：如地方感[19，26]、社区依赖[25]，以及社区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其他因素等。

鉴于此，本文将影响村落旅游发展支持与进一步参与意愿的假设分为个人条件及家庭资源、旅游潜力认知及获益感几个方面，并提出以下5个主要研究假设。

H1：村民对村落区位便利度的支持会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H2：家庭再生产资源（尤其是土地、人口）会影响到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H3：村民的自有住房条件会影响到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H4：村民对村落旅游资源的认知和对旅游现状的观察会影响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H5：村民对于从现阶段旅游发展政策获益度的感知会影响到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按照以上假设，将每一假设的影响因素逐一加入模型，设计逐次涵盖各个假设的Logit嵌套模型（表1）。

表1 研究假设与嵌套模型设计

此外，本文在村民对旅游支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村民对于村落旅游相关产业的参与程度分为三级——不愿意参与、态度暧昧、有明确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对村民村落发展乡村旅游的参与度进行探索，自变量主要来自上述Logit模型中影响显著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第二个嵌套模型，即Ologit（Ordinal Logit，下同），嵌套模型（结果参看表4）。

3 变量描述与分析结果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有二：一是凤凰村村民是否支持本村以乡村遗产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由于支持意愿是二分变量，拟采用Logit回归模型建立村民支持该村遗产旅游意愿的方程，取值为0表示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取值1为明确表态支持；其解释变量是影响其意愿的各项因素。据研究假设的15项自变量及描述参看表2。二是村民参与本村以乡村遗产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的意愿，该变量为递进分类变量，拟采用Ologit回归模型建立村民参与该村遗产旅游意愿的方程，取值1表示完全没有意愿参与，取值2为中间态度；取值3明确表态愿意参与；自变量分为控制变量（个人条件），以及在上述Logit模型基础上显著的各项自变量（表4）。Logit及Ologit模型函数及表达式参见常规，此不赘述。

3.1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104份问卷中，持明确赞成村落旅游的为93人，占比89.42%，即大部分人对于村落发展遗产旅游持比较欢迎态度。在未来五年是否有意愿参与到（以自主经营或自愿参与）村落旅游中来，则持明确有意愿态度、中间态度、无明确意愿态度者分别为59（57.84%）、11（11%）、32（31.37%）。其他变量情况参看表2。

表2 样本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①个人条件：参与问卷调查的男女分别为44.23%与55.77%，比例基本均衡；因此从年龄结构上看，18～49岁以上的青壮年劳力占比较低（16.34），而50岁及以上人群占比83.66%，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而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上水平（76.92%），收入普遍以年收入1千元以下为主（50.96%）。

②区位便利度认知：得益于金口镇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村落大部分（80.77%）认为凤凰村距离即墨中心城区比较便利。

续表2 样本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③家庭再生产资源：拥有土地亩数普遍在3～10亩之间（59.62%）；但土地收益明显不能支持家庭各项开支（土地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例≦30%者占85.58%）；由于老龄化程度严重，家庭单位中以18～50岁的青壮劳力普遍以成年夫妻为主（56.73%），而≧60岁者仅71.15%；同时家庭有外出务工者占76.92%。

④住房现状：被访者普遍对自有住房条件较为满意者（77.88%）。

⑤旅游潜力认知：被访者对凤凰村拥有的著名旅游资源的认知分布较为平均，而对游客至频率的认知分布也基本为平均态势。

⑥获益感：较多村民表示没有收到实质性收益（60%）。

3.2 基于发展旅游支持度的模型分析结果

基于对假设1～5的模型设计结果，模型1、模型3、模型5呈现嵌套模型检验显著结果。表3为检验显著的嵌套模型组合。

从模型结果来看，就控制变量而言，在模型5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作为4项控制变量对于旅游支持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①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明确支持旅游：男性支持旅游的几率明显大大低于女性，即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不明确表态支持发展村落旅游。

②收入对旅游支持度有负面影响：而随着收入的提高，村民更倾向于不明确表态支持发展旅游。

③年龄对于明确表态支持旅游起到了正面影响：年龄每增长1岁，支持的几率就提高16.42%。

④教育对于明确表态支持旅游起到了正面影响：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则支持的几率提高143.44%。

在此基础上，村民对于区位便利度的感知、村民住房现状及获益感，对于其旅游发展的支持度没有直接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设1、3和5没有得到验证。而研究假设2和4得到了验证，详述如下。

（1）家庭再生产资源是决定旅游支持度的重要因素

由表3可见，家庭青壮年劳动力（18～50岁）数量、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以及家庭土地数量对旅游支持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3 基于家庭再生产资源的旅游支持度Logit模型

①对于提高旅游支持度有正面影响，家庭每增加1个青壮年劳动力，则个体旅游支持的几率会提高80.19%。

②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则对旅游支持度有负面影响，家庭每增加1个外出务工人员，则其支持旅游的几率会下降99.77%。

③家庭土地亩数因素在模型3中显著，模型5中亦接近显著（p=0.109），受限于样本量，则这一因素在大样本数据探索中有可能为显著，即代表家庭土地数量对于旅游支持度可能会有正面影响。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直接代表了在凤凰村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再生产单元，物质资源（土地）和人力资源（劳动力）的拥有程度，决定村民在未来可能的村落旅游项目中获益的程度，因此直接影响了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家庭拥有土地及青壮年劳力越多，越倾向于支持发展旅游，而家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减少，则更倾向不支持。这代表对于土地资源深度依赖的人更有可能选择支持村落发展旅游，以保证通过土地来从村落持续收益，乃至后续增收或强化收益。而家庭拥有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也是后续在旅游发展中收益的保障，显著影响其支持度。

（2）旅游感知水平的高低对于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从村民对于旅游的感知情况来看，村民对凤凰村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的感知，以及村民对于村落外来游客量的感知，直接影响了其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从模型5可见，村民认为该村旅游资源越丰富，则其旅游支持度越高；村民感知到的外来游客量越多，到访越频繁，则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越高。

综上可见，村民对于旅游是否明确支持的意愿更倾向于来自自身的客观资源禀赋条件的认知，如对于以家庭为单元的再生产资料（土地、劳力）的丰富度的认知，以及对于基于自身出发的对村落旅游资源及游客现状的主观判断，而不是通过当地政府对于村落的广泛宣传、培育，对于发展旅游的支持意愿仍停留在自发状态，未经历较为有效的相关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等方式的引导和培育，对具有优质遗产旅游资源的村落缺乏足够客观的深度认知，对遗产价值、旅游潜力没有足够认知。

3.3 基于发展旅游参与度的模型分析结果

表4为在上述Logit嵌套模型基础上，利用其影响显著的自变量所形成的嵌套Ologit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在Logit模型中不显著的区位便利度感知因素，在Ologit嵌套模型中十分接近显著（p=0.101）。考虑到小样本量的情况，则区位感知很有可能对发展旅游参与度有直接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

①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教育在村民对于村落旅游的参与意愿（自主经营或参与旅游相关产业中）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村民越倾向于不明确表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教育程度越高，村民越倾向于不明确表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究其原因，年龄所决定的再生产人力资源直接决定了村民有无能力参与，以及在未来的深度参与中是否获得较为明确和可预期的收益。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村民对于村落及家庭再生产资源（土地等）的依赖性减少，其更有可能选择到邻近的即墨市区或青岛市区获得就业机会，因而也更倾向于不参与村落旅游发展。

②家庭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对旅游参与度有负面影响。外出务工人员越多，访谈者越倾向于不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这点与教育程度对旅游参与度的影响机理类似。

③村民对旅游资源丰富度的主观判断，正面影响到其旅游参与度。访谈者对村落旅游资源数量判断越多，则其参与度越高。

另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村民普遍从已实施或当前正在实施的村落旅游发展相关政策中获得感较低。在104份问卷中，有60人（57.69%）表示没有从现状的旅游政策或举措实施过程中获得任何收益（包括可见的收入提高、村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以及不显性的精神生活丰富改善等）；31人（29.81%）表示能感知到1项获益；12人（11.54%）表示能感知到2项获益。

结合笔者在现场的入户访谈内容，了解到目前村民对现状旅游相关政策及建设不满意的焦点集中在两项：第一是旅游接待设施，尤其是游客停车场的区位选择（征收村民的枣树林而建）、管理维护不善（无人维护）（图4a）；第二是村落景观，尤其是无人维护导致的景观荒芜（图4b），不但损害了村民原有的土地收益，而且影响了村民的印象及对外宣传效果。

图4 现状闲置并荒芜的村西南旅游接待停车场（左）及河道驳岸景观（右）

结语

文章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的都市近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青岛即墨凤凰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Logit并辅以Ologit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对当地村民在村落发展旅游的支持度和参与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村民的旅游支持意愿更依赖于家庭的客观再生产资源条件，及对旅游潜力的主观判断，其支持与参与意愿仍停留在自发状态，未经过当地政府的广泛宣传、培育，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中初涉阶段的居民旅游态度相符；②村落区位、老龄化及空心化对村民旅游支持和参与意愿的影响侧重点及程度不同：老龄化对于旅游支持度没有直接影响，而对未来参与意愿有直接影响；空心化引起的劳动力资源（青壮及外出务工人数）对支持度与参与度均有直接影响；村民对村落区位便利度的主观感受亦影响其未来参与意愿。同时，村落上一阶段的保护规划收效微弱，村民普遍的获得感较低。对此，文章提出未来在凤凰村及同类具有优质乡村遗产资源的传统村落的发展建议。

（1）进一步对内加强村落遗产资源及旅游品牌的宣传

问卷样本中能准确说出《房氏族谱》中记载的来源地信息（即云南）者仅占43%，而反映接受过旅游相传宣传或培训的人仅占4.8%。因此除了针对周边主要目标旅游人群的针对性宣传之外，对于广大村民，应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对村落的优质遗产旅游资源进行不定期的宣传、科普讲解，乃至培训，让村民切实认识到村落的遗产价值和旅游潜力，以及未来发展村落旅游对提高村民经济收益、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广阔前景。以切实增强村民支持并参与到村落旅游发展中的信心，也能进一步带动外出务工群体返乡创业，参与到村落的旅游相关产业中来。

（2）加大对村落旅游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鉴于村民对村落可达性差、村落旅游接待社会管理不善、景观维护不利等现状的反馈，应进一步加大对旅游接待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都市圈市民及近郊潜在游客能方便地到达村落并领略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魅力。

（3）在维护家庭再生产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社区参与及村民自治

未来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应在不损害村民个人及家庭收益的前提下进行，并加强政策制定的公开度和透明度，鼓励村民的参与监督。针对留守群体整体年龄偏大（样本平均年龄59.3岁）且以低收益群体居多（个人年收入为3000元及以下者占75.96%）的情况，可考虑结合社区自治来提供更多景观维护、社区环境整治的工作机会，切实提高村民参与旅游建设的机会。

（4）通过政策/资金等扶持加强对青壮及知识群体返乡创业的吸引力

家庭青壮人口资源是未来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主体推动力。并且，对参与意愿的分析表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对于村落遗产价值的认可和对村落发展旅游的支持度起到正面作用，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村民参与村落旅游的意愿反而减低，他们更倾向于到都市圈层中的相对经济中心（即墨市、青岛市区）寻找就业与增收机会。因此，未来政策须考虑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手段向青壮年、知识群体倾斜，以保证村庄在今后旅游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由于抽样和数据采集的困难，本文只选择了留守在村的常住人口家庭进行入口调查，数据代表性有一定局限性；其次，受限于样本量，某些影响因素的交互影响（如性别与收入）作用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和参与意愿的影响未能体现。在具有同类优质村落遗产旅游资源的都市近郊旅游地展开横向对比考察，并加强对不同群体特征村民的微观观察，以探索其内生动力机制的普遍规律，将是本文未来进一步探索之所在。

（注 本文涉及的村落概况数据及问卷调查数据的采集，得到了青岛即墨金口社区驻凤凰村的王林林主任、房团福先生为首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凤凰村村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资料来源：

图1，图3：据《山东青岛即墨市金口镇凤凰村规划》及其CAD等基础资料自绘；

图2：据金口镇、凤凰村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资料自绘；

表2～4：据问卷数据自绘；

文中其余图表均为作者自绘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