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系统观念在乡村振兴中涌现力量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薛惠锋

“三农”问题作为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多要素、多层级、多领域，只有紧紧握住系统论思想的“钥匙”，方能破解难题、迸发出力量。近日，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乡村分论坛上作主题报告，围绕打造乡村振兴总体部、发展大生物产业、培养产业化工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

农业，先于文明而产生，成为人类开启文明时代的主引擎。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毛泽东同志说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心系农业发展，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下好乡村振兴这盘棋，就要让“三农”发展符合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就要回答“三农”发展“处在什么位置”“要走什么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我们从“小岗村”闯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制度，由此释放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打造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样板；我国用全球9%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20%的人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十三五”时期，我国共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彰显了脱贫攻坚举世瞩目的中国力量。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三农”发展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出现“空心化”。近年来，空巢老人和空巢儿童的问题增加了一倍，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处于“失血”状态，劳动力极其匮乏。究其原因，还是农民的收入不高、地位不高，农民宁可去城市务工、起早贪黑，也不愿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挣着微薄的收入。二是农业现代化整体滞后，出现“碎片化”。这种滞后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例如，其建设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边远地区，农业仍处于简单生产状态，存在农业产量低、效率低、潜力小等问题。又如，自2017年起，我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污染产业。在种植、加工、运输等各环节需要大量的矿物燃料，这对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再如，生产环节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导致食品品质下降。一系列的问题都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三是城乡存在数字鸿沟，出现“迟缓化”。经济贫困与技术贫困的叠加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再恶化。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我国城乡之间。随着信息化的普及，数字化发展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仅从城乡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网络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农村仅为15%。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现实如此，并非理应如此。”究其原因，还是与一直以来的管理模式相关，比如：农村与城市二元治理，农民与市民身份有别，农业与工业部门分立、各自运行，等等，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拆分”观点。那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分成若干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清楚组成部分的属性，再去还原整体面貌，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思维。正如，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了夸克层次，却无法窥探宇宙的全貌；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层，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攻克癌症问题。事实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区别并不是他们固有的“天然属性”，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属性”，最终形成了这种“固化”模式。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现有300多万个自然村，农村人口5亿6千万，粮食总产量超过13000亿吨。从这组数字中我们就能清晰地认识到：“三农”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多要素、多层级、多领域，一切简单的、还原的思想，一切割裂的、机械的观点，一切零敲碎打、顾此失彼的做法，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大科学家费米和冯·卡门曾经讨论过一个奇妙的现象：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突然涌现出来？在我看来，更加奇妙的是，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涌现同样的思想？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指明了发展要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党的十九大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定义为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指明了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组织管理水平的方向。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我们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49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年了，要走完这条路，靠经验摸索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少犯大错误，那就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系统科学！它是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系统工程方法。钱学森不仅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更是开创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为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其晚年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践主体就是“总体设计部”，也就是由各层次、各领域专家组成的智囊，其实质就是智库。

这套理论方法已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而且成功应用于解决农业、农民与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1979年之后，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农村实行了农副产品超购加价政策。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由于国家销售给城市的粮食价格并未作相应调整，导致的差额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随着农业连年丰收，超购加价部分迅速扩大，财政补贴也就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当时中央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当时是航天710所开展“关于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的综合研究”，运用综合集成方法，进行105种政策模拟和经济预测，有效解决了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次研究被认为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最早实践，而且这一次成功实践恰好发生在农业领域，稳定了农业、稳定了经济、稳定了社会。

钱学森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应用系统论方法，也要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即“化整为零”；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即“聚零为整”；最终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钱学森系统论既避免了“还原论”思想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体论”思想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钱学森将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称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

数字乡村分论坛现场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事实上，钱学森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农业发展科学构想并成功实践，也就是着力发展“大生物产业”，强调要充分利用太阳光能和生物资源，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想。钱学森的这一理念应用在了甘肃张掖等地区。一位长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防沙治沙的世界级治沙专家远山正瑛说：“你们打败了我！我从事治沙几十年了，虽然不敢说自己是世界第一，当个世界第三、第四的资格还是有的。但是今天看了你们的成果展示，发现你们的方法思路比我高明得多”。

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继信息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之后的第六次产业革命。钱学森预言：第六次产业革命是以生物科学为基础，这次产业革命，主要不是在富裕的城市，而在比较贫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届时古老的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将消失，退出历史舞台，大生物产业将以集信息、金融、管理、科技、生产，加上工、商、贸于一体的集团公司的体制运作。这一产业革命将消灭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六次产业革命将优先兴起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影响资本主义国家。钱学森断言：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们要“积极创建”第六次产业革命，思考全局的系统战略。

可以说，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异曲同工，而且指明了具体的实现路径。我们只有紧紧握住这把系统论的“钥匙”，方能让农业、农村、农民这个复杂的人-机-环境系统“涌现”到更高层次，这就是我想说的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我们改革发展的不变道理，也是检验我们发展成效的不二法宝。从世界农业发展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侧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二战后，工业和农业稳定发展，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开始使用机械和先进技术，这是二战后农业发展的最主要潮流和趋势，以机械化为标志的现代农业拉开序幕。反观民国时期的中国，希望通过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因而重工轻农的发展策略对当时的农业发展造成了阻力。尽管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现代化的这班车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数字化转型正以势如破竹之势在全球迅速蔓延开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36.2%，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十四五”时期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领域。当前，我们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交汇期，这艘转型巨轮才刚刚启航。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面对“三农”问题的“空心化、碎片化、迟缓化”问题，数字化是否具备这样的“洪荒之力”？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数字化具有巨大的价值创造力。近期，Twitter（推特）的第一条推文卖了290万美元，还有一些“数字艺术”售价高达6930万美元。虚拟物品、数字产品的市场大幕已经开启。其次，数字化具有巨大的技术推动力。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到2030年，农业产量必须增长60%才能满足人类需求。因此，只有技术推动才能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农田中的机器人、无人机，设备中的物联网、传感器，厂房里的大数据、云计算，都能为“地上的种子”插上“天上的翅膀”。再次，数字化具有巨大的管理提升力。依托数字技术，能够打通生产决策、田间管理、加工分选、精准营销等全产业链条，帮助小农户走向大市场。

可以说，数字化具有重塑产业的“魔力”，能把沙子拧成绳子、把珍珠串成项链，在“物理世界”之外塑造一个“数字世界”，从体系层面解决“三农”问题、从顶层设计上推动“乡村振兴”，实现1+1＞2的效果。20世纪，我们没有赶上农业现代化这趟“班车”；21世纪，我们不能再错过农业数字化这一浪潮，这正是我们弯道超车、扭转乾坤的大好时机！

在数字乡村建设上，我们正在迈出坚定的步伐。2020年11月27日，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数字乡村建设创新联盟正式启动，我所在的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作为副理事长单位，我本人作为联盟秘书长参与其中。联盟致力于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国家强国建设全面推进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联合，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服务规范及标准等体系建设。

在此，我提出三点倡议，望与各位共同探索。

一是，打造乡村振兴总体部，建设治理驾驶舱。

将数字乡村联盟打造成乡村振兴总体部，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打造数字化农业管理驾驶舱，建设数字乡村“智慧大脑”，实现对农业投入品精准投放、生产过程精准控制、农产品全程可追溯和全环节精益化管理，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资源高效利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辅助科学决策，让人人做到“心中有数”，不再依靠经验“一叶知秋”，而是依靠数据来“科学管控”。

二是，一二三产业融通发展，发展大生物产业。

运用数字技术和理念，形成全产业链的集成与带动，使市场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打破小农户与现代产业之间的壁垒和藩篱。搭建大生物产业数字化平台，实现种植机械化、生产数字化、产销互联化，实现一二三产业融通发展。具体来说，包括四个环节：在种植环节，完成农民与资源互联，解决“三农”的基础问题，实现种植流程机械化、标准化；在产业深加工环节，引入资本，完成产业与资本互联，解决“三农”的动力问题；在产品销售环节减少中间商，实现产地直销，完成产业与餐桌互联，解决“三农”的发展问题；在宣传环节，打造品牌IP，完成农村与城市互联，解决“三农”的未来问题。

三是，推动退伍军人再就业，培养产业化工人。

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好中国的劳动力，中国并不缺乏劳动力，缺少的是让劳动力与劳动相匹配的“平台”与“媒介”。当前，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去解决农村的“空心化”问题，那就是让退伍军人进行再培训、再上岗，颁发合格证书，让退伍军人具备成为产业工人的能力，帮助退伍军人实现“二次创业”，让他们有体面的工作，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实现他们的价值最大化。

曾经，有人问钱学森：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钱学森说：遇到了好的时代！今天，我们有幸躬逢这样一个好时代、新时代、奋进的时代、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握数字大势，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成就事业，献礼党的百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