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域调适：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关系型影响

王斌 张雪

【摘要】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新闻场域，并以技术优势影响新闻场域中的资本分布与惯习生成。新闻场域呈现出液态特征，该场域中的行动主体在博弈、协商、互动中重塑自身，推动了整个新闻业变革;新闻场域也不断与其他场域交融，从而使新闻场域达成新的动态平衡，同时也增强了该场域的可塑性与可渗透性。

【关键词】新闻场域 网络数据分析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惯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70-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10

在信息技术变革的影响下，媒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新闻业中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原先不属于新闻行业的行动主体，如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等逐渐向新闻业渗透，这引起新闻业内部关系、结构、功能的相应变化。但目前最基本的问题是对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性问题缺乏足够分析。本文借助场域理论，将新闻业中的新旧行动主体视作有机关联和持续互动的关系，以新进入新闻场域的行动主体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为具体分析对象，探究新闻场域的变化与特点。

一、场域理论与新闻场域：一种关系的视角

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142）场域理论的应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分析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二是分析其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的关系。这两方面可以概括为应用场域理论的两种视角。从内部视角看，场域是具有特定竞争性的微观世界，具有特定资本和惯习的行动者受场域规则的约束，而这些行动者也往往通过竞争的方式进行反约束，进而改变已有的资本和惯习;从外部视角看，场域理论是对不同场域之间关系的分析，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场域的自治与他治问题，即一个场域的自治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不受外部影响的内部运行逻辑，反之则更加容易受其他场域影响。[2]与之类似，新闻场域聚焦中观层面，是围绕新与旧、自治与他治建构的动态体系。针对场域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场域及他治与自治间的冲突、更大的权力场域中的新闻媒介、场域以及为区分差异的斗争。[3]

随着大量新行动主体进入新闻业，新闻场域的关系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分析新闻场域的新进入者为该场域增添了动态元素，有助于呈现原有结构的有机变化过程。[4]场域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厘清新闻业的内部变化，也有助于探究一个重组的新闻场域如何影响该场域中的行动者。因此，有必要将新闻场域的新进入者放置于复杂的、多层次的权力关系中研究，[2]且同时进行结构位置和特定历史轨迹的分析，从而更清晰地认识新进入者的态度、话语、行为，[5]（4）理解新进入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差别和关系、与整个新闻场域的关系。

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作为新闻场域的新进入者，在该领域发挥着渗透性作用，甚至倒逼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发生改变，这为重构新闻场域的内外边界创造了条件。一般而言，新闻生产环节是认识不同行动者差异与特点的主要切口，也是区分新旧行动主体及认识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就新闻生产而言，它受制于行业规则与行业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科技的到来打破了场域中的规则，新闻生产方式有所更新。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作为影响新闻生产的外部技术因素，它的加入打乱了基于新闻生产建立的场域关系。因此，本文从新闻生产环节入手，聚焦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与新闻场域中传统行动主体的关系，并从场域资本与惯习的角度解析新闻场域的内部斗争和整个场域的变化。

二、新闻场域中的“闯入者”：网络数据分析平台

1. 作为“闯入者”的网络数据分析平台

“闯入者”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闯入者》这本小说中。讲述了两个人分别宣称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并将对方视为闯入者，由此展开了争夺该土地所有权的故事。[6]后来“闯入者”这一概念应用在天文学、历史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学者将“闯入者”一词引入新闻学研究，并提出了以WikiLeaks为代表的闯入型媒体的概念。闯入型媒体是新闻业的“局外人”，但它们却宣称自己属于新闻业，因而传统的新闻业开展维持边界的活动，以保证专业独立，从而抵制那些宣称属于新闻业的“闯入者”。[7]

随着新闻场域中“闯入者”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多，其内涵不断丰富。它们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涉及新闻生产的新兴力量，直接或者间接地宣称自己属于新闻业，也可能不再声称自己属于新闻行业，但却实际地推动新闻业变革，例如用于新闻生产的新技术、与新闻业密切相关的受众、被定义为社交媒体的微博和微信，以及博客、网络分析公司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备与众不同的特质且能够创造价值，这样才可能被传统媒体机构与新闻从业者接纳与使用，在新闻场域确立自己的位置。

網络数据分析平台就是此类“闯入者”和闯入型媒体的代表。美国网络分析协会认为网络数据分析是一个收集、测量、分析、汇报互联网数据的体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利用网站。[8]在新闻业中，网络数据分析尤其强调分析用户浏览新闻网站的行为数据，从而为媒体机构服务。

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原本是新闻场域外的行动主体，它进入新闻场域后使得场域发生变化，同时引发新闻场域内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作为新闻业的外部力量，一方面，有利于新闻生产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获得更加丰富的新闻资源;另一方面，它们也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管辖权，并利用数据优势在新闻场域中渗透得越来越深，逐步向新闻生产的核心地带靠近，[9]这将进一步改变新闻场域内行动者的力量分布，影响新闻场域中的自治与他治。

2. 外部介入与内部开发：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发展现状

网络数据分析依托计算机技术实现，它在新闻业中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由第三方公司开发的、属于媒体行业外部的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另一种是媒体内部开发网络数据分析系统。

在国外，第三方数据分析公司积极介入新闻场域，新闻媒体也主动使用相关技术开发自己的数据分析工具，两种形态的网络数据平台呈现共同发展的特征。路透新闻研究所通过调查全球130位来自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的管理人员发现，65%的媒体使用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Chartbeat，45%的媒体创建了自己的数据监测系统。[10]就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而言，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Omniture、Accrue、WebSideStory、Alexa等网络数据分析公司。2005年，谷歌成立Google Analytics。近些年，此类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将新闻机构视为重要客户，主动为新闻从业者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比如2009年建立的Chartbeat就主要为新闻媒体服务，它目前已与60余个国家的6万余个媒体合作，为他们提供网络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分析，用于辅助媒体生产新闻。[11]2015年，谷歌推出新闻实验室，新闻从业者和自媒体平台可以访问谷歌应用程序的数据，进而获得选题策划、稿件写作、内容分发等方面的指导。在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介入新闻场域的同时，国外媒体也在开发自己的数据分析工具用于指导新闻生产。例如，《纽约时报》在2015年推出的数据分析工具Stela，它能监测与分析新闻在网页、移动端、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情况，并能抓取用户数据，最终这些数据被反馈给编辑和记者，用于指导选题策划、标题制作等。此类数据分析平台还有《卫报》的Ophan、《金融时报》的Lantern、《华盛顿邮报》联合科技公司建立的Loxodo Analytics等。此类数据分析系统在新闻编辑部中催生了诸如社交媒体编辑等新职位，他们的工作就是发布病毒式传播的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交媒体用户。[12]类似的还有用户参与编辑、用户增长编辑，他们主要负责研究用户行为，以实现用户增长、优化新闻编辑部工作的目标。[13]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较晚介入新闻场域，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比较有限，我国媒体内部建立的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不以辅助新闻生产为根本目的，且此类平台种类较为单一。具体而言，网络数据分析公司与网络数据分析产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例如清博大数据、微信指数、百度指数、360趋势等，但是它们的定位及用途与新闻业的相关度较低，大都用于广告投放分析、舆情分析等。直到2016年，我国出现了类似谷歌新闻实验室的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其基于头条新闻客户端的用户数据捕捉新闻热点、分析用户行为、描摹用户画像、制作数据报告、生成媒体榜单，告诉新闻从业者和自媒体从业者“怎么创作，才是头条”。2018年12月，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转型为关注互联网公共议题的平台责任研究中心，这可以理解为早先的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而转变发展方向。就我国媒体而言，同样设有数据分析团队，但其最初大多以舆情监测为目的而存在，比如2008年建立的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2017年更名为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等。我国也有少数媒体开发了辅助新闻生产的网络数据平台，如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发布的智能大数据协作平台、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发的“浙立方”、封面传媒自主研发的“封巢智媒体系统”等，不过此类用户数据分析平台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还有待考察。

三、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影响下新闻场域的资本分布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1]（189）场域是斗争的场所，个人或组织在其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展开竞争，以提升他们所拥有的资本，[5]（6）其争夺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网络数据平台对新闻场域中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影响更为显著。

1. 新闻场域内经济资本变动

经济资本意味着金钱，或者能被转化成金钱的东西，新闻场域中的经济资本表现为发行量、阅读率、广告收入。[5]（5）网络数据分析的实质是对新闻受众阅读行为的监测。它能统计每条新闻的点击量、点赞量、转发量，从而使受众变成可以被量化测量的实体。新闻机构的盈利状况、新闻从业者的绩效考核与薪资状况受到其直接影响，新闻场域的经济资本分布也因此改变。对新闻机构而言，当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时，它们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数据分析。[14]在广告驱动的盈利模式下，新闻机构迫于生存和盈利的压力不得不放低姿态，借助网络数据分析追求更高的在线流量，[15]从而获得更多广告主的青睐，获得更多收入。对新闻从业者而言，他们将受众数据反馈的考核视为负担，但也深知受众反馈的数据已成为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因素，[16]高浏览量意味着更高的收入，长期较低的浏览量使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因此，网络数据分析的结果不断给新闻从业者施压，迫使他们不断适应。[17]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根据受众数据反馈调整编辑决策，这一行为与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18]在竞争越激烈的新闻报道领域，新闻从业者也越倾向于使用网络数据分析平台。[19]

可见，新闻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点击率、点赞量为标志的商业邏辑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指标成为新闻场域内新的规则，成为新闻生产内部的经济逻辑。同时，网络数据分析作为新形态的经济资本生成机制，给传统媒体的经济资本持有量带来不确定性。若媒体机构能成功利用网络数据分析，则能增加经济资本;反之，经济资本就会减少。从另一个角度看，媒体机构对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利用也强化了这两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若媒体机构的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则会有更多媒体机构长期购买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产品与服务，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经济资本也随之增加。更进一步讲，这种共生性使双方所属场域的他治程度同时增强。对于新闻场域而言，其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更靠近权力场中的商业极。

2. 新闻场域内文化资本变动

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介入新闻生产，使新闻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有所变化。文化资本包含教育证书、一般知识、技术知识、语言能力、艺术感悟力等。[5]（5）文化资本是区隔不同场域的标志，而新闻业和其他行业区隔开来的重要因素就是它在新闻专业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自治精神和职业权威。因此在新闻场域中，文化资本不仅指知识与技能，还强调这一行业中的价值理念。

随着网络数据平台“闯入”新闻场域，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编辑记者在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带来的经济资本的影响下，转变了对受众的认知、对数据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甘斯在对新闻编辑部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记者和编辑很少关注新闻受众的直接反馈。[20]即使后来媒体采用了读者来信、电话访问的形式获得受众反馈，但这些形式被认为无法反映真实的受众，新闻从业者仍然根据领导和同事的标准以及个人喜好进行价值判断。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为四点：当时的编辑记者讨厌数据;他们对受众的认知是模糊的，且对受众看法不一;他们与受众有不同的偏好;他们担心数据腐蚀新闻质量。[15]即使以前的新闻从业者不喜欢受众数据反馈，然而在现实的推动下，他们现在也变得重视受众数据，甚至把它视为有助于完成工作的新闻产品。[21]例如路透新闻研究中心2016年调查了全球130位媒体管理者后发现，76%的人认为在新闻编辑室中使用数据分析非常重要。[10]

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开始反思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在新闻业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被迫重新思考如何定义自己、如何定义合作者，因为就现实而言，他们很难再将自己视作新闻场域的“局内人”，而将合作者定义为新闻场域的“局外人”。不过，新闻从业者面对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冲击却仍然表现出保守的态度，他们坚持将新闻业的外部贡献者视为“闯入者”或者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存在的意义只在于提供服务。[22]

可见，在话语层面，传统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否认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对新闻场域文化资本的冲击;然而在事实层面，他们对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使用已然削弱了对新闻场域文化资本的掌控，传统新闻机构在文化资本维度的自治程度也有所降低。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作为商业公司，其文化资本的内核是强调利益第一的价值观，而对新闻媒体而言，其文化资本的内核是新闻业的社会职能以及基于此形成的职业权威。在传统新闻机构与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交锋中，双方在文化资本上产生冲突，前者的文化资本显然受到后者文化资本的侵蚀，传统新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带来的利润导向的生产规范和商业价值观。

四、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影响新闻场域中的惯习生成

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能确定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方法。[23]具体到新闻场域，惯习是新闻从业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机制和生产规范，是构成行业认同的要素，[24]它超越新闻编辑部本身，强调开放性、历史性、能动性。[25]

目前新闻机构与新闻从业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网络数据分析平台，新闻场域中的惯习有所变革。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闻编辑部与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环节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比如很多新闻编辑部都安装了数字监测分析屏幕，能实时显示新闻报道的传播数据，对新闻从业者而言，关注数据反馈成为新闻生产中的新环节，再如新闻从业者使用数据分析之后，他们与新闻线人的联系减少，用于核查新闻的时间增多;另一方面，网络数据分析技术促使平台型媒体蓬勃发展，传统新闻媒体向平台型媒体转型。以Buzzfeed、头条等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就是基于对用户数据的分析而推荐新闻内容。虽然传统媒体质疑其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但此类媒体的出现与流行确实使它不容忽视，[26]且部分国内外资金充足的传统媒体也在不同程度上效仿平台型媒体，尝试建立基于用户数据分发新闻的聚合型媒体终端。

往更深层次看，惯习也体现出其延续性，这集中体现在新闻从业者对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策略性使用，分别表现为弱化影响层次、同化使用规范、强化认知地位。首先是弱化影响的层次。一个以美国318位媒体编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显示，仅有31%的人会根据用户反馈的数据制作新闻内容。[18]其次是同化使用的规范。编辑记者不断调整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的使用规范，使其嵌入传统的新闻生产原则。有研究表明，编辑记者虽然使用网络数据分析，但他们仍然坚持人为的判断与选择，数据只是用于检验他们的猜想而非指导他们的工作。[27]再次是强化认知地位。比如新闻机构通过提供新闻培训维护原有的新闻场域的边界。调查显示，新闻培训对编辑和记者采用网络数据分析结果有较大影响，那些接受过更高层次新闻教育的人更不愿意受到网络数据分析的影响。[18]可见，新闻机构与编辑记者并没有完全接受网络数据分析平台这一“闯入者”。他们一边承认其带来的机遇，一边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决策受到外部影响这一现实。他们担心受众数据反馈侵蚀新闻的质量，[28]影响新闻规范与自治，[15]进而失去对特定知识和社会角色的控制。[29]

总而言之，网络数据分析平台正在促使新闻场域新惯习的生成。在新闻生产层面，网络数据分析对其影响程度有限、影响范围有限，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仍然停留在惯习改造的层面，而在新闻分发层面，新惯习已初具雏形。未来，网络数据分析平台能否成为新闻生产的指导原则，也就是其能否真正成为新闻场域中的新惯习，还需经历时间的检验，目前这一阶段仍然处于旧惯习与新惯习交融与碰撞的时期。

五、结语：液态的新闻场域

流动性或是液态是社会学家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鲍曼认为，人们最初遵循的传统、规则、惯例与互动模式正以无法控制之势不断变化，现代性已无法对其准确描述，因而提出以流动性或液态性来描述多变的社会现状。[30]尽管该理论是以宏观的历史变迁为分析对象，其远大于中观层面的组织化新闻生产范围，但它仍对新闻研究有借鉴意义。因此有学者借用并延伸这一概念，用液态的新闻业来概括当今新闻业在新传播形态下的变化特征。[31]同理，随着新闻场域中“闯入者”不断涌现，新闻场域的内部变化以及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的交融日益频繁，液态的概念同样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这一现状。

从新闻场域内部看，液态体现在该场域中新旧行动主体在这一空间内不断互相妥协与适应。也就是说，这不仅体现在新闻场域中的传统行动主体受到新行动主体的影响而调整价值观念与新闻生产方式，还表现为新行动主体在新闻场域中的自我调适。具体而言，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新闻场域，而其若想在该领域内获得合法地位，则需要获得场域内其他行动主体的认可，为此网络数据分析平台正在尝试自我改变。首先，网络数据分析平台改变对外话语，它们宣称自己不是“闯入者”，只是恰巧与新闻机构有共同的目标，即获得更多利润。[22]对网络分析平台而言，其工作人员多为科学家或程序员，他们不想取代新闻从业者，更不想成为新闻业的一部分，他们遵循商业创业模式，主要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32]因而他们只是按照其所在领域的行业规范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16]其次，网络数据分析平台不断调整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它们在扮演打破者、连接者、促使常规形成者的角色基础上，努力了解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规范和职业价值观念，进而使其产品、服务与新闻业需求相契合。[22]可見，网络数据分析平台在与新闻场域内的传统行动主体保持差异的同时，也在去除自身的某些差异，以更广泛地被新闻业接纳。

若將新闻场域放置于更加宏观的场域中来看，新闻场域的边界呈现出多变的特征。由于目前隶属于其他场域的行动者“闯入”新闻场域，不同背景、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互动、协商、妥协、博弈。在这一过程中，专业机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无法固守其职业边界，他们迫于多种原因不得不接受来自其他场域的价值理念与操作方式。这使得新闻场域的边界比以往更宽松、更具有可渗透性。也有学者针对中国新闻场域的特殊性提出，这一空间是不可预测的，是具有模糊性的、层级色彩的、充满想象力的。[33]

整体而言，由于新的行动者掌握不同的资本和惯习，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新闻场域中各行动主体的位置，影响了场域内资本分布与惯习特征。新行动主体在发挥核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身对其他行动主体的认知，促使他们进一步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从而更有效地影响传统的行动主体。可见，目前新旧行动主体之间已经超越“局外人”与“局内人”二元对立的关系。新闻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乃至整个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都无法互相绝缘，他们在互相作用中重塑着自我，也重塑着新闻场域。这一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使新闻生产要求、评价标准、人员构成得以更新，这进一步推动了整个新闻业变革，促使新闻场域达成新的动态平衡，形成新闻业的新图景。

参考文献：

皮埃尔·布尔迪尔.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Lindell J. Bourdieusian media studies： returning social theory to old and new media[J].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15， 16（3）：362-377.

张斌. 场域理论与媒介研究——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2）：38-53.

罗德尼·本森，韩纲.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1）：2-23.

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M]. 张斌，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Saki. The Interlopers [EB/OL].[2018-12-20]. https：//americanliterature.com/author/hh-munro-saki/short-story/the-interlopers.

Eldridge II S A. Interloper Media： Journalism's Reactions to the Rise of Wikileaks[D].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4.

Web Analytics Association， Web analytics definitions[EB/OL].[2019-04-12].https：//www.webanalytics.in/？p=50.

彭兰. 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J]. 现代传播，2017（1）：8-29.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16），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prediction[EB/OL]. [2019-04-13].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17-06/Journalism%2C%20media%20and%20technology%20predictions%202016.pdf.

About Chartbeat [EB/OL].[2019-04-10]. https：//chartbeat.com/company/.

Tandoc Jr E C， Vos·T. P. The journalist is marketing the news： Social media in the gatekeeping proces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6， 10（8）： 950-966.

徐笛. 边界的交融：科技公司媒体服务样本[J]. 中国出版，2017（12）：7-10.

Lowrey W， Woo·C. W. The news organization in uncertain times： Business or institution？[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0， 87（1）：41-61.

Tandoc Jr E C. Journalism is twerking？ How web analytics is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gatekeeping[J]. New media & society， 2014， 16（4）： 559-575.

Petre C. The traffic factories： Metrics at Chartbeat， Gawker Medi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EB/OL].[2020-11-06].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0293W1.

Assmann K， Diakoloulos N. Negotiating Change： Audience engagement editor as newsroom intermediaries.[EB/OL].[2019-04-19].http：//isoj.org/research/negotiating-change-audience-engagement-editors-as-newsroom-intermediaries/.

Vu·H. T. The online audience as gatekeeper： The influence of reader metrics on news editorial selection[J]. Journalism， 2014， 15（8）：1094-1110.

Tandoc Jr E C. Why web analytics click： Factors affecting the ways journalists use audience metrics[J].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6）： 782-799.

赫伯特·甘斯. 什么在决定新闻[M]. 石琳，李红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4.

Anderson·C. W. Between creative and quantified audiences： Web metrics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newswork in local US newsrooms[J]. Journalism， 2011， 12（5）：550-566.

Belair-Gagnon V， Holton·A. E. Boundary Work，Interloper Media， And Analytics In Newsrooms[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6（4）： 492-508.

皮埃尔·布迪厄，卢瓦克·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64-171.

王敏. 从“常规”到“惯习”：一个研究框架的学术史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9）：68-81.

杨雨丹. 新闻惯习的产生与生产——惯习视角下的新闻生产[J]. 国际新闻界，2009（11）：51-54.

Tandoc Jr E C， Jenkins J. The Buzzfeedication of journalism？ How tradi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re talking about a new entrant to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ill surprise you！[J]. Journalism， 2017， 18（4）： 482-500.

MacGregor P. Tracking the online audience[J]. Journalism Studies， 2007， 8（2）： 280-298.

Beam·R. A. How newspapers use readership research[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995， 16（2）： 28-38.

Benkler Y. A Free Irresponsible Press： Wikileaks and the Battle over the Soul of the Networked Fourth Estate[J].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2011（46）： 311-397.

华婉伶，臧国仁. 液态新闻：新一代记者与当前媒介境况——以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概念为理论基础[J]. 传播研究与实践，2010（1）：205-237.

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7）：24-46.

章震，周嘉琳. 新聞算法研究：议题综述与本土化展望[J]. 新闻与写作，2017（11）：18-23.

王海燕. 自治与他治：中国新闻场域的三个空间[J]. 国际新闻界，2012（5）：14-20.

Journalistic Field Adjustment： An Analysis of Relational Influence of Web Analytics on Journalism

WANG Bin， ZHANG Xu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eb analytics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s an "interloper"， which influe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and the generation of habitus due to the superiority of new technology. Currently， journalistic field features by liquidity. Actors in this field change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gaming， negotiating and interacting. Meanwhile， it also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journalistic field. Moreover， journalistic field is merging with other fields， which reaches the new dynamic balance and makes itself more penetrable than ever.

Key words： journalistic field; web analytics;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habi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