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的新展望：从绿色语法到生态语法

〔基金项目〕 2020年度自治区留学人员回区创新启动类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自编教材项目“生态语言学概论”（编号： JC201708）。

〔作者简介〕 周文娟（1980—），女，山西忻州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丹麦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访

问学者。

〔摘要〕 文章介绍并比较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这两个生态转向下生态语言学的新兴语法流派，经过考察发现：二者作为两个伞状术语，在概念提出、基本内涵、分析方法和学术流派方面存在“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在历史背景、批判目标和发展趋势方面存在“殊途同归”的一致性。文章目的并非对比二者的优劣，而是在生态语言学融合与发展学科背景下为生态语法分析提供参考依据。后疫情时代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可尝试建构健康语法。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绿色语法; 生态语法框架; 融合与发展; 生态语法分析; 健康语法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47-07

引 言

语法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具有动态性、更迭性和拓展性：从早期经典的传统语法、结构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到世纪之交主导的功能语法以及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两个主要模式，再到近年来新兴的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这一学术动态不仅从宏观上见证了较早的普通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近年兴起的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也在微观上提供了不同语法流派对一类语言现象进行解释的假定、目标、原则和方法[1]。我们曾以英语小句“The earthquake destroyed the city”及物性为例，进行了不同语法分析，发现传统语法、结构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都较为关注这句话的形式，悉尼语法、加的夫语法和生态语法兼顾及物性的形式和意义[2]。何伟作为“生态语法框架”（Framework of Eco-grammar）的提出者[3]22与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的主要倡导者安德鲁·格特力（Andrew Goatly）[4] 2020年关于生态语言学发展以及生态文体学建构的学术对话再次将与绿色语法相关的名词化（nominalisation，或稱名物化）等学术争论[5]4带入人们的视野。已有国内文献引进并讨论绿色语法的内涵和观点以及生态语法的定义和框架，但尚未有文献将二者进行系统对比。

鉴于此，关于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存在何种异同的问题就值得进一步探究。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将“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看作是两个伞状术语，包含各自对应的两组术语：作为伞状术语的“绿色语法”包括绿色语法、绿色思想和绿色语法思想，作为伞状术语的“生态语法”包括语法化生态、语法生态、生态系统的语法、生态语法、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认同语法。本文的目的并非讨论二者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对比分析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的异同，丰富语法的生态视角研究，并为生态语法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经过文献梳理和系统对比发现二者具有“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和“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和而不同”是指二者同为生态语言学的两个新兴语法流派，在概念提出、基本内涵、分析方法和学术流派方面存在差异性;“殊途同归”是指二者在历史背景、批判目标和发展趋势方面存在一致性。接下来本文对这两点基本发现进行具体论述。

一、 “和而不同”的差异性

（一） 概念提出与基本内涵

1. 作为伞状术语的“绿色语法”

如前所提，作为伞状术语的“绿色语法”包括绿色语法、绿色思想和绿色语法思想。“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和“绿色思想”（green thoughts or green ideas）这两个术语由格特力[4]在1996年正式提出：他并未明确界定“绿色语法”的内涵，而是提出了与功能语法中的“一致语法”（congruent grammar）在分析名词化时存在差异性的新的语法版本——“协和语法”（a consonant grammar）[4]539，由此引发了次年玛丽·施莱普格雷尔（Mary J. Schleppegrell）发起的探究语法绿色属性的“绿色之争”，即名词化在建构语法的绿色属性方面到底发挥何种作用[5-7]。施莱普格雷尔给绿色语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真正的绿色语法是“揭示环境破坏根源的现实权势和机构的语法”（a grammar that reveals the real forc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result in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6]247。“绿色思想”（green thoughts）[4]555是指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等非绿色意识形态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时所参照的佛教（Buddhism）、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等哲学思想。“绿色思想”（green ideas）的另外一个倡导者是奥地利的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团队，他们认为“绿色思想”是对语言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蕴含的互动性和多样性思想，包括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语际互动等不同语言的“绿色”属性以及生态危机中环境媒介话语的非“绿色”属性两个层面[8]。

国内关于绿色语法的引介研究始于21世纪初，王晋军 [9]最早介绍绿色语法。她认为绿色语法以韩礼德关于语言、现实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阐述为指导思想，是“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来对语言系统进行批评， 进而揭示语法中的非生态因素以及人类与动物等其他生物的隔离”[9]57。之后崔桂华 [10]在认可王晋军定义的基础上拓展了绿色语法的内涵，认为它是“对语言生态的一种记忆”以及“人类历史时空的连续‘时刻的产物”[10]37。黄国文、赵蕊华[11]168总结道：“绿色语法是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可以说源自韩礼德，但不限于韩礼德的思想，是对其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国内关于绿色语法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绿色语法思想”：方康力明确指出韩礼德的绿色语法思想是“一种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万物皆平等这一现代生态伦理的词汇语法表达方式”[12]127。不管是“绿色语法”还是“绿色语法思想”，以上国内学者的定义就绿色语法的缘起达成共识，均认为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是绿色语法的思想来源，这与国外学者对绿色语法的界定有所区别。此外这两种说法均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等非生态思想，与上文格特力的绿色语法所针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相比范围要更大一些。

2. 作为伞状术语的“生态语法”

作为伞状术语的“生态语法”包括语法化生态、语法生态、生态系统的语法、生态语法、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认同语法。“语法化生态”（grammaticalising ecology）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詹姆士·马丁（James Martin）[13]于1986年提出：“语法化”是指基于先前功能语法对语篇类型中语域和语类单维分析的解释不足，提倡应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语篇要素进行动态的语法分析;“生态”大体含义如下：马丁通过对澳大利亚两篇捕杀小海豹和袋鼠语篇的分析，揭示人类在面对核动力船舶等生态争论（ecological debate）时所蕴含的危机意识形态（ideology in crisis）模式。这种语法化生态的主张可以帮助语言学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14-15]。

“语法生态”（the ecology of grammar）这一术语是韩礼德和克里斯蒂安·麦蒂森（Christian Matthiessen）[16]于2014年提出，目的在于展示语言主系统如何实现语义系统（More on the ecology of grammar，illustrating how each major system serves to realize a semantic system）。语法生态有四点主张：（1）语言在生态社会环境（our ec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中的两个基本功能是建构经验意义（making sense of our experience）和建立社会关系（ acting out our social relationships）[16]30;（2）要建构语言生态理论（an“ecological”theory of language），就要把语言放在意义环境（an environment of meanings）中进行推理、描述和分析，对特定语言（a given language）的阐释要参照其符号环境（its semiotic habitat），这样才能体现“语言在语境中运作”（language operates in context）这一语言学原理 [16]32;（3）不应再将词汇语法看作是一种自主系统（an“autonomous”system），而是从生态角度出发去探究语言的非凡意义 [16]47;（4）生态话语（the discourse of ecology）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生态社会现实的建构（to construe an eco-social reality），这一有效行动的意义潜势（the potential for effective action）不应仅限于人类这一等级（the class of human beings）[16]386。

“生态系统的语法”（grammar as an ecosystem）由辛志英、黃国文[17]于2014年提出，包含自然语法视域下作为生态系统的语法以及基于生态系统范式的语法学建构两个维度[17]24。具体而言，语法作为生态系统具有人类社会系统、生物进化系统和自身创义系统三重属性：从人类社会系统看，人类有日常生活语法和科学隐喻语法两个语法版本，要建构真正的语法学就要兼顾这两个语法版本;从生物进化系统看，语法具有生命性，语法进化具有不可干预性、不可逆性和互补性;从自身创义系统看，语法有实现知识建构的经验语法和施行社会关系的人际语法两个版本，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识解和实施两个功能。

“生态语法”（ecological grammar 或者eco-grammar）这一术语由何伟团队于2017年初步提出 [18-19]：描述了生态及物性系统、生态语气系统、生态情态系统、生态评价系统之态度子系统等[20]70。之后在2018年“纪念韩礼德先生”学术活动[21]以及2019年8月丹麦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inguistics）两个重要场合正式提出 [3]。生态语法的两个根基是功能语言学理论和生态哲学观 [20]69，基本内涵如下：生态语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性的体现，也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实用框架;要建构生态语法框架，首先要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在此生态哲学观指导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语气和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主位系统进行不同维度的生态拓展[3]22。换句话说，生态语法是对功能语法的生态延展和细化，强调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关注语言的增长主义、等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非生态性 [22]47的研究。

“生态思想”从学术渊源上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思想是一种生态哲学思想（如儒家生态思想）[23]，狭义的生态思想特指生态语言学思想（如韩礼德生态语言学理念）。黄国文、赵蕊华 [24]以及何伟、王连柱 [25]先后介绍“生态思想”这一概念，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思想”以及“为什么要提倡生态思想”两个问题。生态思想基本定义如下：“生态的思想指，通过唤醒人们对语言与人类、生物及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关注，和提升人们对生态重要性的认知，促使语言生态系统同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等保持良性互动关系。”[25]220之所以提倡生态思想是基于如下两点考虑：首先，“现实并非事先存在的，而是人们构建的;在构建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语言来描述我们认同的现实，而语言的表述强化甚至重塑我们对世界的认识”[24]589;其次，“鲜有学者基于生态思想探讨语言系统本身三个层次（语义、句法和音系字系）的发展与变化”[25]221。从以上学者关于生态思想的界定可以看到，生态思想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思想，与绿色思想是有交集的。

“生态文化认同语法”（a grammar of ecocultural identity）这一术语是国际知名生态语言学家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 [26]于2020年提出，是指“在书面语中一系列具有选择性、创造性和可用性的语言特征，可以启发人们把自身和整个人类看作更广泛的生活共同体的一部分”（a list of linguistic features that could be drawn upon selectively and creatively in a diversity of forms of writing in order to inspire people to see themselves， and humans in general， as part of a wider community of life）[26]418。以上是本文对两组术语概念提出和基本内涵的对比，接下来看看它们在分析方法和学术流派方面的差異性。

（二） 分析方法和学术流派

1.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协和语法与一致语法基于名词化分析的两种及物语法观以及对应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生态语法分析三种分析方法。

如上文所述，名词化在绿色语法中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国内学者较为关注这一学术争论，例如崔桂华[10]37叙述了格特力、韩礼德、马丁和施莱普格雷尔关于名词化的争论焦点。赵奎英 [27]系统分析了造成名词化生态价值争论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一争端的一个路径。何伟和安德鲁·格特力[5]3专门区分了“一致语法”“协和语法”“绿色语法”概念。本文认为名词化的语法争论体现了协和语法和一致语法对待及物性实现形式以及施事的不同立场：前者体现了两个语法流派在语法形式选择上不同的生态观和世界观，后者反映了名词化本质上关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社会责任的争论。接下来再以上文提到的“The earthquake destroyed the city”为例进行一致语法和协和语法的分析和讨论。

“一致语法” [28]认为在小句及物性分析中，名词词组表征事物，动词词组表征过程，作为参与者角色的施事对决定过程类型、表征意义发挥重要重用[5]3。据此上文这个小句的名词性词组“The earthquake”和“the city”分别是作为物质过程的“destroyed”的施事和受事。格特力所倡导的协和语法则反其道而行之：表征及物性过程的句子成分并非动词词组，而是由动词变为名词的名词化形式，其中动作的施事被省略[4]。据此上句可被改写为如下形式：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occurred.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致语法具有显著的社会生态取向：强调“人”在社会现实中应该明示的社会责任，作为参与者的施事尤其不能抹除;如果隐去了则不能明确生态人应该承担的生态责任。这一点在上文提到的施莱普格雷尔给绿色语法下的定义以及生态文化认同语法的提出者斯提比提出的“删略”（Erasure）[29]这一故事（story）得到呼应。斯提比认为要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语言特征剖析，就要进行名词化等语法结构分析。他在对“公司是人”这一隐喻名词化为“公司人格”的分析中认为这一名词化将施事删略，易生偏见和质疑。相比之下，协和语法则具有显著的自然生态取向：通过对动作过程名词化以及施事模糊化，强调人与物理现实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式互动关系。按照格特力自己的解释：“从更深的哲学层次和科学层次来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过程，而名词化与科学新发现更加协和，也更加有利于将现实表征为互动性过程”[5]4。两种截然不同的及物语法观就会有对应的三种不尽相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它们分别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logic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生态语法分析（eco-grammar analysis）。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logic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格特力明确提出的实现协和式绿色语法所采取的路径：他主张摒弃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采用蕴含绿色思想的替代性批评话语分析（alternativ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wards green thought）[4]555。虽然批评话语分析和生态话语分析“通常都是站在‘弱者和消极的立场看待事情”[30]39，但是后者“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自然中各种物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为自然界物种的人与其他物种（包括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涉及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资源的消耗、化学物所带来的污染等”[30]41。

生态话语分析是何伟团队在构建生态语法框架的过程中最初采用的方法。生态话语分析（EDA）与其他话语分析方法相比“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性关系”[20]66，并将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鉴于其宏伟目标与明确的指导思想，EDA 具有广泛的研究对象”[20]67。

生态语法分析是构建生态语法的最终路径。虽然目前尚未有文献对“生态语法分析”这一方法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参照何伟团队构建生态语法的一系列成果可以大体得出生态语法分析的基本路径。本文认为生态语法分析可以界定为运用生态语法对语言意义功能系统进行生态细化、拓展和描写的新兴话语分析方法，这也是其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生态话语分析相比的显著特色。就生态细化已有较为系统的发现：（1）对及物性系统中参与者角色的生态细化：施事可以细化为个体施事（Agent-individual）、群体施事（Agent-group）、物理性场所施事（Agent-physical place）、社会性场所施事（Agent-social place）、人外生命体施事（Agent-nonhuman organism）[18]59;参与者角色可以细化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生命体参与者”细分为“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和“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细化为“物理性参与者”和“社会性参与者”[19]600;（2）对评价系统中态度、介入和级差三要素的生态细化：细化为情感缘起、判断标准和鉴赏对象的态度与细化为介入取向、介入来源和介入内容的介入以及细化为级差参考特征的级差与生态哲学观构成合取关系，共同构成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评价系统[31];（3）对衔接与连贯的生态细化：细化为处于合取关系的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生态取向判断内容的外部条件的语域（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变量） 、作为话语生态取向判断内容的内部衔接手段（包括及物性、语气等）三要素子系统[32];（4）对主位的生态细化：提出话题主位这一新概念并确定其划分方式，细化了不同类型参与者角色充当话题主位以及不同主位标记性情况的生态与非生态性特征[33]。

从以上关于分析方法的讨论可以看到绿色语法与生态语法不尽相同的分析路径，这与它们所属的批评生态语言学和系统生态语言学两个流派相关。

2. 学术流派：批评生态语言学和系统生态语言学

菲尔等人在2001年将“绿色语法”纳入“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的范畴[34]6，批评生态语言学定义如下：“采用韩礼德模式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话语批评角度审视人们赖以生存的话语，包括对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的批评性研究和语言系统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研究，同时通过改变语言系统模式和语言使用方法，使得语言更适合于自然生态系统，使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更加和谐。”[35]10

如果说绿色语法运用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及其所属的批评生态语言学流派“批判”意味較足的话，生态语法对语言系统的生态细化和拓展则可以将其归为系统生态语言学：韩礼德在对“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和“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进行区分时将系统生态语言学定义为 “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即语言对人类的行为（包括人类对生态影响的行为）的影响”[36]40-41。

我们已经对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的差异性做了陈述，接下来简要论述一下二者“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包括历史背景、批判目标和发展趋势。

二、 “殊途同归”的一致性

共同历史背景是指二者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法研究的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按照斯提比 [37]的解释，生态转向是指各学科受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启发，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系统退化、物种灭绝等生态问题日渐警觉，从而开始探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宗教系统、文化系统、语言系统等各系统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经济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心理学、生态诗学、生态批评、生态社会学、社会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应运而生[37]407。这一生态转向对语法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的兴起和发展顺应这一转向，促使生态视角的语法研究出现。因此，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与传统语法等流派相比在假定、目标和原则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取向。如果继续运用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分析“The earth destroyed the city”这个英语小句的及物性，就会发现二者均参照功能语法，对及物性的基本假定都是对小句过程和参与者角色生态性的判定：“the earthquake”作为代表的无生命自然现象的施事放在句首，出现在“destroyed”这一类“破坏性”主体性动作过程对“the city”等人类生活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语境中。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来看，这句话具有显著的非生态性，应该加以抵制;但是从人类近年来从事的各种地质勘探和工程建设活动看，很多地震都是人为因素造成，应该引起警视。

共同批判目标是指二者都持有对作为非生态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立场，即批判抵制人类中心主义等消极思潮，鼓励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等积极思潮。人类中心主义因其背后蕴含的增长主义、等级主义和物种主义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严重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人类世时代（the Anthropocene），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这种消极思潮不仅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更体现在语言、话语和意识形态层面，本质上受人类认知中心主义（cognicentrism）[38]影响。这一共同目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危机每况愈下时学界对宏观生态问题的关切和思考[39]。

共同发展趋势是指这两种语法并非完全泾渭分明，而是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和发展态势。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从多样化到一体化趋势明显：“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将会越来越趋于融合，其学科的统一性将愈发凸显” [40]135。格特力近年来语法研究出现的生态转向 [41]以及何伟与格特力的学术对话[5]从语法研究的生态视角说明了这种融合和发展。

三、 结 语

本文将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两个看似相似、实则不尽相同的语法流派进行了横向对比：一方面对比了二者的差异性，另外一方面简要陈述了二者的一致性。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贡献和谐话语分析以及生态语法等本土化新议题[11]198的重要力量，要构建具有系统性和可操性的生态语言学自己的生态语法，需要时间积累和团队协作[11]199。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应将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孤立看待，而应将二者放在语法生态视角研究的连续统上，相互借鉴、融合发展。这样的话可以为已经在国际学界推广的生态语法框架研究以及作为新兴话语分析方法的生态语法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生态语言学在后疫情时代的语言学研究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斯提比 [29]运用“叙事”（Narrative）等新的生态故事分析了对抗冠状病毒话语（Coronavirus denial）。如果继续这方面的积极探索，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借助绿色语法和生态语法构建抗击新冠病毒主题的健康语法（a grammar of health），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42]：什么是健康语法？为什么构建健康语法？如何进行健康语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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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Horizon for Ecolinguistics： From Green Grammar

to Ecological Grammar

ZHOU Wen-juan

（Colleges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green grammar and ecological grammar as two newly emerged strands of grammar in ecolinguistics. It is observed that those two grammatical strands as two umbrella terms differ in terms of their proposals of notions， definitions， methods， and ecolinguistic strands， while they hav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ritical goal， and the future horizon in common as well. This paper does not try to distinguish the better grammar of the two， but to throw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grammar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linguistics. Ecolinguistics in the post-epidemic time can devo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ammar of health.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green grammar; framework of eco-grammar;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grammar analysis; a grammar of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