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靠工艺出圈的乾隆瓷

2021-08-02 03:30撰文郭娟
艺术品鉴 2021年19期
关键词:清乾隆青花乾隆

撰文=郭娟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高63cm北京保利2021 春拍 成交价:RMB 265,650,000

2021 年6 月8 日,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随着一声棰响,中国瓷器拍卖的历史记录被改写。一件“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以2.6565 亿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一反古董年代越久越贵的规律,超越了北宋汝窑天青釉冼和成化斗彩鸡缸杯,成为史上最贵瓷器。

左图:清乾隆 青花“春耕图”福寿如意大抱月瓶 高59cm 华艺国际(北京)2021 春季拍卖会 成交价:RMB 69,000,000

右图:清乾隆 釉里红九龙图抱月瓶 高25.8cm 北京保利2021 春拍 成交价:RMB 21,850,000

中西融萃新审美

瓷器作为最知名的东方文明结晶,若从东汉青瓷算起,传至乾隆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的烧造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朝历代的匠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烧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瓷器神话——南青北白、青花、釉里红、霁青、霁红、甜白、斗彩……数千年的经验积淀为后世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追赶超越的标杆。

乾隆二年,已经在景德镇干了七八年督窑助理的唐英,因突出的业绩表现,被乾隆正式任命为督窑官,开启了乾隆朝瓷器轰轰烈烈的巅峰创造之路。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宏大,能工巧匠云集,不仅仿古瓷器如青花、釉里红、斗彩及各种颜色釉瓷器烧造数量庞大、质量上乘,而且康熙时经西方引入而创造的珐琅彩、粉彩和洋彩技术也已经相当完善,各种新奇淫巧的制品层出不穷。

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埴,体则厚薄唯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乾隆尤为好古,对瓷器仿古有极高的热情。仿古之风自宋代起流行于文人雅士中间,对宋代五大名窑瓷器的仿制在明代已尉然成风,至清代雍乾时期更盛。雍正时期,景德镇就已经成功仿制出了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青釉烧制技术也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至乾隆,这股瓷器上的仿古热潮更甚,所仿历代名瓷几乎无所不有。如本季现身拍场的“清乾隆 青花‘春耕图’福寿如意大抱月瓶”(华艺国际)、“清乾隆 釉里红九龙图抱月瓶”(北京保利)、“清乾隆-嘉庆 粉青釉凸花苍龙教子图大梅瓶”(中国嘉德)无一不反映出乾隆仿古瓷技术之高超。

清乾隆-嘉庆 粉青釉凸花苍龙教子图大梅瓶高70cm 中国嘉德2021 春拍 成交价:RMB 10,120,000

乾隆瓷充分继承了我国数千年古代制瓷工艺的全部精华,并在仿制的过程中力求新的创造,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制瓷工艺。以青花为例,乾隆时的青花瓷无论从器形上还是从绘制的手法上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精细程度也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仿古之余,乾隆瓷还十分注重对古瓷的创新。乾隆在传统的白地青花之外派生出许多新品种,如北京保利本季上拍的“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缠枝花卉梅瓶”即为青花和釉里红的再融合,除此之外还有青花红彩、青花加紫、青花胭脂彩、青花斗彩、青花粉彩加金、青花描金、黄地青花、哥釉青花、天蓝地青花、冬青釉青花、豆青地青花、哥釉青花加紫、冬青釉青花加紫、米色釉青花、蓝地青花加紫、蓝地白花、洒蓝地开光青花、仿木纹釉青花等。

清乾隆 仿古铜釉彩描金浮雕『夔龙拱福』双螭耳瓶 高37.5cm 北京保利2021春拍 成交价:RMB 37,950,000

随着陶瓷制造工艺的提升,人们开始尝试用陶瓷表现更多内容,仿生瓷随之出现。清乾隆年间,仿生瓷仿制的范围更加广泛,朱琰(清乾隆进士)在《陶说》中说:“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 青铜器、漆器、木器、竹器和玉石的仿制都十分逼真。所有仿制的品种不仅形态、色泽十分接近木材的本色,纹理和木料的质感也能精确地反映出来。北京保利2021 春拍中的“清乾隆仿古铜釉彩描金浮雕‘夔龙拱福’双螭耳瓶”即为此类代表,是唐窑之于仿生青铜的一大重要突破。

除了仿古瓷,乾隆瓷更广为人知的风格是那些色彩艳丽、繁花似锦的彩瓷。

彩瓷之彩,即为“洋彩”。何谓洋彩?唐英说:“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彩。”

康熙末年,洋彩经西方引入,为清代官窑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选择,伴随西洋釉彩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在当时已经风靡欧洲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潮,完全迥异于中国审美的西方审美对康雍乾三代瓷器烧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瓷胎画珐琅、粉彩、洋彩等新釉料、新技术被引入瓷器制造,丰富了中国的瓷器面貌。经过康雍两朝的发展,再加上乾隆个人审美的喜好,这种新式风格在乾隆朝获得极大发展,产生了大批以奢华为主要特点的乾隆瓷器。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缠枝花卉梅瓶 高35.4cm 北京保利2021春拍 成交价:RMB 29,900,000

为了达到足够新奇、足够奢华、足够繁复的艺术效果,乾隆瓷在工艺技巧和装饰艺术方面不惜工本,颇有创新成效。在釉彩方面,仅高低温颜色釉就创新研制多达57 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为了实现工艺上的突破,工匠们几乎将所有可以用来和瓷器相结合的工艺都尝试了一遍,并尝试将完全不同的工艺用在同一个器皿之上。

乾隆八年,随着中国瓷器史上设计最精巧、工艺最复杂、釉色最丰富、烧制最奢靡的瓷器——转心瓶的问世,中国瓷器制造工艺正式步入精工巧制的巅峰时代。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赞其曰:“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巧夺天工“转心瓶”

乾隆早期,景德镇御窑几乎已经可以烧出任何釉色、器型或是复杂组合的瓷器,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地步,但乾隆皇帝仍然不满足,多次下旨要求唐英烧造“新拟瓷样”“新样瓷件”。

乾隆六年,唐英接到皇帝朱批:“数年以来,所烧造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

在频频的高压政策之下,唐英挖空心思,借鉴了珐琅、绘画、青铜、玉石、园林、牙雕、小木作、机械技巧等工艺手法,终于在乾隆八年研制出交泰瓶和转心瓶,“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共九种,谨恭折送京呈进”。

在乾隆以前,瓷器结构多为完整的一体,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自由活动之理,但唐英却运用高超的制瓷技法创造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奇迹。

交泰瓶、转心瓶结构及制作工艺都极为复杂巧妙,整个瓶体可分为瓶心、夹层、瓶身、底座四部分,各部分先各自在窑中分烧,烧成后再套叠组合。每一个部件的尺寸都需要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温度火候控制等皆有极高要求,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尤其是转心瓶,只旋转这一点就绝不简单,需在烧制前处理转心轴,先把外瓶的底制成凸起的鸡心状钮,内瓶的底心做成相吻合的鸡心槽,烧成后钮与槽相合才能实现旋转。

要制造一件如此奇巧的瓷器,所耗人力物力极多。据《乾隆记事文件》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皇帝传旨,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烧造斗龙舟打(角力)斗人旋转瓶一件”,而唐英烧成的时间却是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耗时十八个月才得一件转心瓶,其复杂的工艺及艰难的烧制历程可见一斑。

也许,正是因为烧制转心瓶工艺太过复杂、成本所费太过高昂,阔绰如乾隆也舍不得大量烧制,因而降旨:“不必照随常瓷器一样多烧,嗣后按节进十数件。”自乾隆八年首次敬献后,仅有乾隆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及二十二年,御窑厂先后几次烧造转心瓶,此后便成为绝响。

现存已知的转心瓶数量不过几十件,如故宫博物院馆藏9 件、南京博物院馆藏1 件、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13 件,市场流通的转心瓶就更加稀有。2019年,北京保利以9200 万人民币拍出一件乾隆御制洋彩“时时报喜”双龙耳转心瓶,创造了当时转心瓶的拍卖纪录。

两年后的6 月8 日,还是在北京保利,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以2.6565 亿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后来者居上,一举刷新了中国陶瓷的世界拍卖纪录,也将乾隆瓷器送上了史上最贵瓷器的宝座。曾经,那由工艺创造的巅峰,终在今天演变为了拍场上的成交神话。

此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腹瓶外壁精雕祥云山林之景,山石嶙峋,花木葱茏,一五彩凤凰飞于云端,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瞧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有“百鸟朝凤”之意。瓶身汇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于一身,集轧道、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外瓶镂雕结合开光与周身透雕二者之妙,打破常见的对称布局,另辟蹊径,将雕瓷、镂空完美结合,镂空处全凭画意,毫无刻意雕琢设计之感,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巧思。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观此瓶设计之巧、工艺之难、成造之妙,极有可能出自督陶官唐英之手。

各种釉彩大瓶 高86.4cm,口径27.4cm,足径33cm故宫博物院藏

炫技巅峰“瓷母”

转心瓶是乾隆一朝极尽繁华之下的产物,工艺之繁复、所耗之工本可谓冠绝当时,它的惊艳出世不仅宣告了大清制瓷工艺的成熟与巅峰,也彻底拓宽了乾隆爷天马行空的想象边界,在瓷器的制造上更加追求炫技。

据说有一天,遍识天下名瓷的乾隆皇帝突发奇想:能不能把全天下能找到的各种釉彩的瓷器集中烧制在一件器物上,集大成于一身?

于是,“瓷母”诞世。

“瓷母”全名“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称其为“瓷母”,并不因为它是中国瓷器审美的巅峰,也不是因为它的器物形状超凡脱俗,和它那简单粗暴的名字一样,它的构成也是那么直截了当——各种高温、低温釉彩的混搭与拼接,据不完全统计,瓶身上的釉彩有金彩、珐琅彩、粉彩、青花、斗彩、仿哥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仿汝釉、仿官釉、酱釉等,简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我国瓷器命名一般以“年代+窑口+特征+质地+形制”定名,但因为“各种釉彩大瓶”身上的釉彩太多,内容过于丰富,照老方法命名则名字过于冗长,故而只能迫不得已以“各种”概之。

各种釉彩大瓶瓶身共包含了从宋到清的17 种釉彩,每一种釉彩作为曾经独当一面的扛把子,脾气、秉性各不相同,要将它们齐聚在一个整体,意味着最起码要经过17 道工序,要用到17 种不同的烧制方法,工艺难度达到历史顶峰。

《国家宝藏》曾为这件华美瓷器的制作成功率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把每一层釉彩的烧制成功率乐观地估算为70%,整体的成功率就是70%的17 次方,也就是说烧制这个瓷器的成功率是0.23%。统计学上,我们把概率低于5%的事情称为“不可能事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事件”,乾隆朝的景德镇匠人却将其做了出来。

那么,瓷母究竟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呢?有人推测是分段烧然后再组装的,但据故宫博物院瓷器馆志愿者讲解员张甡介绍,“‘瓷母’的烧制工艺是先烧温度高的釉彩,再烧温度低的釉彩,这样,每烧到下一级温度时,由于温度较低,就不会将以前烧好的高熔点釉层给烧坏了”。这种烧制方法要求窑工必须对每种釉彩的烧造温度和窑室中的游离氧含量有精确的把控,就算如此,在当年那个纯靠经验的年代,其成功制作出来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这也是“瓷母”被誉为“中华瓷王”的根本原因。

清乾隆 洋彩胭脂红地轧道花卉观音瓶 高27.8cm 北京保利2021春拍 成交价:RMB 11,270,000

用“各种釉彩大瓶”,用这种近乎炫耀的方式,乾隆将鼎盛王朝的文化自豪展露无疑,它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宣告着乾隆朝在瓷器史上的巅峰地位。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言:“将各色釉、各类彩集于一身,为乾隆朝独创。做出这么‘矫情’的事,一定是丰衣足食之后。官窑瓷器烧制在清康熙朝恢复,雍正朝发扬光大,至乾隆达到顶峰,顶峰一定要有旗帜飘扬,‘瓷母’就是这面飘扬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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