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之焦家母子的行为动机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两汉乐府诗成为那个时代耀眼的新星。它除了包括文人雅士所创作的诗之外，同时汲取了各地的民间歌谣作为养分。其中《孔雀东南飞》为其中的翘楚，虽展现了一对牺牲于旧家庭制度与传统伦理道德下之夫妇的悲剧，却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本篇通过学者的看法加上笔者的理解，将这对旧家庭下的焦家母子的行为，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合理的解释。从不同方面揭示焦仲卿行为的被迫性、焦母行为的合理性，以及焦母与焦仲卿行为分别所代表的外戚专权与封建皇权的对峙。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被迫性 合理性 外戚专权 专制皇权

《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在多数人的认知中为“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恶”，这也是众多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王汝弼学者认为：“本诗的主旨，固在废除片面的礼教。”a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孔雀东南飞》诗的主题不是反封建、反礼教、反家长制，而是揭露官吏的腐化和堕落。b随后，何法周、孙淑清等学者也对这两个观点加以肯定，并延伸至“歌颂爱情”主题。总之，以上三个观点为此文的主要观点。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其定义了新的主题、新的涵义后，《孔雀东南飞》成为大众所关注的焦点，不断有学者为此注入新的养料。

文章的主题未有大偏颇，但是对于此文的写作年代，各家都有各家的看法。在诗句开头，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文章开头言简意赅，直接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汉代，地点为庐江，故事内容围绕焦仲卿一家展开。可是，这首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为何没有录进与《玉台新咏》处于同时期的《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或者《诗品》？这一点着实令人起疑。因此近代有学者想通过“燕燕黄昏后，寂寂人定初”带有六朝风范的句子来证明宋代刘克庄的猜想：“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学者叶庆炳猜想，那句带有六朝风范的句子为六朝文人之润色c，只不过是在徐陵编写以前的三百多年间被文人加以增饰罢了。无论各家对《孔雀东南飞》的时间推测有何差异，本篇所有的论述都是基于《孔雀东南飞》为汉代所著。

一、焦仲卿的行为——被迫的斗争精神

在内容的解读上，经常会有人提及“集中强调反抗封建礼教以及对男女主人公斗争精神的歌颂”。从焦仲卿的行为举止上来看，他的确是一位具有斗争色彩的人物。可做出如此行为是否是他心甘情愿的呢？

不可否认焦仲卿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其中导致这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焦仲卿人物性格中的软弱性。正如学者陈碧光所想：“他不但无力去调和婆媳之间的矛盾，反而因其软弱无主见加速了二者之间矛盾。”d在自己妻子与母亲的矛盾中，他作为一个中间者，身处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先以“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激怒自己的母亲，再以“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让刘兰芝回到自己的娘家。在汉代，出嫁的女性回到自己的娘家则代表已经被休弃。让年老的母亲发怒为不孝，让委屈的妻子回到娘家为无能。

因此，软弱的焦仲卿被迫做出具有斗争精神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大概有四处斗争行为。

首先，焦仲卿所为“堂上启阿母”之前是听闻刘兰芝所说：“我十七岁成为你的妻子，心中常常感到苦悲。你既然成为府吏，专心不移。我独守空闺，我们很少能够相见。当鸡鸣声一响，我就开始上机织绸子，每天夜里都不能好生歇息。我三天能织五匹绸子，婆婆却嫌我的速度太慢。并不是我太慢，而是你家的媳妇太难做。”无论刘兰芝是不是故意这样说，却将一副能够勤俭持家、情谊真挚、任劳任怨却被婆婆万分挑剔的形象渲染得淋漓尽致。而焦仲卿是软弱的，他听信了刘兰芝的一番言语，同时加上那个时代男性几乎都具备的大男子主义，因此才会出现“堂上启阿母”一幕。

焦仲卿爱着刘兰芝，这是事实。当他再三向母亲表达自己对刘兰芝的情谊之时，殊不知却让焦母想要赶走刘兰芝的念头愈加强烈，同时“槌床便大怒”道：“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而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在这个焦仲卿与焦母对峙的环境之中，只有他们两个人，并未有其他人在。若他真的具有自主反抗精神，此时应该继续反抗，而不是默不作声后将刘兰芝驱赶回家。此时的他见刘兰芝乖巧地拜别自己的母亲、瞧见刘兰芝与自己妹妹的深厚感情，回忆起曾经的美好，当时的愧疚之感压过了违背封建大家族制的不安。因此才在下车之时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的原因是“县令遣媒来”“寻遣丞请还”。县令和郡丞先后派遣媒人来刘兰芝的家里，激化了他对刘兰芝的爱。在这段没有描写焦仲卿的诗文里，焦仲卿或许在思念刘兰芝，或许又在想象母亲介绍的下一位妻子秦罗敷。但在县令的儿子、郡丞的儿子求娶刘兰芝之时，点燃了他内心雄性争夺的欲望，道出“吾独向黄泉”。

刘兰芝对此回应“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她听信了焦仲卿的言语，同时将自己的诺言付诸行动。诗文中“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赴死的动作干脆利落，毫不犹豫。若她违背只有她与焦仲卿知道的誓言，继续嫁予郡丞的儿子，世人也无可指摘。焦仲卿也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去娶他的如花美眷。刘兰芝的死，切断了焦仲卿的退路，让焦仲卿在道义上无法后退。前面铺设的美好、情深意切、自己的无能、让刘兰芝死去的愧疚感，一下涌入了他的内心，因此焦仲卿不得不“自挂东南枝”。

二、焦母的所为——时代的合理性

袁英昌学者曾在《孔雀东南飞》的序言中写道：“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兰芝自然有一种心理作用。”e贤惠能干的媳妇怎么会让婆婆产生这样的逆反心理呢？整篇文章中并未有提到焦父的存在，同时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并未有他的出现。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当妇女丧夫，就会将丈夫的形象投射到儿子身上，于是便会有“恋子情节”。因此，我们可以怀疑，陪伴焦仲卿逐步长大成人，一直参与着焦仲卿生活方方面面的焦母，可能具有 “恋子情结”。学者陈文杰也认为，封建礼教下的社会背景和自身品行的专断，是焦母滋生严重的“恋子情结”的重要原因。f

焦母在焦仲卿身上不仅倾注了对儿子的爱，还有对丈夫的爱。它包括了男女之间的独占欲，所以才会对刘兰芝产生排他性。“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的心中怀忿已久，并不是焦仲卿三言两语所能化解的了。那么，焦母是否因为这份独占欲而忽视了她儿子的想法呢？学者孙绍振认为：“她对自己儿子还是有感情的，她自以为还是考虑到儿子的幸福。”g所以，这种排他性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下的。无论是她所看好的下一任儿媳秦罗敷，或者其他更优秀的女子，一旦焦母发现有人威胁到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地位，是一定会铲除的。

早在父系社会的开端，就开始了对女性的压迫。先秦时代著名的《诗经》中，就有了经典的弃妇诗《氓》。这些弃妇诗大都描写了女性在被男性抛弃之后的生活惨状。一直到整个封建王朝的结束，脱离了男性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凄惨。

虽然在汉代民间歌谣之中，女性脱离了汉代知识分子所勾画的道德规范。在汉乐府中，我们会看到“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的场景，一位弃妇自我的解嘲；我们也会看到“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一个家族由一个女人来统管的场景。在这些乐府民歌中，女性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台湾大学的欧丽娟认为：她们的刚烈和自主性，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当他们发展出整个家族跟家族的护卫功能的时候，她们是被尊敬的，也是被认可的。而当焦母她发现一个女子可能蛊惑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开始顶撞长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顾的时候，她有理由让焦仲卿离开刘兰芝。因为她是在护卫整个家庭。

封建时期，男男女女都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加以诸多的限制，其中年轻的女性受到的约束尤甚。戴德在《大戴礼记》提出“七去”，又称“七弃”，其内容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班昭撰写的《女诫》，在文章“曲从第六”中提到“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顺着所列的幾条来思考，刘兰芝的行为的确不符合以上的规范。焦母的眼中，刘兰芝是个不顺从的人，没有让她心平气顺；刘兰芝十七岁嫁过来，过了两三年，却又无子。在那个社会，不孝、无子，又没有“四德”的人被休弃，符合当时的社会理念。

随着汉代儒学的兴起，官方通过旌表推崇董仲舒倡导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民间舆论对女性的讨论也围绕着孝、贞、贤这三个方面，尤为推崇刚烈不屈、忠贞不二的女性。锁在焦母身上的不仅有养育之责，同时还有一出生就需带着的贞节牌坊。身为寡妇的焦母，不仅背负着抚育家庭的重任，同时受着社会舆论的监视，内与外的双重压迫，内心的压力得不到释放，只能将寄托放在儿子身上。当刘兰芝到来后，旧家长制度让其成为焦母压力的宣泄口。若《孔雀东南飞》的结局改写，焦母受到感化、承认他们双方的爱情，刘兰芝也或许会成为焦母的继任者。

学者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本诗是“表现一对牺牲于旧家长制度与封建道德下面的夫妇的悲剧”h。焦母作为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她在这个家有绝对的地位与话语权，她能够替焦仲卿休弃刘兰芝。诗文中的刘兰芝，是一个饱读诗书，蕙质兰心的人。其中，“十五弹箜篌”，更是透露出刘兰芝出身的高贵。箜篌一门是从西域传来的乐器，再加上刘兰芝能够诵诗文，又能在古代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被休弃后嫁给郡丞的儿子。刘兰芝的家庭在当地或许有一定的名望地位，更能确定的是她的家庭阶级比焦仲卿家更高。刘兰芝在相较与其他朝代更为宽松的环境长大，又能得到很好的教养指导。她的个性、她的想法、她与焦仲卿的爱情就是与焦母的对抗，就是与当时社会合理的封建家长制的对抗。

三、背后原因：外戚专权与专制皇权的博弈

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在政治上有如此特征——外戚干政。《孔雀东南飞》正是在这个独特的政治氛围下孕育而生。无论是在东汉还是西汉，外戚在政治上都有着显著的作用。《孔雀东南飞》虽为汉代“小家庭”中一对平凡的男女的悲情故事，实则为汉朝政治的缩影——外戚专权与专制皇权的博弈。

自秦一统六国，专制皇权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从西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秦始皇“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皇帝不仅象征着天下，实际上，还御宇内制六合。从西汉开始到东汉，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皇权不得已割让于外戚集团，使其脱离皇权的制约。两汉时期的皇帝大多幼时继位，太后临朝。皇太后为了执掌大权，建立自己的外戚集团，巩固政权培养势力。外戚专权带有特有的骄横专断性质、阴谋性、集团性、残暴性、腐化性、贪婪性。i他们无恶不作，这也为后来其覆灭埋下伏笔。基于此，杨炎财学者表示，每一个外戚集团他们代为行使皇权的时间都是暂时的，当皇帝成年亲政，就能轻而易举地收回权力，打垮残暴的外戚集团。j

作者将外戚这一身份，同时转换为两人——焦母与刘兰芝；将参政的方式，缩小为女性参与的方式。这是一场新旧外戚的交战，在这个缩影里，一位是正把持大权，一位则野心勃勃。关于刘兰芝，从上文第一部分中也有回答，她是将焦仲卿的怜悯、同情、不舍等情绪扩大化，对他有着利用的关系，一位新的“掌控者”正在形成。焦仲卿从小就被焦母把控着自己的生活，长大之后，也是干预他的婚姻和离等大事，只需告知一声就行了。诗文中，作者将焦母对刘兰芝的干涉扩大化。因此焦母的“外戚干政”是一种对家庭权力掌控的表现。 而焦母“干政”的资本就是封建大家族制度。焦母身为“外戚”，同时在汉代尊崇儒学、一切以“百善孝为先”的社会，作为一名年长者，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地位，更何况他还将年幼的焦仲卿抚养长大，是这个家庭中劳苦功高的人。焦母一直把持着这个家里的权柄，她早已经习惯了封建大家长制度给她的特权。当她遇见另一个威胁到她权力的人，她就必须要反抗，所以她要打压刘兰芝。

可是殊不知，那个欲图接替她权柄的人，是此时已经成家、在仕途上有点起色的焦仲卿。焦仲卿是个男人，他从小接受的思想就是封建男权的思想，他应该拥有在社会上、在家庭中的支配特权。于是在遣送刘兰芝一事上，焦仲卿违背了母亲的意愿，质问道“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面对着“外戚”的一再压迫，发出一句“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当自身力量不足以抗衡的时候，只能“自挂东南枝”。这样的结尾是当时汉代大多数小皇帝的结局。而此时焦仲卿的阻碍，不是官场的对敌，而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他已经被养成软弱无能的性子，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从一开始的“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到最终无奈的“黄泉下相见”，在张美蓉的观点中，专制体制下贤明且能干的皇帝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是昏君庸主，他们没有能力且困扰于繁杂的政事，于是将其委托于自己所能信任的人，外戚也因此得到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k我们不排除外戚为了执掌大权有意为之的情况，但是在普通底层的家庭中是很难看见的。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焦仲卿与刘兰芝拥有一定意义上的共同利益，与刘兰芝共同进退，未尝没有这样的原因。可另一边，又是亲手将他拉扯大的母亲。于是，他就在亲情与家庭权力之间左右摇摆，刘兰芝也就成为他们博弈的牺牲品。

a王汝弼：《〈孔雀东南飞〉一诗的人物及其思想》，《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b王汝弼：《乐府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c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上册），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7年版，第111页。

d陈碧光：《〈孔雀东南飞〉悲剧解读新视角》，《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9页。

e转引自刘靖云：《论话剧〈孔雀东南飞〉的女性意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4期，第37页。

f陈文杰：《〈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形象新解读》，《语文教学之友》2009年第5期，第34页。

g孙绍振：《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以〈孔雀东南飞〉为例》，《语文学习》2010年2期，第52页。

h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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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2020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国学+创新实验班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G202001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 者： 李睿佳，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师范）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