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赵普历史形象的演变

王 详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赵普是活跃于赵宋初期政治舞台的显著人物。他曾事太祖、太宗两朝，太祖朝十七年，赵普位居中枢长达十四年，为宋朝树立颇多功业；之后又事太宗朝，期间为太宗献“金匮之盟”之策巩固了太宗的皇权。两朝中前后三次为相，被称为赵宋统治集团的“智囊”。

一、宋元时期——带有缺点的开国功臣

赵普在后周显德初年便结识了赵匡胤，因在滁州时悉心侍奉赵匡胤患病的父亲，又在为赵匡胤处理政事时表现出了他的才干，成为赵匡胤的重要幕僚。在陈桥兵变中，赵普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赵匡胤黄袍加身登上皇位。

宋建国后，赵匡胤继续谋划统一大业，乾德二年（964）曾带赵光义雪夜访赵普，商讨攻取太原之策，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为宋朝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有助于宋完成统一。为防止分裂割据和政变频繁的局面再现。军事上，赵普提出解除禁军宿将的兵权，集中军权；政治上，赵普主张收兵权，节制地方，又注重法制，强调并坚持按制度办事，加强对官吏的选择、监察和惩治。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宋朝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有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对于宋朝的统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此，赵普受到了高度赞扬。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赵普第三次被罢相，改任山南道节度，从梁国公改封为许国公，陈王元僖曾上书：“伏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开国元老，参谋缔构，厚重有识，不妄希求恩顾以全禄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圣朝之良臣也”。将赵普比之唐朝贤相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姚崇等人。赵普年老致仕，太宗皇帝赐予手诏：“开国旧勋，惟卿一人，不同他等，无至固让，俟首涂有日，当就第与卿为别”。赵普去世后，宋太宗亲自为赵普撰《太师魏国公尚书令真定王神道碑》，在神道碑中对赵普赞到：“常怀启沃之心，竭输忠忱，以待公家之事。有万石君之周慎，孔光之谨命，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经纶。举而兼之，斯谓全德”。皇帝亲自为故去大臣御制神道碑，对大臣来说本就是最高的赞扬。终宋一朝，目前已发现的官员神道碑共有209篇，其中由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的官员仅有两个。有皇帝的重视和赞扬为宋朝对赵普的评价定下了基调，赵普开国功勋以及忠君贤臣的形象也不断被强调。

真宗咸平初年（998），追封赵普为韩王，诏曰：“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兴运，光启鸿图，虽吕望肆伐之勋，萧何指纵之效，殆无以过也。自辅弼两朝，周旋三纪，茂岩廊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谋猷可复，风烈如生。宜预享于大丞，永同休于宗祏，兹为茂典，以答旧勋，其以普配飨太祖庙庭”。赵普以功臣形象配飨太庙。

除了皇帝的褒奖，宋朝臣员对赵普也是颇为尊崇。宋神宗时，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财政开支问题，“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司马光对赵普的言论不难看出对赵普的赞扬之情。南宋史嵩之的子侄更是将赵普作为模范来劝谏史嵩之，以书谏曰：“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告诫史嵩之要为政建功，不能负于国家。

通过元朝编修的《宋史》也能从中看出赵普在元人心中的形象。在《赵普传》中，有论曰：“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元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很认可赵普开国元勋的忠君贤臣形象。同时修史者还为宋太宗时期宗室多狱而后人多以此非议赵普而感到不公与惋惜，“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

另一方面，宋元时期也对赵普的忌克专权的形象有一定描写。由于宋太祖的眷顾以及赵普自身的才能，赵普在宋初的地位不断提升，其权力欲也逐渐膨胀，为政不免有专权的之嫌。“是时赵普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瓮中，瓮满辄出而焚之，未尝有所肯可。”

而“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将赵普性情忌刻的形象叙述得更加生动。

正如《宋史》所说“普性深沈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虽然赵普存在缺点，但瑕不掩瑜，通过宋人与元人的书写，赵普在宋元时期主要还是一个开国功臣的形象。

二、明清时期——不忠的奸邪佞臣

明清时期，赵普忠君贤臣的开国功臣形象逐渐坍塌。首先是忠君形象，明朝初期，赵普便被明太祖朱元璋打上了“不忠”的标签。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为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建立了历代帝王庙予以祭祀，以此显示自己是得先王正统之传。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又诏令在帝王庙中配以历代名臣从祀。礼部官员拟定了三十六位历代名臣上奏，其中拟定的宋朝名臣有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帝以宋赵普负太祖不忠，不可从祀”。赵普在明太祖心中并不是一开始便是不忠的形象。乙巳年（1365），朱元璋读《宋史》时看到描述赵普多忌刻，曾说：“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从当年的“贤相”“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到“不忠”，可以从中分析出明太祖政治要求的变化。赵普还被朱元璋称为“贤相”的乙巳年（1365），朱元璋势力正盛，各路军事进展顺利，已能够与元形成对立之势，一个新王朝正在酝酿。朱元璋面临一个以征战定天下的新王朝，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建国后收兵权问题，而赵普帮助宋太宗进行军队改革，收整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建策也正满足了朱元璋当时的需要。因此称朱元璋赞赵普为“功施社稷，泽被生民”的贤相。

而洪武二十一年（1388），赵普从“贤相”急转而下落为“不忠”，也是与朱元璋的政治要求不无关联。朱元璋评价赵普“不忠”，与赵普在宋初皇位传承中的作为有关。宋初为避免“主少国疑”，昭宪太后定下“金匮之盟”，先将皇位传于年长的赵光义，待太祖之子长大后再将皇位传回。而太宗未继位时与赵普素有矛盾，赵普为了在太宗朝立足，进言劝阻太宗传位回太祖一脉。赵普这种逢迎太宗而绝太祖子孙嗣统的行为是关乎忠义的问题，因此明太祖斥赵普“负太祖不忠”。而明太祖在这一时期不将赵普列入从祀，表达了其对官员忠君的强烈意愿。此时正当政治形势严峻，胡惟庸案还未完结，大批官员纷纷牵连入狱，再加上之前的空印案、郭桓案，无论奸党还是贪员，在朱元璋看来都是不忠。因而在明朝洪武年间还产生了具有特色的训诫文，如《精诚录》《志戒录》都在劝导忠君。因此在这一时期将赵普以不忠从名臣从祀中黜除，也是其教化劝忠的一个手段。

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笔下的赵普，忠君贤臣形象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祸国殃民的佞臣形象。在王夫之看来，一则赵普是失德伪善者，赵普为人称赞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迹，只是其谋求功利的伪装。“自汉之兴，天子之教，人士之习，亦既知尊孔子而师六经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则虽取法以为言行，而正以成乎乡原，若苏威、赵普之流是已。苏威曰：‘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赵普曰：‘臣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丧节，普之险以斁偷，不自知也，不自媿也。……挟圣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阉然求媚于乱贼而取容，导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无忌”。赵普假借圣人言论标榜自身德行，而其实际作为，则是为了“阉然求媚”于太宗而使太祖子嗣被迫害。

二则赵普是不忠不义者，“若夫举宗祊民社委之以身后长久之图，则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于是而杨素、徐世绩、赵普之奸售焉。此三人者，谋焉而当，决焉而断，与之言而不泄，处危疑而不移者也。……夫普则诚所谓鄙夫者耳。……普以幕客之雄，沉溺尤至，而机械愈深，虽见疑于英察之主，而终受王封，与冯道等”。不似宋朝总将赵普比之唐朝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王夫之将赵普与冯道等同，而冯道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被宋代儒家斥为“不知廉耻”“奸臣之尤”，赵普的形象可见一斑。

三则赵普是遗祸害国者，赵普在宋建国初期献策的猜防之谋，使得宋朝“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则分阃临戎者，固以容身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祸”，最终造成宋朝军事力量衰弱，而北宋灭亡。另一方面由于宋初赵普反对武力收复幽燕地区，使得宋朝失去了收复北方失地的最佳时机，为后世带来灾祸，“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王夫之如此贬斥赵普，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都是写于明朝灭亡之后，面对复国无望，王夫之便隐居专心于学问。把宋、明两朝历史勾连相参，不难发现两个朝代有很大相似性。都是汉人王朝，之后又都被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明末抗金时君臣猜忌使得明朝节节败退，明朝灭亡后大批尊崇圣人信义的道学家投靠清廷，使王夫之体会到猜防之敝，当他评价宋朝时自然对这一制度深恶痛绝，同时对赵普声称学习圣人但又不忠于太祖的行为而痛恨。因而王夫之笔下的赵普成了明末统治阶层与背信弃义的道学家的映射，被斥为佞臣鄙夫。

三、结语

赵普作为宋初的开国功勋，辅佐太祖太宗时所献谋划，无论达到了怎样的效果都影响了宋朝百年的发展。他的历史形象也随着后世不同解读有了许多变化，从宋元时期的忠君贤臣到明清时期不忠佞臣，赵普历史形象的变化也是体现政治要求的变化，宋元时期忠君贤臣的形象是突出其身上的功勋而将其成为模范，明清时期的不忠佞臣形象则是放大其身上的错误将其作为警示。不同的政治诉求造成了赵普历史形象在宋明时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