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至“下”:两周“威仪”嬗变

2021-08-06 10:25李丹凤
殷都学刊 2021年2期
关键词:阮元政治

李丹凤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威仪”一词主要见于青铜器铭文及《诗经》《左传》《尚书》等传世文献中,是周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威仪的内涵,成果丰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横向观察,威仪有德行、典范、风采、动作、仪容等义。(1)“威者,和顺中积,英华外发,自然之威德风采也,仪者,正衣冠,尊瞻视,动容周旋中礼者也”,见(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第1592页。威仪乃是先秦贵族所展现出的可以为百姓效法的容止、仪法等,是内在道德与外在礼容的和谐一体,见曹建墩:《先秦礼制探赜》,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7-228页。威仪有礼容,言行表现,言行、德行三个义项,见朱金发:《〈诗经〉“威仪”说》,《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第132-136页。“古代所谓威仪就是礼容”,见裘锡圭:《史墙盘铭文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表示行礼者之身分地位的豪华举动,谓之‘威仪’”,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二是从纵向分析,西周时期威仪是针对政治行为而言,春秋时期威仪的外在特征增强,与礼仪的关系更为密切。(2)西周时期,威仪与德义近,指规则、准绳,春秋时期,威仪开始与言语、动作、风貌等有较多的联系,见罗新慧:《周代威仪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86-94页。西周贵族从历史政治行为和政治礼仪两个层面看威仪,春秋士人主要从政治礼仪看威仪,见李雷东:《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79-82页。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威仪”的含义及其变化上,而对威仪内涵嬗变的原因未有专门论述。同时,“威仪”的适用对象也有变动,对此少有学者谈及。另外,“威仪”主要见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献中,战国时人已不大谈及了,那么,“威仪”兴起、衰落的缘由又是什么。这些对深入理解宗周礼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简要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两周“威仪”观比较

(一)西周时期的“威仪”:高居上位

西周晚期的虢叔旅钟铭文云:

虢叔旅曰: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氒辟,得纯亡愍。旅敢肈帅型皇考威仪,祇御于天子……(4)《集成》00238。

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恪,奠保我邦我家……(6)《集成》04242。

“恭明德,秉威仪”与“申恪,奠保”的用法相同,属近义词连用,有强调的意味在内。“秉威仪”与上述“秉明德”“秉元明德”同义,西周金文中的“德”主要指政治行为(7)刘源先生认为西周贵族所作的青铜器铭文中的德应指政治品行、政治作为,祖考之德多表现于辅佑先王,见刘源:《试论西周金文“帅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内涵》,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9年3月5日。,与之义近的“威仪”亦如此,与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子孙承继祖考的明德、威仪以佑助天子,卫邦保家,威仪之于政治的作用不言自明,这在传世文献中亦有体现,《大雅·民劳》“敬慎威仪,以近有德”(8)(清)阮元校勘:《毛诗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632页。,威仪与德并见,《大雅·烝民》赞扬仲山甫“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郑玄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力犹勤也。勤威仪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9)(清)阮元校勘:《毛诗正义》,第675页。仲山甫沿袭先王遗留的典章制度,恪守官职,不敢懈怠,威仪与治国始终不可分割。学者以西周时期的威仪有政治行为、法则、准绳之义是可信的,具体来说,是辅佐君主、保卫家国的政治谋略。

总观西周时期,可以勾勒出威仪的大致特征:第一,威仪与政治挂钩,是治国的法则、策略,从属于男性贵族统治者;第二,威仪通过继承、效法祖先而获得,这一点在铜器铭文中表现尤为明显。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威仪”:地位下移

西周以降,威仪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松散,逐步泛化为一种合乎规定的礼节、行为举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北宫文子对威仪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10)(清)阮元校勘:《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690页。

威仪由“可畏之威”和“可象之仪”两部分构成,涵盖了君子的施舍、进退、周旋、容止、作事、德行、声气等各个方面。君子讲究威仪,目的是“以临其下”,竹添光鸿认为这四个字最为紧要,“君子,经国家者,故修身慎德,皆归于国家之用”(11)(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第1596页。,威仪用于御下,尚在君子治国的范畴内。威仪落实到具体的举动、言辞、礼容等上面,则越来越具象化。举止优雅,言语有章法,并令人敬畏都可称作“有威仪”,威仪囊括了外在言行与内在气韵两方面。

春秋时期,一方面,威仪的特征沿袭西周时期,与为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威仪逐步细节化,向具体的仪容、礼节靠拢,并可用于女性身上。此外,威仪还有定命、知祸福的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鲁成公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祭社之胙肉,且不恭敬,刘子对此发议论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17)(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1057页。动作、礼仪、威仪可以定命,既能致福,又能取祸。《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18)(清)阮元校勘:《春秋左传正义》,第464页。,宴飨之中,举止失当,不合礼仪,可能带来灾祸。至战国时期,威仪演变成一种礼节,与政治脱节。《墨子·非儒下》云:“昏礼威仪,如承祭祀。”(19)(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289页。婚礼仪式要如同祭祀一样严肃庄重,“昏礼威仪”只是婚礼上的仪容礼节,与君子治国的关系渐行渐远。

综括上述,由西周至战国,威仪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西周时期,威仪与安邦定国不可分割;春秋战国时期,威仪的外在特征越来越突出,向合乎规范的言行举止靠拢,逐渐成为礼容的代名词。其次,威仪的适用对象下移,西周时期,威仪专属上层统治者,为男性独有;至春秋战国时期,威仪可以用于女性贵族,乃至平民百姓身上。再者,西周时期强调威仪由效法祖先习得,后世子孙“帅型祖考”;春秋战国以来威仪的来源与获得不再是关注点,反而更在意威仪影射的福祸吉凶。总之,威仪由政治行为演变为日常礼仪,内涵、地位、从属对象等都在下移。

二、社会变革中的“威仪”观

威仪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至战国时期已不太讲究威仪,两周时期,威仪的内涵、作用、从属对象等都有区别,这与殷周的社会变革、两周的社会状况和思想观念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周人重威仪是以史为鉴的结果

在殷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周人深刻地意识到“天畏棐忱”“天命靡常”“天命不易”(20)(清)阮元校勘:《尚书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02、536、194页。,天命不专属一家一姓,故不盲目迷信天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1)(清)阮元校勘:《尚书正义》,第254页。,唯有德者才能受到天命的垂怜与眷顾,故周人格外重视德,与德含义相近的威仪自然也得到周人的青睐。在周人的认知中,威仪关乎国家的存亡,《酒诰》记载周公言成汤至于帝乙经德秉哲,保有国祚,而“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22)(清)阮元校勘:《尚书正义》,第209页。,以至天怒民怨而亡国。商王纵酒无度,淫乐不合常规,丧失威仪,失民心而亡。对殷亡的惨痛教训,周人深以为诫,成王临终前一再申告大臣辅佐康王,“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幾”(23)(清)阮元校勘:《尚书正义》,第276页。,故西周格外关注威仪也就在情理之中。

司马迁概括三代之政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24)(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2017年,第393页。夏政的弊端是粗野、少礼节,殷人用“敬”纠正,缺陷是重鬼敬神(25)《礼记·表记》亦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殷人重鬼尊神而轻视礼教,重刑罚而轻奖赏,威严而不可亲近,见(清)阮元校勘:《礼记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915页。,造成的后果是,“荡而不静,胜而无耻”(26)(清)阮元校勘:《礼记注疏》,第915页。。商朝政教衰落的时候,百姓心意放荡而不安分守己,争强好胜而不知羞耻。西周统治者总结商朝的弊病,“承之以文”,“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27)(清)阮元校勘:《礼记注疏》,第916页。,相对殷人的尊神,周人推崇礼法,尊重鬼神,但敬而远之。周人以“文”补救殷商的弊病,周文的特点之一是对外在礼仪行为的规范,君子在进退、周旋、容止中呈现出来的威仪就是周文的一部分(28)威仪属于“周文”的形式系统,是“周文”的呈现方式,见付林鹏、张菡:《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98页。,重威仪与周人尚文是一致的。

(二)周文的繁化及礼坏乐崩导致威仪衰落

周文固然可以弥补殷之弊,但“过犹不及”,过分重文,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文之敝,小人以僿”,僿,“徐广曰:一作薄,郑玄曰:薄,苟习文法,无悃诚也。”(29)(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394页。周文之弊是人们内心不诚恳,礼仪徒具形式,精神风采不再。《礼记·表记》总结为“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30)(清)阮元校勘:《礼记注疏》,第916页。,民众贪利取巧,文过饰非而不知惭愧,相互残害而不通事理。周文过度繁琐,外在特征的强化严重影响了其内在特质的展现,这也是威仪遭到非议的主要原因。《墨子·节用中》:“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31)(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66页。,墨家认为威仪之类的繁文缛节,圣王不做。《晏子春秋·外篇》:“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32)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第491页。,周室衰微,威仪日趋繁多,而百姓的行为却山河日下,对威仪“形式的强调势必削弱对本质的探索,造成本末颠倒”(33)罗新慧:《周代威仪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94页。。随着周文的繁化,徒有其表的威仪如“行尸走肉”,蕴含的气度、风采之意消散,有“仪”无“威”,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化,弊端日益凸显,遭到诟病。

春秋以降,礼坏乐崩,随着贵族的没落,已经不大讲究威仪了(34)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57页。。新兴势力崛起,士人的力量越来越突出。士人为其政治理想,辗转奔走于各诸侯国间,游说君主。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建功立业、为王献策上,功利性非常强烈,并不十分看重威仪。与此同时,各国变法运动给礼仪制度以猛烈的冲击(35)罗新慧:《从郭店楚简看孔、孟之间的儒学变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第59页。,追求容止与气度匹配之风不再,威仪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用武之地,走向衰落。

(三)宗族观念淡薄,个体意识增强的结果是不再关注威仪的来源

西周铭文强调威仪承袭自祖先,与铜器的特殊用途及这一时期的祖先崇拜有关。铜器铭文中多颂扬求福类的套辞,西周时期,涉及到“威仪”的铜器铭文在内容有相似之处,称颂祖考之功,明己效法祖考、捍卫君上之心,以期保佑本族的长盛不衰。宣扬祖考用威仪、明德辅佑先王,既是对家族辉煌历史的炫耀,又有对祖考业绩的崇拜之情。受祖先功绩的激励,后代自然要效法祖先威仪,以长保宗族的荣宠与兴盛。

至春秋战国,个人的力量越来越突出,个体意识增强,对个体价值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有著名的叔孙豹论“死而不朽”之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36)(清)阮元校勘:《春秋左传正义》,第609页。西周以来的保姓受氏,守护宗庙,世代祭祀算不上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德行、功业、言论的流芳百世。此外,宗法制松弛,士人穿梭游走于各地,脱离族群而活动,不再受其庇护,所在之地往往非其国。因此,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转变及宗族观念的淡薄,“帅型祖考威仪”以振兴宗族的意识就没那么强烈了,士人反而更加在乎个人的荣辱存亡,故有以威仪“省祸福”“定命”之说。

(四)威仪的内涵决定了它的适用对象

商朝从母系社会过渡而来不久,上层女性贵族“仍然拥有母系社会的余威”(37)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尚未被完全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38)左长缨、杨文胜:《“殷周革命”中女性贵族等级身份的变迁》,《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92页。,《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言是用”当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商代妇女的政治地位和权力。(39)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6页。在周人的思想观念中,商朝亡国与妇女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参与政事息息相关。“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40)(清)阮元校勘:《尚书正义》,第158页。,妇女参与政治事务会导致国家灭亡。西周又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男权至上,因此,妇女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周人严禁女性参政。威仪最初与政治连为一体,不管是指政治作为,还是准则、规范都绕不开君臣,绕不开兴邦安国,威仪的内涵决定了它只能隶属于男性贵族。春秋以降,威仪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侧重外在的“仪”,周旋、进退时的礼节、仪容不仅贵族有,百姓也有。威仪泛化为社会各级成员都要遵守的礼节,用于女性乃至平民百姓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括上述,西周吸取殷人重鬼尊神、牝鸡司晨、“用燕丧威仪”的教训,将“文”引入社会生活,格外重视贵族间的威仪等级。在深厚的祖先崇拜意识的主导下,效法祖考威仪以卫邦保家是贵族的政治理想之一。春秋战国以来,一方面,由于宗法制的松弛及变法运动的冲击,威仪凋零,贵族已经不大讲究威仪了;另一方面,外在文饰的繁化削弱了威仪的内在风采,威仪泛化为言行中的礼节、礼容,与政治生活渐行渐远,使用范围扩大,统摄对象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威仪由上层男性贵族的治国之策下移为全体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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