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变的基本精神

王梅莲 杨少华

[摘 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中，中國共产党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开启新征程、赢取新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项具有鲜明标志性的重要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而且蕴含其中的听党指挥、践行初心、争取群众、自觉守纪、严格执纪、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在新时代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光荣传统;基本精神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3-0070-0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1]在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当中，被誉为“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伟大的作用”[2]P1242，今天仍然是我党我军必须传承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3]P249。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曾特别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4]P120由此可见，在新时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军队必须大力发扬，干部群众同样必须学习传承;不仅要学习其形成历史和基本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发扬蕴含其中的红色基因。从这个意义讲，系统梳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变的基本精神，理应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传承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最早的一部纪律法规。作为军纪，自然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条文当中，为首的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人民军队应该听从谁的指挥呢？当然是听从党的指挥，听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起来的一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离开了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向，“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5]P79正因为如此，“一切行动听指挥”实质上确立的是人民军队的基本政治纪律，规范的是党和军队的基本关系，所回答的是军队为哪个阶级服务、受哪个政党领导的根本问题。可见，这一条文所揭示的正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变的根与魂。

回顾历史，“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一军规的提出首先是建军初期确立军队性质的必然要求。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引兵井冈。刚上山的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据陈毅记载，在朱毛红军中，“南昌起义部队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6]P18这样的成分必然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习惯广泛存在于红军中，导致侵犯群众利益、不服从指挥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5]P85。分析起来，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因，违反群众利益、不服从指挥是果。相应地，解决的办法一是要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再就是通过铁的纪律去统一军队的行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演进看，“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条文排序上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据老同志回忆，还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规定就已经有了。[7]P24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一手文献看，包括1929年9月陈毅写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3月21日朱德、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1930年5月熊寿祺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士兵会章程》，以及1931年9月3日中央巡视员欧阳钦所作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里面都采用了把“一切行动听指挥”条文摆在第三的排序。一直到1931年秋发布的《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军事部训令第二号》，才第一次对这一条文的排序做出调整，把“一切行动听指挥”置于三大纪律的头条位置。[8]P321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全军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明确规范，统一把“一切行动听指挥”置于整个法规的首位。

今天来看，条文排序的调整并非文字游戏，它实质上是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本质属性的凸显，体现的是军队在认识“听党指挥”这一根本原则上的清醒与升华。人民军队纪律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以政治纪律为统领，用党的绝对领导来统一思想及行动，并以此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9]P388

二、以军规铁纪践行党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宗旨和不变的初心。相应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建军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井冈山行洲标语群中，至今仍保存有一幅巨型标语：“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先锋队！”这一标语生动诠释了红军革命的初心，因此也成为我们今天理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把金钥匙。“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它所揭示的正是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精神，彰显的是这支军队和领导这支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初心。

红军因为民初心而建立，同样，红军的纪律也是应初心的要求而制定。红军纪律本身有其特定的政治方向，那就是要实现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面上看是单纯的组织和纪律问题，实质上则是要通过铁的纪律来保障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具体的纪律条文中得到生动地体现。如前所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党代表人民来掌握枪杆子，服务和服从的正是为民的初心。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体现的则是对人民利益的秋毫无犯。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提高红军给养的自给程度，努力减轻人民的战争负担。至于“八项规定”更是用最生活化的语言、从最不起眼的细节入手，对维护人民利益作出具体要求。小到“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损坏庄稼”，大到“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等等，展示的都是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奋斗的建军宗旨，营造的是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据记载，在福建省永定县裕源店的墙壁上，曾有一首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11]从这幅标语可以看出，所有纪律条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红军的这份初心也不仅仅是挂在口头上，口惠而实不至，而是切实要求“大家照此行”。

相比较而言，国民党的军队也有纪律要求，甚至还制定出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军法体系。例如，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1940年编辑的《现行军法类编》就有军法201项，具有普遍约束性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也有12条。在实践当中，国民党军队的纪律之所以经常形同虚设，表面上看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和争权夺利，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属性。倘若士兵不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道理，不能把遵守纪律与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要真正做到严守军纪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律只是表象，初心才是根本。“共产党的纪律是蕴含初心的纪律，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纪律，所以具有先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12]P77為此，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看成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13]P340也就是说，执行好军纪才算践行了初心，这也成为革命军人以至于党员干部够不够格的重要检验标准。

三、力行争取群众的政治任务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结论时曾经指出：“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4]P403这段讲话揭示了两个根本的道理：其一，革命是群众的集体事业，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其二，为了能够团结群众，应当知道怎样去做，其中一个根本的途径就是经常宣讲和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军队是鱼，群众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却一刻也离不开水。历史的发展反复印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一开始，由于旧军队给群众造成的负面印象，也由于革命军一时还不习惯于做群众工作，湘赣边界很多老百姓见了红军就跑，“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15]P368，一时间造成了“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5]P78的落寞局面。如何才能获得广大边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成为了当时红军生存发展的重大难题。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关键的一着就是靠红军铁的纪律，通过严格实行“三大纪律”以及后来的“六项注意”，用一言一行来改变老百姓对红军的观感。1929年2月，红四军转战到大柏地，群众因不明情况而躲避，部队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动用了不少农民家里粮、油、菜，事后都分别留下了借条。时隔一个多月，红四军专门绕道回大柏地还钱。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军需处按借条向农民赔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结果总共付出了部队十天的伙食费。[16]P82事后，“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17]P595。1936年10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总结说：“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18]P147

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5]P98行胜于言，老百姓不仅是通过语言，更是通过行动来判断一支军队的性质的。严明的纪律比讲任何动听的话语都更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这一规律在党的历史文献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比如，1931年9月，中央巡视员欧阳钦在《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就提到：“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中无论何人都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8]P2801931年发布的《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军事部训令第二号》则强调：“红军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地方武装各部队都完全适用，应该绝对的服从，如果不能执行这些纪律，便决不能达到争取群众扩大斗争的任务。”[8]P321朱德后来也总结说：“我们创造了新的革命军队，还创造了新的革命纪律。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军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受到老百姓的敬重”。[17]P447

四、在自觉的基础上遵规守纪

列宁曾经指出，历史上存在过三种纪律：一种叫棍棒纪律，这是奴隶主对奴隶施行的纪律;一种叫饥饿纪律，这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施行的纪律;还有一种叫自觉纪律，这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政治教育提高觉悟才能实现。[19]P245自觉纪律不是仅靠组织和行政力量来强制执行，更主要的是依靠人们内在的信念和忠诚，所以才能成为“铁的纪律”。毛泽东曾说：“要用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20]P112人民军队始终注重开展纪律教育，引导官兵主动认清纪律蕴含的革命道理，以此来提升遵规守纪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从而真正实现“铁的纪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队最早的纪律法规，自然也成为官兵纪律教育的入门必修课。早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就已经成为士兵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写进会议决议。在“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一节中，明确要求把“三大纪律及其理由……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5]P106-107长征途中，部队还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写成歌曲《红军纪律歌》，一直传唱不衰。对此，朱德1931年曾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有过精彩的阐述：“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17]P70通过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官兵心目中不再是僵化的条文，而是服务人民、赢得胜利的必然要求，所以才能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最终固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从1927年刚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经常结合边界实际宣讲革命道理，从区别新旧军队的高度强调维护群众纪律的重要性，从而使红军官兵做到“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21]P168。到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又发生了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当时有一支部队住在锦州的苹果园里，战士们尽管饥渴难忍，但始终没吃一个苹果。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感慨地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2]P162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到“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遵守的正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贯要求和基本精神。子弟兵打仗为人民，人民也热烈拥护子弟兵。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反过来又使战士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正义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强化战士们的纪律意识。

五、用严格执纪打造铁的纪律

纪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逻辑都必须在时空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同样的道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是从什么人的头脑当中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的制定和产生首先是出于解决军队中突出问题的需要，有其强烈的问题导向。比如，最早提出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就是针对士兵因饥饿而偷吃路边红薯的现象提出来的，其他各项纪律如“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等也都有鲜明的现实背景，针对的是当时因群众普遍不满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了杜绝各种不良现象，密切军民鱼水关系，必须制定也必然产生相应的纪律法规。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指望法规一制定就会万事大吉，这也肯定会是一种空想。离开了持之以恒的严格执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严格执纪的问题就得到了普遍重视。1928年10月5日通过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明确指出：“‘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地执行纪律为改造建设党的重要工作。”[15]P189-1901929年10月27日，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撰写了一本名为《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的小册子。其中，在“铁的纪律”部分首先定义“纪律就是一个团体公共遵守的规矩”，进而又强调“共产党的纪律与国民党的纪律是不同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非常严的”，“无论是负责同志或一个普通党员都要遵守的。所以名为铁的纪律”。[23]P171人民军队作为党领导的军队，党的纪律所贯穿的“严格地执行纪律”“团体公共遵守”“负责同志或普通党员都要遵守”等精神，必然也会影响和贯彻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纪中去。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曾指出：“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沒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5]P69正因为如此，强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成为红军当时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例如，1930年3月，朱德、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就强调：“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24]P141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印发的《士兵会章程》规定：“会员均须遵守我军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如违犯上项纪律之一者，即报告主管官分别处罚之。”[25]P317

事实也确实如此，红军除了对官兵进行军纪的广泛教育以外，也十分重视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督促检查。为了使这一制度真正得到落实，部队中专门设立了“纪律检查组”。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后，“纪律检查组”就要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官兵遵守纪律的情况，对违反纪律的人和事及时进行处置，轻者批评，重者处分，直至处以极刑。[26]P66突出的事例比如，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发生了著名的黄克功杀害刘茜案，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有战功而宽恕他，而是强调越是高级干部，越要施以比一般群众更加严格的军纪。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黄冈发生一起连长抢夺老百姓布匹的事件。邓小平对此毫不姑息，亲自拍板按军法将其处决。正如朱德所讲过的那样：“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的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17]P70

六、结合新情况不断与时俱进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人民军队高扬的精神旗帜。1977年，陈云曾就此评论说：“在最早的条文中，有上门板、捆铺草、洗澡避女人等内容。这些看来是小事，不是亲自经验，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关系多么重大！一支新型的工农军队，不从这些每天要遇到的实际问题解决起，怎么能够建立起来？怎么能够把传了几千年的旧军队的作风改变过来，建立起真正的军民鱼水关系？”[27]P442-443之所以能够制订和执行这些原则，基本的前提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然也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问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经历了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完善过程。

从形式来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以传单、标语、歌曲等多种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宣传。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红军就注重将相关纪律编成歌谣的形式广泛传唱，至今在当地还流传有不同的歌词与曲调。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要算程坦改编的《红军纪律歌》。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以9个字排列成句的方式编写成押韵的歌词，然后仿照当时鄂豫皖苏区流行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谱写成歌曲，拿到部队中进行教唱。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并成为今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雏形。[28]P53新中国建立以后，总政治部于1957年再次对这首歌曲作出修订：主要是把“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改成“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把“不要调戏妇女们”改为“不许调戏妇女们”，把“倘若把这规矩破坏了，革命纪律处罚决不饶”改为“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29]P41这些改动更加突出了纪律的严明性以及革命军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可谓画龙点睛。由此便演变成为我们今天所传唱的歌曲的模样。

就内容而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实践的要求而产生，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发展完善。从最早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到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感性到理性，从个性到共性，一步一步地丰富和定型。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最早的六项注意中有一条叫“还门板”，不久就修改为“上门板”。原因就在于部队宿营时要借老乡家的门板睡觉，由于农村的门榫没有统一规格，在还门板时经常发生还错的现象，导致老乡的不满，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修改。后来随着红军长征到北方，环境的变化使得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不再可能，因此将“上门板”与“捆铺草”两条删除，代之以“实行抗日的纲领”“瓦解敌军”等内容。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各部队之间的统一指挥、密切配合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规范部队及地方各项方针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对纪律的条文做了统一的规定，从此形成了今天的版本。[28]P297

对于这种发展与完善，邓小平曾特别指出：“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4]P11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4]P120。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31]P13因此，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始终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回顾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规律最生动的诠释。进入新时代以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然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纪律，它的基本精神也在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历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2021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1]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中，重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最好的“历史教科书”，学习其中不变的基本精神与红色基因，一定会给我们党未来的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带来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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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