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含义、确立问题意识的意义和途径，问题意识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成果偏少且不平衡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中重要性的认识，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研究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意识的全面分析，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问题意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3-0134-11

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要想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都必须有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进程中，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问题意识的含义、意义和途径

要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就必须对问题意识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作用、如何确立问题意识等进行考察。学术界的研究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路进行的。

（一）问题意识的含义

对于问题意识，许多研究者是从问题开始论述的，又特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那就是：“问题是时代的格言”。[1]P203“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P289-290“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3]P839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认为，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实践中的矛盾，或者说是矛盾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4]

在说明了什么是问题后，学术界研究了什么是问题意识。对于问题意识的看法，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有研究者认为，所谓问题意识，简言之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问题意识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客观性，问题意识不是主观任意产生的，而有其客观的依据;二是预测性，问题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超前意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少出差错、少走弯路而进行的一种预测性思考和探索;三是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实质上是一种辩证的扬弃，即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继承积极因素，抛弃消极因素，推动事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5]

有研究者认为，“问题意识”是人们关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观点，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观，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观”问题。[6]有研究者认为，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对“问题”的根本观念和总的看法，包括提出问题的意识、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意识。[7]

有研究者特别提出要区分正确的问题意识和错误的问题意识，要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正确的“问题意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错误的“问题意识”会延误问题的解决。[8]

还应该提及的是，除了哲学的角度外，也有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什么是问题意识。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所谓问题意识，是指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在人的认知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现象，并且通常会产生疑问、探求的心理状态。[9]

（二）确立问题意识的意义

从哲学的视角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意识，不但是观念層面上的问题，也包括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特别注意问题意识的确立，是为了解决革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推动社会发展。

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创新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创新需要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指导无产阶级的伟大运动实践中产生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其固有品质。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奥秘所在。回答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创新的基本导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有问题意识。[10]

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洞察现实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11]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根本区别;科学回答当时时代背景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运用矛盾的观点认识和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2]有研究者从理论、现实、历史的视角分析问题，认为问题意识的树立离不开“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现实需要，也包括理论需要和历史需要。树立问题意识是因为问题意识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即是理论需要;是因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即是历史的需要;是因为“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即是现实的需要。[6]

有研究者从理论武装的视角研究问题，认为理论武装必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贯穿于理论创立、创新和运用的各个环节，是理论武装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可能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简单化、绝对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在今天与时俱进及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可能性。[13]

（三）确立问题意识的途径

解决了“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后，接下来就是解决“怎样做”的问题，也就是确立问题意识的途径。对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讨。

有研究者从厘清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逻辑理路方面研究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逻辑归宿是改变现实的世界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以回答时代问题为出场路径，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发展历程，以批判资本本性为发展主线;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实践逻辑是民族化。[14]

有研究者从马克思的忧患意识方面阐述问题，认为在马克思这一历史眼光中深深地含蕴着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于人类整体命运关切的忧患之心和救世情怀。这一问题意识不是哲学家本人悲悯观念的简单映现，而是在时代发展所造成的现实面前的积极反思。[15]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如何确立问题意识是学术界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也是问题意识的特点所致。有研究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各类问题的确立、演进、转换，都是中国实践生动深刻的理论反映和凝结，始终贯彻了以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解读为主线，以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探索为轴心，以实践逻辑校正问题逻辑，以求解方式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切入问题难点和问题目标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16]有研究者提出，问题意识的产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的目的性，领袖人物、知识分子抑或人民群众，他们的问题意识都要从实践中产生。问题意识的逻辑建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的向度，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与否的依据。[17]

确立问题意识就要抓大事、抓关键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善于抓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行思考的。邓小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做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因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江泽民紧紧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进行战略部署。胡锦涛抓住“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18]

本文说明问题意识的含义、意义和路径，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所以，侧重于学术界关于问题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用的研究，才是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建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就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突出体现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上。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较多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意识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对于问题意识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按照历史顺序，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中。

1.问题意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有研究者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是敏锐地观察到农民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事实与忽视调动农民革命力量的认知倾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才能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论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在深刻感知传统攻占大城市革命策略的失败与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成功之间的矛盾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这个关系到革命事业未来前途的重要问题并加以分析，以证明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以卓越眼光透视出当时“中国问题”的实质在于“落后的现状”与“进步的趋向”之间的矛盾，因此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的大而弱的国家，而“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毛泽东敏锐感知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期望与实践层面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故而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认为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进而提出如何争取革命高潮的到来及其革命胜利的问题。[7]

有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采用了“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内因”与“外因”相统一、“问题”与“矛盾”相承接的发问方式，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旨归、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问题导向，形成了包括调查研究、结合实际、着眼实践在内的系统解题路径。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廓清了“本本主义”的思想迷雾、破除了经验主义的思维障碍、规避了主观主义的消极影响，所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直面中国现实、切中问题本质、引领实践进程。[19]

有研究者分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问题意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深入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科学总结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规律，回答了中国当时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文章运用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体现了毛泽东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提出问题到分析解决问题，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不仅澄清了各种错误认识，也统一了全党思想。[20]

有研究者分析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的问题意识。《反对党八股》是针对党八股而作的深刻有力的声讨 “檄文”。表面上看，这次讲话声讨的是党八股晦涩枯燥的文风，以及它割裂了党和群众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毛泽东还想针对党内干部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 “左”倾机会主义作出声讨。毛泽东有破有立，采取 “以毒攻毒”的方式，以活泼生动的语言，灵活多变的文风，尽数列举党八股的各种弊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清理党八股开出了 “治病救人”的良方。对于党八股在党内的残留问题，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问题意识的产生、分析、解决上，提出了鞭辟入里的科学见解。这篇文章，体现了毛泽东发现问题的意识即实践求真、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的意识即辩证统一、综合分析;解决问題的意识即取法经典、治病救人。[21]

有研究者分析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问题意识。《论持久战》研究的中日战争问题属于重大问题。中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决死性质和唯一方向、国际国内的反战力量和坚持因素等，激发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解答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22]

有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和讲话中的问题意识。在党的七大上，围绕 “建设新中国”这个主题，毛泽东在8篇报告和讲话中，从多个角度反复论述讲解作答。将这 8 篇报告和讲话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为系统解决“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这包括：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确立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领导力量，总结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明确规定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选举产生了一个团结合作又照顾到各方面需求的领导机关，预见了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23]

有研究者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群众切身利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陕甘宁邊区人民群众的贫穷、疾病、愚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办法、措施，其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以此来不断提升其政治素质，通过实际工作来提高民众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4]

2.问题意识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有研究者考察了《论十大关系》中的问题意识。《论十大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承认矛盾和问题的客观性，勇于正视问题;用辩证思维和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坚持调查研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毛泽东写《论十大关系》并非是“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听取大量的汇报、开展充分的研讨，占有了翔实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才找到彼时中国问题的“要害”。[25]也有研究者提出《论十大关系》将问题意识建立在充分、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建立在关键、迫切的实际问题上，并具体分析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意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和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意识。[26]

有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问题意识。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与问题意识看，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而言，需要联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系列有关国际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有关思想背景，才能够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凸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矛盾的战略把握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和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其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建设布局。这三大问题意识统摄这一时期战略探索的关键历史环节和主要文本，构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想主题。[27]

有研究者考察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问题意识特征，包括：顺应时代特征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统一，研究理论问题与解决实际我们相统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把握正确方向相统一。[28]

从学术界对问题意识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来看，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比充分，相对而言，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这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曲折性是相吻合的。但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看，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是学术界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研究。

（二）问题意识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这一成果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研究。

1.邓小平的问题意识

有研究者提出，邓小平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一贯勤于思考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勤于思考问题，表现在他坚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勇于提出问题，表现在他能够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问题，能够提出根本问题、要害问题和关键问题，能够发现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表现在他注重抓落实，注重统筹兼顾，注重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开始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和源泉。[29]

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展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战略决策都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创新，离不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问题意识。得益于本质性主导性的问题意识，才能产生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思想和决策。邓小平问题意识与战略思想的意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凸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问题。[30]

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科学的、系统的设计中，蕴含和体现了他对战略思维方法的科学阐释和高超运用。邓小平战略思维方法形成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厚的实践基础，蕴含着从社会发展大势的层面作出战略决策、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从长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定实践方略等丰富内涵。[31]

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对问题的把握，体现在他抓紧关系到中国前途和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重大问题包括重大历史问题、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历史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一个层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个层面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体现中国特色。重大现实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2]

2.问题意识与邓小平理论

有研究者认为，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同样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直面问题、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问题、深刻透彻，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动力。解决问题、大胆试验，是邓小平理论生命的源泉。[33]

有研究者提出，任何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的创造性能动反映。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实践在进行，问题层出不穷。谁能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谁就站在理论探索的前沿，创造最新理论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充满问题意识、乐于追问，就不难发现多种问题常常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问题群。在问题群中，善不善于抓住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具有决定全局的战略意义。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难发现在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里面存在一个又一个问题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充满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有朴素但深刻的提问方式。[34]

有研究者提出，鄧小平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根据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35]

（三）问题意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是最集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关于问题意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习近平对问题意识的重视

习近平高度重视问题和问题意识。他提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36]P57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关于问题意识的重要论述十分重视，并进行了研究。

有研究者对习近平的科学问题意识进行了考察，认为习近平的科学问题意识可以从增强科学问题意识的内在原因、科学问题意识的内在意蕴、树立科学问题意识的内在原则三个层面加以阐释。增强科学问题意识不仅是把握时代潮流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更是实现创新的重要环节。所谓科学问题意识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命题：科学提出问题的实质在于辨识矛盾，科学分析问题的核心在于解析矛盾，科学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平衡矛盾。而要树立科学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端正主体态度、遵循科学的方法以及确立合理制度。[37]

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形成了一个开放动态发展的“中国问题域”，习近平的问题意识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问题”辩证互动，呈现理论、政治和现实三个逻辑向度。习近平的问题意识遵循着以人民为中心提出问题、以实事求是为尺度研究问题和以改革为动力解决问题三个理论进路。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问题意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实际工作都更具哲学范式意味，以“时代之问”为中心倡导的问题意识具有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意义。[38]

有研究者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系列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也是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宝贵经验的传承和发展;从现实逻辑来看，它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的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意识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系列重要论述，必须深入领会其理论背后蕴含着的重大而丰富的价值内涵。它彰显的是共产党人清醒的理论自觉，凸显的是深沉的忧患意识，昭示的是鲜明的责任担当，体现的是崇高的价值追求。[39]

2.问题意识与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

有研究者提出，问题意识、敢于担当、刚性执行，体现着习近平充满自信的人格品质;意味着习近平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体现着习近平直面难题、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问题意识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最鲜明的就是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都致力于破解“四个全面”中的矛盾、问题和难题。[40]

有研究者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分析问题意识，认为问题意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现实需求，在研究“中国问题”中推进治国理政。习近平分析、思考和论述的问题，多是关乎中国发展根本命运的“命运性问题”，其中问题倒逼改革开放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研究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研究“问题意识”为起点，勇于担当历史责任，树立担当意识、创新意识、人民意识。[11]有研究者提出，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41]

有研究者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治国理政这个总课题，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探索，在实践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在理论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在解决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学习和运用这个理论体系，也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引导，使其在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威力。[13]

有研究者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出发，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看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会治理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系列讲话指出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的根源，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中能够感受到他强烈的问题意识。[42]

有研究者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考察问题意识，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主体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这一改革动力具有深层的问题逻辑，即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43]

3.问题意识与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有研究者提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中，问题意识有着独特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的具体运用，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的传承和发展;从现实逻辑来看，它是面对当前党的建设的现实挑战和要求的积极回应。问题意识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深刻把握其价值意蕴。问题意识对当前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着纵深发展，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谋利的价值追求。[44]

有研究者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现实地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新时代、新矛盾、新考验、新危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冷静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科学阐释我们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科学论断，政治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首要要求，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之问，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具体的建设路径。[45]

上述内容，只是对学术界关于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中的一部分重要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刘少奇的问题意识，认为刘少奇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具有很强问题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他的问题意识是他所处时代的声音，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刘少奇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富有思考性的问题，引导全国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征程上不断前进。他的问题意识具有注重原则、重视反思和强调自主学习的特点。[46]再如，有研究者分析了问题意识对提出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的作用。[35]

三、对相关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既有成绩，也有不足。通过对成绩和不足的分析，也可以展望后续的研究。

（一）研究成绩

第一，学术界比较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检视学术界对问题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教育教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又侧重于中小学教育教学领域。在高校教育教学中，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对问题意识的把握。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问题的重视，说明研究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取得研究成果的条件。现有的成果正是在学术界重视的基础上取得的。

第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断强化。在20年的研究中，前10年的研究成果相对少些，后10年的成果较多。这说明，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意识的作用后，更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義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多层面的特点。所谓多层面，是指现有的成果既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也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对问题意识的重视，特别是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对问题意识的重视。这个特点又决定了研究成果角度的多样性，既有纵向研究成果，也有横向研究成果;既有经济、政治、文化视角的研究成果，也有社会、生态视角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研究成果，也有微观研究成果;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的长时段的研究成果，也有就某一阶段进行研究的成果。

（二）研究不足

在看到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的不足。这样，才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弥补这些不足，促使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看，和重要性相比，重视程度还不够，研究成果偏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在各级科研立项中，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项较少。作为社会科学的最高科研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年没有这方面的立项。二是就现有的论文成果中，仅有不到100篇和这个问题关系密切的论文;近10年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没有这方面的成果。当然，没有这方面直接的立项，并不代表立项中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这方面题目的学位论文，也不代表没有论文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毕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和重要性相比，重视程度不够的实际状况。

第二，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问题意识的重要性，要求既要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要有深层次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情况看，有些成果研究问题比较深入，但还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成果。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四个全面”时，是与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47]P25再如，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47]P107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学术界从问题意识的视角加以研究和阐述。

第三，研究成果还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在现有成果中，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问题意识论述的成果多，研究列宁、斯大林关于问题意识的成果相对较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问题意识的成果较多，研究其他领导人关于问题意识的成果相对较少。就笔者所掌握的成果中，仅有个别成果研究了刘少奇、陈云的问题意识。二是研究领袖人物关于问题意识的成果多，研究党的其他文献的成果相对较少。实际上，党的重要会议通过的一些重要文献，体现了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对此，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三是在研究问题意识时，对国内问题的把握比较充分，对国际问题的把握相对薄弱。比如对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充分的问题。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第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分析的研究不够。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涉及多个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就需要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这一问题研究的瓶颈。

（三）研究展望

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中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要实现这样的结合，必须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即要有问题意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深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条件之一。研究中的成绩和不足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充分与否有关。研究者只有强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有可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有效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加强研究。

第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研究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都具有问题意识，都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更深刻的认识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阐述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提供借鉴。

第三，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意识的全面分析。这里所说的全面分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问题意识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进行分析。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般干部的问题意识进行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责任，也是党的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责任。由于岗位不同、责任不同，在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也不同，但都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学术界对于党的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问题意识研究不够，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三是对中国共产黨关于国际、国内问题分析的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特别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把握。

第四，要特别重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也就是说，要加强问题意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还不足。特别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不断发展，更需要学术界从问题意识的视域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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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