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散记

支禄

百年村庄史，半部住房史。

奶奶说过支家人刚来黄土塬，在一个秃屁股梁梁上安了家。一拃厚的汤土，风来，沸沸扬扬，风去，遮天蔽日。汤土裹挟着日子马毛一样，一大堆一大堆地缠绞在一起，横看竖看，斜躺睡卧让人难以理出个头绪。

难怪到现在王老七大话扬天地说：“好在塬上人都属牛，一旦拿定主意，个个犟得十匹马不一定拉得动。”

一个“犟”字，埋在汤土的日子想方设法立起来。

一直没说过，我家上几辈住窑洞过来的，到了我也还住过一两年的窑洞呢！当然，现在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说小时候住窑洞，总有人脸上挂一个天大的问号：肥头大耳，白白胖胖和猪娃子样，和那黑乎乎的窑洞扯关系谁信呢？

有一回，我跟着二爷遛鹞子追过刀把子坡来到窑门山。看到一个围墙塌得东倒西歪的大罗圈里，五六孔窑洞，二爷嘴巴上夹着老旱烟棒子一闪一闪地指着一孔靠东不大不小的窑洞口说：“娃！要记住，你大你妈结婚时住的！”

“老爸老妈的婚房？”我半信半疑地走过去看个究竟。

“我的个老天爷！洞里又黑又小。”大白天，黑得一塌糊涂，小到狗进来要撅起尾巴。窑垴上盘了炕，靠上挖了一个灯台。炕上的老鼠不知想要找到什么，竟然翻遍了。灶台上，隐约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记忆渐去渐远的日子……此刻，一阵子旋风跑进来，满窑洞尘土飞扬，我赶紧用手捂住口鼻仓皇逃生。

一次出其不意地遇见，让我想起大哥的历史课本上的北京猿人遗址！社戏中拽肠曳肚唱的王宝钏的寒窑。晚上回家，我一本正经地问：“是不是？”父亲处之泰然地回答：“是啊！”片刻，父亲慢腾腾地补充了一句让我今生吓破胆的话：“如果不好好学习，恐怕就轮到你去住啦！”

看着我一头雾水的样子，母亲笑眯眯地解释支家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原因：“解放前，是搬家子，天天跑白雨，过一天算一天。1920年初从陕西渭南出发，一脚踏上甘肃打长工或短工，比如，在通安驿过了8个月，九经川2年，荞花坪3年……”

这年说我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有吃饭的肚子就有想事的心。父亲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万一牙一咬、心一横，我的王宝钏怎么能带到那个鬼不下蛋的地方，一年四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转眼又一想，父母亲解放前成家的，我落地时搁在窑炕上，不是窑门山掏挖的洞而是箍窑。箍窑与门并排开了两扇窗，窑里明亮了不少，一张桌子，几只小凳子，已经很体面了，三面炕墙上糊上报纸、书纸，再加几张彩色纸，更是可圈可点。

过年，板檐画挂在灶台，窗花贴在窗格格上，大红大红的对联贴在门帮子上，左看右看，响当当地，一个有文化的窑格外打眼。

说实话，箍窑远远比不过正儿八经土木结构的房子：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家里有捣罐罐茶的，一旦捣起来，烟熏火燎，一年四季下来娃娃个个熏成了矿工。支家人代代秉承“家从细处来”的训诫，一直到我父亲喝茶抽烟的事儿一律减免：不是不想抽，而是没钱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旦伸长耳朵听到日子噌噌地往上长呢！箍窑纷纷“下岗”，本山木盖的房接二连三“上岗”。

本山木就是塬上的柳树、杏树、榆木之类。黄土高坡，四季风刮个不停，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吹得树木摇来摆去，加上十年九旱，一根根椽檩自然而然弯拧咯吧的。房面子一遍又一遍抹上酸柴泥，站在院中往上一瞅，绝像长虫的肚子里吸了雀娃子，满屋顶的疙疙瘩瘩怪叫人难受。“太丑的女人再厚的粉都遮不住。”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哥哥时不时一个三步跨栏，手一伸奔屋檐。等后来的我也一个高高的蹦子，胳膊往天上一伸轻而易举地拍着椽头雨点样乱响时，哥哥觉得倒没什么意思了。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句话像是给我们弟兄几个量身定制的。有时不小心把屋顶上的泥皮子一指头拨下来，“啪”一声在院子里开花了……

“活土匪！疯病又犯了？”一旦稀里哗啦的响声传到奶奶的耳朵里，她顺手抓起笤帚就治疯病，庄前庄后追来赶去！千万别小看奶奶小脚，提柴一拐一拐的、端饭一拐一拐的，风一大像要吹倒的样子，但追赶孙子跟飞差不多，“嗖”一声，我们的那点儿小胳膊小腿就让一把老虎钳子死死地咬住了。

顿时，满庄子炮火连天，笤帚疙瘩噼里啪啦落在屁股上，驴吼马叫。等不上三分钟，我们几个牛吼天神般地哭完。奶奶气消了，一拐一拐地弥勒佛献殷切似地走来。

“奶奶，你说耳朵聋了，什么听不见啊！”

“耳朵再聋，抽椽拆房能听见的。”奶奶眼睛一挤，舌头一吐得意洋洋地说道。

之所以轻而易举奔到屋檐，究其原因太低，低到像日子抬不起头的样子。每每被奶奶追打，顺溜的奶奶嗓门很大的说：“没本事盖高，盖高了长上翅膀想奔不一定奔上。”

“士知耻然后勇。”父亲对顺溜奶奶嘲讽的话并不是右耳进左耳出，而是变作一架小小的发动机不断驱使自己朝着更高更攒劲的瓦房开始迈进。

“人乏不算乏，心乏才算乏。”话已经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家家户户吃穿不再发愁，心也就不乏了。

一年下来，仓房粮袋子快码不下，许多人家当初没想到将来還有吃不完的麦子、扁豆、苞谷之类的;白花花的土豆一窖一窖的;牛羊肥得像个肉墩子，来劲时撂一个悬蹄子;过年杀一两头年猪，肉吃得小弟竟然唉声叹气地说：“再不吃素菜，油就要从肚脐眼往出来冒呢！”一句话逗得我碗一闪差点把饭倒在地上，像小弟这样的小馋猫吐出这样的话，太阳正儿八经地从塬上西边冒出来了。

房子是个面子货，弟兄几个让馍馍饭撑得只往高里长，不管站在哪儿，枪杆子样端立起来了。

占媳妇先要看住房。

白杨盖的房已不如捣蒜的锤子。如果还是柳木、榆木盖的，就没脸说，占媳妇当场一票否决。心知肚明：日子过得紧呢！何况媒人赵老四就像鬼子，不声不响地踏进门槛，用拐杖先把顶棚款款挑开，翻来覆去验收，到底是什么椽檩呢？

一夜之间，庄子上又长出不少形形色色的房子。

粗细均匀的松木作椽檩，偶尔夹几根碗口粗的白杨。匠人骑在墙上放上飞檐，前墙砌成雕着花纹的砖，上头摆几片虎头形的瓦，看上去不仅平平正正而且威风凛凛。屋内用花花绿绿的纸打一个漂漂亮亮的顶棚，墙皮用炕围纸一糊，贴几张“年年有余”“泰山日出”的画，五花八门，乐不可道。

后来，我们家追风似的翻修堂屋：前墙往外跨两大步，墙跟着走出的部分用砖砌起来。当时，流行四门八窗，虽然我们家两门六窗，但是借助有利地势也能高高在上，即使镇不住支家庄，也长了不少脸。

在塬上，堂屋盖得攒劲不攒劲，漂亮不漂亮，是一家子耍“脸面”的大事。

之所以盖房这么慢，我家一贯注重娃娃读书，目不识丁的父母立下豪情壮志：砸锅卖铁希望娃娃个个念成书，不当睁眼瞎。如果念好，将来说不定当个村长之类的;如果再念得攒劲一点儿，还能吃上公家饭呢。

五六十岁的父亲有时躺在炕头叹息半截子入土了！但一旦提起盖房子，弹簧似的猛跳起来，浑身上下像只发威的老虎有的是力气。

房子高得别说娃娃跳蹦子能奔上，偶尔风吹断树枝落在屋顶上，我们还得抬来王耳家的梯子爬上取下来。奶奶一有空就抱着重孙，一只手撑起胳膊说赶紧长大奔屋檐。

“奶奶太偏心了！”我们大声嚷道，“上房揭瓦不是要挨打吗？”

九十岁奶奶依旧孩子样眼一挤舌头一吐抢辩说：“就算不偏心，但从没在头上搭锅，尻子上烧火。”

又过几年，坐在堡子岭朝老庄横扫一眼，再次掀起热火朝天的房屋大建设：票子帖在房上最划算，梦里梦外感到踏实。

去山外的木材市场拉回松木檩子松木椽、松木大门松木窗，一砖到底，两檐水、封闭式;墙面水磨石、水刷石、雕栏的、贴山水画瓷砖;家里有了钱，腰杆子硬说话就气粗，动不动说干脆盖成宫殿的样子！屋里真皮沙发、电视墙、家庭影院、红木家具、跑步机……摆得琳琅满目，不问问，有些家具都叫不上名堂。

一院一院的瓦房攒劲蹲起来时，生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个个开始在城里买楼房。我们兄弟姊妹“跟風”进了城。

后来，我去了新疆。离开塬上之前，村上的人嘲笑马六斤穷得裤裆朝天：“世上没有穷死的，如果有马六斤第一个。”2003年，马六斤嘴巴张得马勺样大竟然当着村人的面立下豪言壮语：盖一院瓦房呢！

可话一落地，庄子上的人像黄蜂乱蜇呢。

“猪娃子喝水，吹得咕咚咕咚响！”

“看，王尚信的老犍牛吹死了，窝在地里撅尾巴呢！”

“话大了，小心闪舌头。”

……

尕揣子一只手别在裤带里说：“如果六斤盖起一院瓦房，我尕揣子就背他到兰州走一趟。”

几年后，我回到塬上，家家争先恐后地盖安居富民房，马六斤也轻轻松松盖起一砖到底的瓦房！堂屋装得光彩耀眼，不亚于城里人。除了掏些力气活，基本上不再掏钱包。说来道去还不是应了塬上人的一句老话：瞌睡碰到枕头了。

从门缝里看谁也不会把六斤一家看扁。院子里，马六斤老婆张桂兰哼哼唧唧地唱着，风吹得缎子的裙子一摆一摆的，像只花喜鹊忙来忙去。

“一样没了样样没，一样有了样样有。”这话对于马六斤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搞起北山羊品种养殖基地，一砖到底的羊圈，钢门钢窗，天热，有风扇，天冷，棉被棚顶上一苫。七月流火天，一背篼苜蓿倒进去，满圈噌噌地炒豆子一样那个欢呀！左一口，羊跳一个丈一的蹦子，右一口，一个丈二的蹦子，吃完，一场淋浴，舒服得一个又一个毛颤……七奶奶把头伸进圈门乐呵呵地说：“日子好得不能再好了，羊住的和人住的差不多！”

如今，马六斤住着亮亮堂堂的瓦房，娃娃打扮得花枝招展，养羊一年下来十来万不在话下，可死活找不到尕揣子。

八十七岁的尕揣子入土几年了。

坐在堡子岭上，村子尽收眼底。许多人家开始用钢板搭建二三层小洋楼。引洮工程领来白花花的流水，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屋顶装上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洗涮不再冰得渗人。做饭用沼气，翻地播种机，出门小汽车算塬上“新三样”……

塬上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