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

摘要：韦伯与阿多诺作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社会理论家，其社会学理论具有深远影响，但两者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却较少被提及。韦伯的音乐社会学理论以其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将音乐作为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渗透领域，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则立足于社会批判理论，重心是对流行音乐产业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两者的音乐社会学理论恰代表了两种取向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即历史性的和现实性的、历时的和共时的。

关键词：音乐社会學;韦伯;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2

音乐社会学作为音乐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为音乐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以何种角度切入、用何种方法展开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值得讨论。本文以韦伯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为主题，旨在展示一份极具价值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如何构建。

1 将音乐作为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渗透领域——韦伯的音乐社会学观

作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马克斯·韦伯，其理论在逝世百年后仍保持着鲜活的影响力与生命力。韦伯的理论体系中，“理性化”一直是重要的主题。

韦伯发现许多各教并存的国家里，各行各业的领袖都由新教徒占领优势。在韦伯的论述中，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禁欲所致的强制节约、世俗劳动作为苦行……这些行为建立于灵魂救赎的宗教动机，却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先决条件;由热诚的天职观所引发的理性思维精神，也是西方现代社会机制的发展方向。韦伯认为，西方世界的所有社会机制都存在着理性化的趋势，如经济体制与宗教体制。韦伯将音乐作为西方世界理性化进程的渗透领域，以此证明音乐也存在理性化的发展趋势。

1.1 作为开山之作的《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一书著于1911年。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界受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掀起了一股“韦伯热”。由此，这部著述得以编译并引发空前关注。

韦伯的这部著述一直被视作音乐社会学领域的开山之作。音乐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关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阐释，其借由社会学视角阐释音乐的发展历史，给予了学界耳目一新的启发。

1.2 音乐理性化进程

著述中，韦伯用7个章节阐述了音乐的和声与旋律的理性化、音阶的理性化、不同地区的律制差异等话题[1]。此著述的中译版译者李彦频将这些讨论归纳为基本前提、构成元素、关键原则与辅助条件4个部分[2]。

音乐理性化进程的基本前提即音阶体系所包含的音程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数的比例关系，譬如西方音乐的音阶将弦长作为音程的建立基础：八度是1︰2的弦长，五度是2︰3的弦长……由弦长比例关系为基础构建的音阶体系为西方音乐的理性化进程提供了先决条件。韦伯还论述了其他民族音乐的音阶体系，并区分出不同民族音乐音阶体系的理性化程度。

韦伯认为西方音乐理性化的构成元素为和声与旋律，分别对应了音乐的横向发展逻辑与纵向发展逻辑。由和声原则产生的音程相较而言是更为理性化的。和声原则产生的音程源于和声逻辑，而旋律需要产生的音程具备一定的随机性，不太符合理性化的原则。

韦伯还认为不同的民族与地区有着不同的理性化关键原则，如古希腊时期的音乐通过音程均等化实现理性化，维达音乐通过固定节奏、固定终止式的方式实现理性化……而西方音乐的理性化原则是“调性中心主义原则”，音乐由不和谐的逐渐到和谐的，由非理性主导的发展成理性主导的，都是基于调性中心主义这一原则。

而音乐理性化的辅助条件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如记谱制的完善、乐器的标准化、律制标准化等，这些辅助条件都使得音乐的理性化进程得以实现。

1.3 音乐与社会共生关系

著述中，最具独创性的内容是韦伯对音乐与社会共生关系的阐述。西方音乐的理性化进程不仅是音乐本身音阶、音程、和声、调性的理性化，更是音乐家职业专业化、乐器和乐谱等技术媒介的理性化发展、相关社会制度变革的共同作用。

其中相当精彩的是技术媒介的理性化发展的有关论述，包括记谱法的逐渐标准化和乐器的标准化制作，音乐演奏的普及得以实现，音乐活动的规模与频率扩大，音乐受众随之有了大规模的扩张。声音传播的科学技术、书籍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乐谱与唱片的出版、大规模的乐器生产得以实现，音乐由此也完成了商品化运作的转变。

1.4 理性之光

《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作为音乐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依然存在许多缺陷，因此在学界饱受争议。

韦伯将音乐作为西方世界理性化进程的渗透领域，实际是基于一种结论的预设：西方国家的社会机制都存在理性化的进程。韦伯通过19世纪音乐发展的现状反推音乐的理性化发展进程，用理性化这一视角重构音乐史。

用已有的材料归纳其发展模式，并尝试对未来作出预见，是一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方式。但“音乐理性化进程”的推论逐渐暴露出其实证主义取向方法的困境。将这一假定置于西方古典音乐语境下讨论，依然是一个失效的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古典音乐逐渐抛弃了理性化的发展进程，到勋伯格时代，甚至出现了“无调性音乐”的浪潮，这彻底背叛了“调性中心主义”这一理性化进程的关键原则，迎来了“无序”的巅峰。

“价值中立”一直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认识论。其主张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摆脱价值判断，认为价值判断应是学术领域以外的问题，不应通过学术得到解决。但在《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的论述中，判断某一民族音阶体系理性与否，实际上是在区分不同民族音乐的优劣，这种分析本身也违背价值中立的原则。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依然不失为极具价值的一部著述，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界定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导向：将音乐体系纳入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其精彩论述也为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研究提供了范式。韦伯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为音乐学的研究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也吸引了社会学界各学者借用社会学工具解释音乐现象。

2 以“否定现实”的方式存在的音乐——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观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重要学者的阿多诺，在学界上被普遍认为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其研究旨趣跨越美学、社会学、音乐学、哲学，他的音乐社会学理论也是建立在其哲学与美学的思想基础上的。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推演音乐产业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他也相信音乐的自律性与对现实的否定性。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主张运用否定辩证法的方法反思社会现状，并将这种批判作為一种思想武器，建构了一种洞察社会整体的方法。阿多诺由社会批判理论出发，展开了各种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

2.1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流行音乐产业批判

阿多诺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是音乐开始被批量化生产的年代，各类型的音乐作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音乐受众也从未达到这般宏大的规模。这些现象得到了阿多诺的关注[3]。

基于艺术自律论，阿多诺认为音乐本身是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这主要体现在音乐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类型的音乐会吸引不同阶层的人群对其作出反应，音乐也就因此有了高雅和低俗之分。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被批量化、商品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为了得到更多利益，“不同类型音乐对应不同阶级”的模式将被进一步巩固。这种过程也被称为“图示化”，即一种文化工业成功操纵消费者的策略，通常是一种盲目娱乐受众、吸引受众消费的措施。在图示化的运行过程中，消费者被剥夺了思考和自主审美的能力，音乐也沦为固化社会阶级的黏合剂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沦为最持久也最匮乏的狂欢。

反观如今的音乐产业发展，阿多诺的批判仍然掷地有声，图示化的模式仍然被广泛运用在各类文化产业之中。人们的耳朵愈来愈不够宽容，各类音乐软件通过算法收集消费者对各类音乐的反应，以此预估消费者乐于接受的音乐类型，并尽可能多地推送这类音乐，消费者没有机会、也不愿再听到其他声音。

2.2 艺术自律论与以“否定”形式存在的音乐

阿多诺的艺术自律论源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也是其音乐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有关音乐自律与他律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音乐的“艺术性”与“社会性”的讨论。阿多诺的批判对准了一种极为狭隘的论述：对艺术性或社会性作孤立的讨论，并先入为主地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

“自律性与他律性处于星丛的位置，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阿多诺如是论述。音乐要实现其本质，具备独特的存在价值，需立足于本体的艺术性。但好的音乐创作也绝不能脱离社会性，音乐家需在所处时代中汲取养料以丰富其艺术性。

尽管存在如上论述，但阿多诺仍然被认为是一名立场坚定的艺术自律论者。音乐作品的自律性体现在其社会指向中，即对社会现实的否定与批判。具有自律性的音乐作品并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现实，而是相对独立于社会现实，并对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予以强烈的否定。“一种在形式上自觉隔离于社会形式的艺术，必然蕴含着颠覆意识形态的力量。”

2.3 一无是处的流行音乐产业？

阿多诺的流行音乐产业批判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垄断的愤怒、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质疑。而在阿多诺的理论语境中，流行音乐文化被极为消极地看待，流行音乐文化在其论述中变得毫无可取之处，这也是一种偏见。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通过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实现音乐的传播已成必然。通过此种传播途径，获得音乐的体验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唾手可得，各类音乐的受众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扩大，这些变化都是技术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诚然，我们应期待为否定现实而存在的音乐，但也应允许将娱乐作为取向而存在的音乐。

3 殊途同归——韦伯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异与同

阿多诺在许多文论中都谈及韦伯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在文论《关于音乐社会学的若干观念》中，阿多诺将韦伯誉为最前沿的、最有抱负试图建立一门音乐社会学的学者，也是第一次将合理化范畴作为音乐社会学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学者。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将音乐现象置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加以观察和分析，这是阿多诺对韦伯的继承所在。两者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但也是视角互补的关系[4]。

3.1 历时与共时、心理机制与经济机制的视角区分

不论是韦伯还是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都应回归到整体的理论体系中加以分析。韦伯企图用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完成“各个领域都具备理性化进程”的宏大叙述，其理论是一种历时的分析;阿多诺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大众文化与流行音乐，其根源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区别于韦伯，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理论则是一种共时的，更倾向于现实性的分析。

面对“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议题，韦伯与阿多诺分别从精神动因与经济动因加以分析。韦伯以“精神动因”的角度切入探讨音乐社会学议题，认为“理性化”是推动音乐发展的精神动因。其音乐社会学理论从乐器标准化演变、音乐形态演变等角度切入。而阿多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面对音乐社会学议题时，其视角也极具“经济动因”倾向。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思想逻辑出发，推演出艺术的理论根基、原则与方法。

3.2 殊途同归的音乐社会学理论

韦伯与阿多诺共时与历时倾向的分析，开辟了音乐社会学两种研究倾向的先河。共时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将音乐的发展现状作为分析的材料，是一种现实取向的研究，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审视音乐与社会的关联;而历时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则将史料作为分析的材料，借用社会学理论工具分析和审视音乐的发展进程。

4 结语

不论是共时的、现实取向的，还是历时的、历史取向的研究，都应是音乐社会学的关注主题。韦伯与阿多诺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音乐社会学学科范式，这些音乐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脱离了孤立的音乐研究，即将音乐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探究，给予了音乐研究一种耳目一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音乐社会学[M].李彦频，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65-166.

[2] 李彦频.开山之作 理性之光——读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J].人民音乐，2015（11）：80-82.

[3] 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M].梁艳萍，马卫星，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64-66.

[4] 方德生.阿多诺对马克斯·韦伯音乐社会学的翻转[J].南京社会科学，2007（04）：58-63.

作者简介：王丹丹（2000—），女，湖北武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