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仝华

[摘 要]血吸虫病曾是千百年来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为此后经过接续努力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防治;血吸虫病

[中图分类号]D2[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07-06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chistosomiasis in New China

—taking the period from mid-1950s to the mid-1960s as an example

TONG Hua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Schistosomiasis was one of the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seriously endangered the lives safety and health of Chines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mid-1960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New China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chistosomiasis，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which has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fforts to basically eliminate schistosomiasis.

Key words：New China;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o Zedong;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chistosomiasis

血吸虫病曾是千百年来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对这一重大疫情的防治。其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而为此后我国经过接续努力，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时，本文主要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1—50）[1]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0册）中有关文献①为研究重点，对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进行考察，以从一个重要时间段和重要方面，认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历史和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的血吸虫病严重疫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这是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而设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部门之一。1954年11月10日，根据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此前，1950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即根据新中国成立近半年间所了解的相关情况，发出《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寄生虫学家、农业化学家及市县乡村行政人员共商扑灭血吸虫病的良策[2]。同年8月7日至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3]这次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我国卫生工作的三项原则[4]。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同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5]。1951年3月，毛泽东派人到江西省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该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9月16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的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上海养病期间，到周围一些农村考察、了解到的血吸虫病十分猖獗的情况，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6]。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同月27日，他复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和附件已交习仲勋①同志负责处理”[7]171。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肆虐和危害的情况，1955年12月17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做了扼要介绍。

一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和患病及受到病患威胁的人数。报告写道：“从各地现有情况看来，血吸虫病害的情况是极其严重的。”[8]4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上海等12个省（市），243个县（市），此外还有48个县（市）有病害流行迹象，情况尚未判断明确。上述各地约有1000万人患病，约有9000万人直接受到这种病害的威胁。其中又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6省最严重。如江苏省病区43个县（市），病人约160万;浙江省病区41个县（市），病人约150万;湖北省病区41个县（市），病人约100万。根据各地检查，病区的患病率一般在15%～20%，江苏省检查98万人，患病率占15.1%;安徽省检查21万人，患病率占14.3%[8]4。

二是，血吸虫病流行的环境和多数患者对象。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水稻地区，农民在水田耕作和日常生活中，随时与水接触，极易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感染，不易引起注意。而且病害传播迅速，如湖南省病区过去只有12个县，病人8万余，1955年已扩大为16个县，21万余人。据浙江省统计，病区每年新增加患病人数约10%。而患者又以青壮年占多数[8]4。

三是，病患对農业生产和国防建设“均有莫大影响”[8]4。报告举例，浙江省嘉兴县新丰区的一个村，因病害造成劳动力不足，近年来每亩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比过去降低100斤左右。江苏、浙江、湖南3省综合统计，在1954征集新兵中，约有33%的应征青年因患血吸虫病不能入伍。在病害严重地区，甚至有整户整村人口遭受死亡。如江苏省高邮县（现高邮市）新民乡，在1950和1951年两年内，因患血吸虫病而死亡1006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18.2%，其中全家死亡的共计31户106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血吸虫病的危害比任何慢性传染病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报告强调：“尽管会议上所反映的材料极不全面，但已使人闻之惊心动魄。”[8]5

面对严重疫情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紧紧依靠并带领人民群众，从实际情况出发克服重重困难，对血吸虫病进行了艰辛的防治，从一个重要方面谱写了新中国历史的不凡篇章。

二、新中国大规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始

新中国开始大规模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55冬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简称“九人小组”），及随后该小组召开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提出防治血吸虫病的正确方针和大致工作步骤，并经党中央肯定和批转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一定提升。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期间，1955年11月7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沿途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同月17日下午和次日上午，他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并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拟出了十五条[7]466-467。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就一些问题听取意见，与大家交谈。其中就包括如何加强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毛泽东高度重视大家反映的情况和探讨的解决办法。会议进行中，他就这一问题插话：“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疾病都严重，必须消灭。……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属中央。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7]468。

同年冬，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由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农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门领导共同参加。党中央还指示，省、地、县各级党委也成立相应机构。各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9]。

九人小组成立后，于同年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这即是该小组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后，12月17日，九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报告，其中所述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交流了几年来各地对防治血吸虫病所做的工作和积累的经验。特别是交流了浙江省嘉兴县净湘乡和海宁县（现海宁市）周镇乡、安徽省、江苏省苏州专区和青浦县（现青浦区）等地方的防治工作经验;江苏、浙江、江西等省进行典型试验，发动群众、展开预防及治疗等工作所创造的若干经验。报告还指出，在预防方面，有“管理粪便、扑灭钉螺的经验”;在治疗方面，“不论中医中药、西医西药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8]5。

二是，查找了以往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级党委一般的对这个病害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对防治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全面规划，没有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心;卫生部门向党委反映病情、积极提出防治意见也不够，有些同志在工作中既不善于依靠群众，又没有系统地总结经验;因而措施无力，收效不大，甚至某些地区的病情“尚在蔓延”[8]3。此外，还有悲观主义论调的消极影响，认为该病流行面积广，患病人数多，“防无妙法，治无良方”“说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主张慢慢来”[8]5。

三是，分析了“目前工作中的许多有利条件”[8]6，确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步骤。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8]6大致步骤是：“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不过，会议同时也说明：“这是一个大体的规划，根据今后实际情况的发展，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会议还强调，“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定性环节，在于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8]9。为此，会议提出了若干可操作性的措施。

四是，强调“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视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8]6。会议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要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等重要原则措施。会议还批判了“过去对待中医的蛮横做法，如要中医放弃中医中药的治疗方法而用西药单纯打针的治疗方法，没有充分运用125900多名中医防治的力量（据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6个省不完全统计）”;批判了“只注意预防不注意治疗或只注意治疗不注意预防的两种错误偏向”[8]7。

此外，会议还提出了需要向党中央请示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对这份报告，中共中央予以肯定，并于1956年1月4日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级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队各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批转[8]1。其标志着新中国在以往相关工作的基础上，由此开始了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至1965年5月，九人小组前后召开了九次全国性会议。其中，有六次会议①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予以肯定的批转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此外，九人小组还召开了其他会议②，并在会后形成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随后中共中央批转;还有中共中央直接下发的有关通知①;中共中央批转的地方省委专门机构上报的有关文件②等。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或参考。

三、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其间，党领导人民防治血吸虫病取得显著成效。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在此扼要谈以下几点。

一是，群众性的防治运动得以积极持续地开展。特别是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将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做了一些必要修改和补充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该修正草案第28条的条题为：“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其下写道：“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10]651该修正草案把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与农业总体发展，与国家的总体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广大农民深受鼓舞。此后一段时间，各地提出了兴修农田水利、积肥、绿化、保护耕畜、防治血吸虫病“齐头并进”“几套锣鼓一起打响”的口号，在农业生产高潮中，同时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防治热潮。不少地区在一个冬天，就做了一年甚至几年的工作。如湖北省黄冈专区由16万农民组成的灭螺大军，一举灭掉1亿多平方公尺的钉螺，超过1956年和1957年前3个季度消灭钉螺面积总和的4倍。1957年在已发现疫情的324个县、市中，有309个县、市开展了防治工作。全国有343个乡、镇基本消灭了钉螺。流行区有不少的乡、社结合生产实行了粪便管理，不但为农业生产增积了大量肥料，而且杀灭了虫卵。全年治疗了50余万病人，其中包括10万左右晚期病人[11]92。

二是，涌现出江西余江县等多个先进典型。江西余江县共有4个乡1个镇和2个农场流行血吸虫病，疫区总人口35152人，居民患病率有的地方高达69.4%。钉螺分布面积70余万平方公尺，其密度最高26.4只/平方市尺，平均7. 3只/平方市尺，钉螺感染率有的地方高达38.5%。流行区人口大量减少，田园荒芜。当地群众曾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村庄风水不好”“神仙也治不好大肚子病”。1955年底，该县县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县委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县委第一书记牵头;县委规定把防治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重大问题均由党委会议讨论决定。在群众中把防治血吸虫病的道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从思想上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掀起了防治高潮。经过不懈努力，至1958年上半年，该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农业生产也得到保障和发展。例如在消滅钉螺的过程中，该县调整了水系，增加良田约2000亩，一年产粮食约60千克;县里3000余病人恢复了劳动力;一些多年不能生育的妇女也生了孩子。曾经疫情严重的县，出现了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1]92-93。同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了由两位记者③写的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全文2800余字。其以“甘拜下风”“两首不同的山歌”“青春回到了建头村”“家庭里的变化”做小标题，以多个小故事和记者插加评论的写法，将该县消灭血吸虫病前后的情况作了生动的对照反映。毛泽东正是看了这篇通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7月1日写成了不朽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泽东还为诗篇写了小引和后记。在后记中他感叹：“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随后他称赞，而今“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12]《七律二首·送瘟神》后来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第1版上。类似余江县这样的先进典型，还有江西省的婺源、上犹、奉新、浮梁，湖北省的襄阳、谷城、大冶，湖南省的慈利，安徽省的祁门、太平，浙江省的德清、绍兴市以及上海市的北郊区和东郊区。“虽然它们为数不多，但是，已树立了战胜血吸虫病的先进旗帜。”[11]92-93至1964年3月，原有的700万左右的病人，已治好约一半;原有的70多亿平方米的钉螺分布面积，已消灭了约1/3;还治疗了15万头左右的病牛[13]。

三是，通过实践逐步掌握了防治工作的特点，制定了适宜的方针政策。如1962年6月19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总结以往防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该草案共含7章33条。7章的标题分别为：总则、治疗工作、消灭钉螺、管理粪便、防护和安全用水、科学研究、组织领导。可以说，7章的每条具体内容都体现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以第六章“科学研究”中的第25条为例，其写明：“各级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应当定期制订研究工作的具体规划;组织有关单位参加研究工作;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学术民主的原则，组织学术讨论;拟订有关的防治工作技术规程;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技术指导;积极总结鉴定防治工作的各项新办法、新技术，其中确属有效的，应该积极提供领导部门采用。”[14]501这一条中所写的六个方面，放到今天看，也没有哪个方面是过时的。

四是，在预防工作和治疗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若干创新。如就预防工作看，疫区民众在湖沼洲滩地区创造了结合兴修水利围垦种植、冬耕种植早熟作物灭螺的新方法，在一般地区创造了煤气火焰喷射灭螺的方法，发现了茶子饼、闹羊花等灭螺药物。就治疗工作看，疫区经过临床试验，肯定了对治疗早期或晚期病人有疗效的若干中医药方。在西医方面，肯定了锑剂三日疗法，这一成就，对于减轻病人经济负担，提高治疗1000余万病人的速度和恢复劳动力，都有重大的作用;此外，还肯定了阿托品和针灸对减低锑剂反应的效果[10]212。

除上述外，培养了一支以专业防治人员为骨干的防治队伍，防治血吸虫病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等，也是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体现。

四、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积累了若干宝贵经验。其中特别是：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为防治工作提供最重要的政治保障。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随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征求工人、农民、科学家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意见”[15]。该草案全方位地规划了今后10年农业的发展，其中第26条专门写了消灭血吸虫病等各种传染性疾病。虽然，党中央公布该草案是为征求意见，以备修改、完善，但在实际生活中，该草案已对广大农民起到激励作用。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发布，其进一步强调了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总结了两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从多方面进一步部署了防治工作。4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发布。其中强调：“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乡以上各级党组织，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其组长均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县级以上各级党委防治领导小组，应当吸收农业、卫生、水利、宣传、文教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以便环绕每个时期的防治任务，协同作战。”[16]

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与部署下，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抓防治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事实上，至1957年第一季度时，中央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已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各省、直辖市卫生部门，也充实和建立了1400多个防治所、站、组，训练了1300多个防治干部，84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和2500多个区乡干部，组成了一支防治队伍。有5个省、直轄市已基本完成调查摸底工作，其他各省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工作，大体摸清了病害流行的情况，普遍进行了试点工作[10]211。

第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依靠集体的力量，以及把防治工作与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预防和消灭血吸虫病，是一个系统工程。就以消灭钉螺来说，从经中共中央批转的四川省绵竹县遵道公社的做法看，他们的灭螺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1.结合整修沟堰来进行。该公社所在地的钉螺大部分分布在田间灌溉沟，灭螺工作必须与整修沟渠结合进行。公社领导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关于建立田间管理责任制和血防工作33条有关规定的精神，与干部、群众多次反复研究，制定了定沟段、定人、定时间、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掏沟灭螺责任制度。即以生产队为单位，按全队评级劳动力分配掏沟灭螺任务，以户划定管理沟段，责任落实到户。2.结合农事季节消灭钉螺，并且每年一般开展三至四次灭螺工作。“五定”责任制的实行和灭螺时间与生产结合得好，对该公社的灭螺、灌溉抗旱、防洪、排涝都起了很好的作用。1963年该公社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23%，跃居全县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的公社之一，也是该社历年来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17]。而能够创此优绩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和依靠集体的力量，在于把血吸虫病防工作与生产密切结合，相互促进。

第三，在防治工作中实行领导、科学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既有广泛的群众性，又有严密的科学性，必须实行领导、科学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实行三结合，首先要从思想上结合，并且关键在领导。为推进三结合工作，1964年“各地广泛深入地宣传了毛泽东主席关心人民疾苦、提出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精神，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央对血防工作的指示，……以确立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事业心”[18]419。若干地方还适当调整和加强了血防领导小组的力量，健全了领导小组的办公机构，安排领导干部参加试点工作，从而有利于防治工作中遇到的思想、政策、组织安排等问题能够及时、妥善地解决，大大调动了防治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使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18]419-420。推进三结合，必须解决好科技人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各地以不同形式组织了大批科技人员下现场蹲点，采取包干的办法参加防治工作实际斗争。如中央和省、市的研究单位包一个县，有关的医学院包一个公社。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科学研究和防治实际结合起来，把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结合起来[18]420。

第四，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和正确总结经验，及时弥补疏漏和纠正错误。例如，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曾不同程度受到“浮夸风”、强迫命令和“共产风”的影响。对此，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已经注意并不断地进行了纠正”[14]495。1962年，一些地方出现了血吸虫病和疟疾急性感染的病人比往年多，而治疗的病人却比往年少的情况。对此，当年12月中旬，九人小组在卫生部于上海召开的预防副霍乱会议之后，专门召集参加该会议的有关省、市的同志，集中讨论了防治血吸虫病和疟疾的工作。与会同志分析了这两种疾病回升的原因。客观上这几年各地开垦了大面积的江湖洲滩，在那里建立了农场;各地群众下水搞副业生产的人数也多了。这样，接触疫水的人数，接触疫水的机会都大为增加。同时也与这几年有自然灾害有关，大家忙于搞吃的、穿的、用的，领导精力有时照顾不过来。但是，从主观上来检查，主要有三个原因：1.有些同志对防治工作保护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片面强调了开展防治工作影响生产，把它当成“额外负担”，没有把防治工作和生产工作统一起来，结合做好，互相促进。2.没有认真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自觉地与病害做斗争。3.防治队伍这两年削弱很大，技术水平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19]338-339。针对上述问题，会议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19]389-390。该会议形成的认识，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63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九人小组提交的会议报告[19]386。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10年，虽然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包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内的那10年间的艰辛探索和在探索中取得的显著成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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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