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伦理困境建构与文化褒贬倾向

摘要：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存在一种以伦理困境为内容核心、以文化比较为意义方向的审美建构，明显表现出批判中国文化、推崇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倾向。实际上这是以国际化言说姿态体现的、借助启蒙文化逻辑的自我东方化，价值根基是西方人文话语的观念逻辑，而非“二战”世界话语的历史逻辑。由此达成的局部、个体层面的叙事真实，置于中国历史全局中则体现出背离历史基本状况、意义线索和价值逻辑的特征。

关键词：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伦理困境;文化褒贬;历史全局

基金项目：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点项目“社会史视野下的晋察冀抗战小说研究”（2020D12）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089-05

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相应地表现出一种从民族国家本位向国际化意义诉求转换的审美意识。努力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话语的意义平台，成为诸多创作者迫切的心理期待。但在审美追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刻意追求国际性认同、忽视民族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审美倾向。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就较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

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广受赞誉和推崇。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与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和2015年第11期;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与张翎的《劳燕》，分别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1年秋冬卷和《收获》2017年第2期。《小姨多鹤》、《疯狂的榛子》和《劳燕》，分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的2008年、2015年、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小姨多鹤》与《疯狂的榛子》分别获得第1届、第4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劳燕》获《当代》2017年“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而且，《金陵十三钗》改编为同名电影和48集电视连续剧《四十九日·祭》;《小姨多鹤》改编为34集电视连续剧。即此可见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文学声誉高端状态。

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基本特点，是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建构战争灾难叙事和人道救助话语。但普遍存在以伦理困境为核心、以文化与文明比较为方向的文本意义建构，其审美偏失就隐藏于其中。

一

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题材背景，都是曾长期被遮蔽或忽略的重要史实，他们的创作初衷也具有精神的庄严感和对待历史的严肃性。袁劲梅创作《疯狂的榛子》之前，搜集了飞虎队进入中缅印战区到二战结束的资料，“看了上百本回忆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①。哈金创作《南京安魂曲》之前，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②。严歌苓“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③，《金陵十三钗》由此形成。张翎创作《劳燕》时，曾专程探访温州玉壶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所在地，展开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④

不过，新移民作家的审美旨归其实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建构一个带有国际性元素、国际化色彩的传奇故事，来讲述侵略的灾难、战争的创伤和人道的光辉。《劳燕》以温州玉壶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史为背景，阿燕遭受日军凌辱的身心创伤及其救治与修复，才是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疯狂的榛子》的主干情节不是中美联合航空队官兵的战斗、生活场景，而是中国航空兵范笳河与富家小姐舒暧因战争而分离、因政治而分手的爱情悲剧。《小姨多鹤》以“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结局为序曲，故事情节的主体实为日本战争遗孤多鹤在战后中国的悲剧命运和人性表现。《南京安魂曲》既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又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明妮、高安玲因大屠杀惨案而形成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困苦。总之，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艺术着眼点在于“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灾难踩在人心上留下的脚印”⑤，无辜百姓如何承受战争灾难与身心创伤才是作家审美关注的焦点。

新移民作家還普遍设计了一个跨国族的人物关系架构和人道救助故事。《南京安魂曲》以美国“慈悲女神”明妮和中国女士高安玲的人道救助故事为中心;《劳燕》以美国牧师比利、美国军人伊恩对受辱女性阿燕的身心救助为审美重心;《金陵十三钗》描述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妓女舍身保护女学生，也以美国神父英格曼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疯狂的榛子》中，则是美军的飞行员丹尼斯、怀尔特成为了范笳河的战斗伙伴和精神引路人。

经过这一系列故事情节层面的审美建构，新移民作家就既建构起谴责侵略罪恶、关怀战争创伤的人道主义话语，又达成了一种国际化言说、跨国度共同见证的审美姿态。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这种审美思路被解读为在民族经验与国际经验相融合的视野中反思战争灾难，并作为融入“二战”世界话语格局的有效路径来加以推崇。《小姨多鹤》被赞誉为具有“跨国作家的辽阔视野”，属于“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稀世之作”⑥。《疯狂的榛子》也被推崇为聚焦“世界情境之下的国史与人学”，展现了“从国际阵营起始又到地球村渐大的历史进程”，“至少是具备了杰作的涵养”⑦。一时之间，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似乎代表了中国抗战文学卓有发展前景的审美新方向。

二

更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新移民作家在抗战史叙事中追求国际性认同的内在意义路径，实际上是建构一种由战争灾难导致的伦理困境，进而揭示中西方文化面对这种伦理困境的不同态度和中国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种种次生灾难。在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人类正常的伦理规范往往会遭到毁灭性破坏，从而导致各种“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相矛盾和背离的伦理困境。揭示这种伦理困境无疑有利于深化对战争灾难的认知，但如何进行具体的阐释和解读所体现的却是审美主体的思想价值观。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审美解读是通过对比性地书写中西文化与文明的不同态度而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批判中国文明与文化、推崇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倾向。

《劳燕》以阿燕被日军强奸所导致的处女贞洁困境为中心而展开中西文化对比。一方面是对中国伦理传统和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阿燕受辱后回到村里，不少人偷偷地指指点点，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总是追着喊“脱裤子！脱裤子！”癞痢头还在阿燕出门砍柴时糟蹋了她。种种相关描写充分展示了卑劣民风对战争灾难“伤口抹盐”的后果。曾经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刘兆虎接受过先进思想观念的洗礼，也能怀抱国恨家仇勇敢地投身抗日军营，却不能突破传统贞洁观念的束缚娶阿燕为妻。鼻涕蟲身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的学员，却怀着与癞痢头一样的心理企图强奸阿燕;还是这个鼻涕虫，受惩罚后又能英勇地为国捐躯。这两个爱国行为上均具可敬佩之处的人物，伦理观念却都如此地封建和愚昧，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宗教文化与爱情观念的认同和推崇。牧师比利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人道精神对阿燕进行了身心疗治，并授以医术，使她走出命运深渊，获得了独立生活的勇气和技能。他对阿燕的爱恋未能言明，障碍也不在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处女贞洁问题，而在于人道信仰与自然欲望的矛盾。美国青年伊恩本来过着轻松、快乐的生活，也有自己心爱的未婚妻。他应征入伍来到中国为另一个种族而战斗，以至未婚妻另嫁他人。当中国姑娘阿燕燃起了伊恩生命中风一样的爱恋时，他就自然而然地投入进去。当战争结束必须返回美国时，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与阿燕自然地相忘于江湖。回到美国多年后，伊恩重新获得了与前女友结为夫妻的可能，他同样毫无障碍地付诸行动。这种潇洒的人生风度，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文化层面的自由精神。通过这种种以阿燕处女贞洁问题为核心的对比性描述，中西文化与文明的优劣高下就有力地表现出来。

《疯狂的榛子》中范笳河与舒暧的爱情悲剧和人生命运，属于国家伦理、战争文化规则与个人幸福、正常人性难以两全的伦理困境。作者从探寻喇叭、浪榛子等年青一代的人生创伤入手，将其源头追溯为范笳河、舒暧在现代中国的爱情悲剧和舒暧对分手原因的恐惧。舒暧与范笳河的正常人性愿望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维护，根源则在于国家至上的战争伦理规范及其在和平时代的历史延续，“集体创伤以各种曲折的方式传给个体。有些个体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灾难性创伤的重创”⑧。作者的这种思想发现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而获得的。不仅喇叭、浪榛子等人探讨父辈人生影响的价值基础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背景，范笳河也是从与美国航空兵战友朝夕相处、一言一行的熏陶中，接触到了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西方文化，才得以反思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痼疾，进行抵抗人性异化、保持自我本真的自救。作者还直接以跳出中国文化拘囿的言说姿态指出，范笳河与舒暧的悲剧“是特定社会结构制造出的人性悲剧”，这种“个人自由意志与集体冲突的传统悲剧”，“走过了三个时代和一个千年没变的社会结构”，根源是中国的宗法制传统和基于宗法制的政治暴力，战争所起到的不过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的可怕，革命的残酷，宗法的压力，都在于：不尊重具体的人”，“保护宗族，保护等级，不保护弱小”。⑨ 于是，《疯狂的榛子》就从舒暧与范笳河的爱情悲剧出发，将个体本位的反战思维和集体主义负值批判，转化成了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传统、民族战争和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全面否定。

《南京安魂曲》的后半部分，建构了一个人道救助者母亲因儿子服务于日本侵略军而面临的伦理困境。高安玲的儿子浩文留学时与日本女人结为夫妻，为维护小家庭的安全而“被强征入伍”。恰恰是正常伦理范畴中“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⑩。甚至高安玲作为南京百姓受难的目击证人到日本战犯法庭出庭时，也不能与日本儿媳相认，因为“我现在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根本不可能公然地对盈子和阿真认亲，那样做无异于自招大祸”{11}。作品追究这种民族伦理和个体血缘伦理对立的根源，仍然归结到中国的伦理文化，认为“什么事情一到中国就变得复杂了”{12}。而高安玲向美国基督教徒明妮倾诉痛苦与纠结时，明妮却总能表现出更体谅人性人情、更具个体自由精神的思想立场。其中又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优劣对比。

《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将一个不属于战争直接后果的伦理困境添加在战争灾难的叙事框架中，并以之作为情节展开的逻辑出发点。《金陵十三钗》将一个在战争灾难和女性凌辱面前保护弱小的事件，设计为妓女们舍身饲虎、保护一群女学生，就明显地移植、添加了一个伦理学层面的处女情结问题。《小姨多鹤》描述日本战争遗孤多鹤与张俭、小环历时几十年都难以彻底解决的人生困境，则根本性地建立在“一夫一妻”、“无后为大”等中国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战败国日本的弱势女子被战胜国中国的强势男性所霸占，并作为实现女性生殖功能的工具来使用，其中明显表现出创作者对中国文化与文明之落后性的内在贬斥。

通过这种种伦理困境的建构和中西文化比较色彩鲜明的阐释，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就将叙述和谴责侵略者制造的战争灾难挪至次要地位，将揭示中国文明与文化才是战争创伤更深层的制造者和推动者摆到了文本意义建构的核心位置。西方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落后面充分暴露的价值参照系，而且体现出战争灾难人道援助和战争创伤精神拯救的双重功能。相关作品的国际性视野和国际化审美认同，正是建立在这种中西方文化与文明鲜明对比和强化中国文化落后性、西方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上的。

三

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文化批判与文明比较话语之所以获得学术界的赞赏与推崇，关键在于从思想史线索的角度看具有五四启蒙文化的某些表面特征。但实际上，二者之间貌合神离、内在差异巨大。五四启蒙话语的文化批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民族的自我更新;新移民作家的文化与文明比较却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化的东方想象以获得审美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借助启蒙文化逻辑的自我东方化。而且，中国抗战史及其战争创伤疗治史有着不同于五四启蒙时代的历史文化特性，新移民作家并没有充分尊重和深入发掘抗战历史的主流面貌和基本状况，只是以某个引人注目的抗战史事件为因由，以意为先地设计意义元素、选择叙事内容，来贴近启蒙话语逻辑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路。

《南京安魂曲》在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中最具历史实感。但作品描述的国际人道援助不过是一种处于逼仄历史时空的个别性事件，其实，南京抗战史更主流的事实真相，从南京保卫战始于誓死抵抗而终于被屠杀的历史演变，到守城队伍溃散后中国军人的自发抵抗和无辜平民更为复杂的生死存亡，再到那些并未被杀绝的幸存者在南京沦陷后的心灵感受和人格蜕变，都因观察视角的局限而未能获得更深入的探究、更丰富的描述。所以，相对于历史事件的全局，《南京安魂曲》历史意蕴的深广、丰厚度其实是颇受局限的。

《小姨多鹤》与《劳燕》的审美建构，明显表现出历史基础薄弱的特点。在日军侵华期间，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着日军官兵强奸中国妇女的犯罪行为。在上海，仅青浦县从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日军就奸污妇女1540人;在南京大屠杀不到5个星期时间内，被强奸的中国妇女约有2万多人;在浙江，日军8年间在汤溪县强奸妇女1805人，在龙游县强奸妇女1820人，在金华县仅1942年下半年就强奸妇女1370人;在晋冀鲁豫边区，8年间被日军强奸的中国妇女多达36.3万人。{13} 被日军凌辱而幸存下来的妇女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民族内部的抚慰中化解伤痛、淡化屈辱。相较之下，《劳燕》将阿燕设计为受辱后被中国百姓所拒绝和继续糟践、却为美国军人所拯救，史实层面的标新立异无疑显得过于轻佻。日本战争遗孤居留中国，更多地是被老百姓作为儿女来收养的，《小姨多鹤》将日本女性多鹤设计为中国老百姓用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背后甚至隐含着某种对中国百姓在含悲忍辱中的仁慈心理的亵渎。虽然创作者的审美重心不在于探究和还原历史本相，但以极具偶然性的历史边缘故事为基础，文本审美认知如何避免主观化、片面性的局限，如何具备事实依据的充分性和历史阐释的可靠性，都令人不能不心生疑虑。

《疯狂的榛子》在揭露中国社会的宗法制传统及其弊端时，直接表现出某种史实层面的主观随意性。作者以“范水人的‘忍劲儿，能得诺贝尔‘忍受奖”{14}，来表现中国社会种种弊端难以去除的文化心理基础，核心证据是“范水以出‘孝子闻名”，为行“大孝”，“一家的长子要能孝到把自己的新媳妇让出去，给爹爹享用，还高高兴兴”。{15}这种明显带有古希腊“初夜权”演化痕迹的宗法制陋俗，虽然在近现代的某些东南亚国家仍有遗存，但在中国到底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主观的虚构，作者并无明确的界说，以之为依据来表现中国文化的落后、野蛮和悖逆人性，就难免以“伪民俗”论断文化本质之嫌。实际上，中国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风俗习惯，恰恰是对公公“扒灰”现象嗤之以鼻、从道德层面大加谴责的。所以，这种情节设计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为强化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而罔顾历史实事、实情的主观化倾向。

甚至新移民作家作为西方文化形态来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本身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南京安魂曲》的国际人道救助故事体现了基督教文化的人道主义光辉，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生”观念是内在相通的。《劳燕》中的阿燕和《小姨多鹤》中的多鹤隐忍、坚强地重构自我人生，也与中国文化的“厚生”观念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思想意识存在意义逻辑的一致性。《疯狂的榛子》中的年青一代反思历史痛苦和文化弊端之后，认同和遵循一种“活着、爱着、原谅着”{16} 的人生原则;《劳燕》中的刘兆虎在人生的后半段终于悔悟，与阿燕相互守护和照应，也是“活着、爱着、原谅着”，这种创伤疗治、人际关系和解的价值规范所体现的，既是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更是中国文化“亲”和“恕”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新移民作家在这里作为西方文化观念来推崇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的人类文化普遍精神，他们却以此为基础来批判中国文化与文明，这只能说明其自身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和对人类文化共通性理解的欠缺，以此为基础的审美发掘，自然不可能拓展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

四

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根本艺术目标，是融入“二战”世界话语的意义格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蕴涵有着巨大的内在差异，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审美话语也各具特色。所以，中国抗战题材文学创作获得国际性影响的根本路径，并不是与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话语审美趋同，而是从“二战”历史全局的视野出发来开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文化独特性，进而从历史意义逻辑的层面形成与“二战”世界话语格局的有效对话。新移民作家的审美认知，却明显存在着偏离乃至背离中国抗战史意义线索和价值逻辑的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性质是世界性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但又有着巨大的内在差异性，并在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清晰地体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战场、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欧洲的“西线战场”属于欧美针对德意两国的反侵略战争，总体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强权较量。“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欧洲东线的“苏德战场”以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为主体，又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线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进了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东欧和亚洲大陆都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从而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東南亚战场、太平洋各国以及参与欧洲战争的某些非洲国家，战争性质实际上是反侵略和反殖民的叠加，所以在“二战”胜利后，迅速出现了摆脱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解放、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最终导致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后在全球形成的殖民地体系的彻底瓦解。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格局中，表现出反侵略战争话语、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话语和国际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话语三条历史话语线索。

对比这种“二战”历史话语格局可见，新移民作家在抗战史叙事中建构伦理困境，表达人道主义和个体价值本位的战争灾难慨叹、中国文化批判，实际上是沿袭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而不是对“二战”历史底蕴本身的内在开掘，由此形成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性认同，自然也是建立在西方人文话语观念逻辑、而非“二战”世界话语历史逻辑的基础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逻辑，在“二战”世界话语格局中显得尤为特殊和复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即饱受世界列强的掠夺和侵略，不断地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沦为了世界列强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的半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统治被推翻、封建帝制被废除，但军阀混战的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制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的入侵，则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沦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凡此种种，生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蕴涵的丰富、复杂性。在“二战”世界整体格局中，中国抗日战争占据着亚洲主战场的地位;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抗战具有主权国家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特征;从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视野看，其中又具有后发展国家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内容和针对军阀统治的反封建斗争性质。抗战胜利后，世界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基本被废除，蒋家王朝也迅速被推翻，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兼具反殖民、反封建意义的历史成果。所以，中国抗战话语实际上是一个多重历史线索和价值逻辑的意义综合体。

面对如此深广、复杂的中国抗战史背景，如果不作全局性理解、不统筹兼顾历史意义逻辑的方方面面，仅仅以人道情怀为本位，那些局部、个体层面的意义真实，置于历史演变全局中不仅会显得内涵单薄，甚至有可能背离基本的历史意义逻辑。我们不妨以新移民作家抗战史叙事的传教士形象书写为例来略加分析。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看，外国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灾难中对中国百姓的救助确实体现出人性和人道的光辉，赞美与讴歌无可厚非;但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全局的视野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本身就带有毋庸置疑的殖民主义色彩。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如果是以塑造人道慈悲的传教士形象为基础来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自然具有丰富历史认知的意义，但如果对个体意义的人道主义行为作一种文化必然性层面的概括，又刻意淡化乃至回避传教士作为殖民主义使者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甚至还以此为基础来展开中西文化与文明优劣高下的对比，那么，文本意义建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刻意维护殖民文化的色彩，从而与中国抗战史话语反侵略、反殖民并存的基本历史倾向背道而驰。所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在这里既存在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全局的欠缺，又表现出对历史与文化尊重、敬畏之心的薄弱。

注释：

①⑤⑨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创作谈》，《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② 参见朱又可：《哈金：“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南京安魂曲〉的逻辑》，《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4日。

③ 严歌苓：《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④ 张翎：《通往玉壶的路》，《名作欣赏》2018年第1期。

⑥ 见《小姨多鹤》封底语，严歌苓：《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⑦ 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

⑧ 加布麗埃·施瓦布：《文学、权利与主体》，陶家俊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⑩{11}{12} 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294、213页。

{13} 参见卞修跃：《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7页。

{14}{15}{16}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刘起林，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保定，07100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