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转向”与新媒体信息中的“日常生活框架”

[摘 要]伴随着社会体系和个体经验结构的转变，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说的“日常生活框架”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在“视觉化”的影响下，“剧班”的意义被延展，作为分割“前台”（呈现的自我）和“后台”（真实的自我）的介质，当代媒介场所即“屏幕”，让“前台”与“后台”在一定的情境下相互转化，两者由“分割”变为“连接”。新媒体信息的“日常生活”在“视觉转向”的浪潮中，用“视觉化”的手段展示了传统文化形态下被限制的个体观念。

[关键词]视觉转向;新媒体;日常生活框架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163-04

[收稿日期]2021-02-25

[基金项目]2020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视觉转向下全媒体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构建”（JAS20526 ）

[作者简介]汪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播学、广告学研究。

一、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框架”

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戏剧表演与日常生活进行类比，提出了“拟剧理论”，用它来解释人类互动的动力学[1]（P1）。他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互动行为看作是一种“表演”，每个人就是社会这个“剧场”里的“演员”，按照自身编制的“剧本”和“角色”要求在“舞台”上表演给观众看。在“表演”过程中，人们按照自我预设的形象进行个体“拟剧”，力图在“观众”（他人）心中塑造自己理想的“角色”，通过自我形象的扮演从而完成自我认同。

“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是人们“表演”的场所，“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用于分隔“前台”与“后台”的“屏幕”把“表演”的世界与真实世界区隔开来，同时也把“演员”与“观众”进行了分隔[1]（P21-23）。但是，在个人“表演”行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强有力的“剧本限定”，即整个社会体系，人们的表演依据、表演情境、表演成因和表演方式都非随性为之，而是在特定的“框架”内，即内化了的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谓的“规训”[2]（P156）。戈夫曼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框架”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结构，和所参与的客体事件之间互动生成的，它建立在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共识和“剧本限定”的基础上。

所以，伴随着社会体系和个体经验结构的变化，互动生成的“日常生活框架”也会发生变化。戈夫曼所说的“剧班”，即一群个体的集合，他们通过相互间的密切合作来维持一种特定的情景意义[1]（P77-78）。在当代社会多元视觉化的影响下，“剧班”是可以进行延伸和扩展的，因为现代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不仅承担着“表演”的角色，还有“观众”、“观察者”等其他角色。当代媒介场所的“前台”与“后台”只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情境下可以进行相互转化。作为分割“前台”（呈现的自我）和“后台”（真实的自我）的介质，当代人的电脑或手机“屏幕”让“分割”变为“连接”，“前台”与“后台”的功能发生了相互转换。

二、手机短视频——扩大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

作为“视觉转向”背景下生成的新型信息传播形式，手机短视频应用在近年爆发式增长，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形式，也在改变信息生成的内容。虽然手机短视频也是一种影视艺术表达形式，但是无论是成本还是技术水平都比传统的影视作品要求更低，这基本得益于现代智能手机的更迭、手机应用软件的创新、手机镜头的升级、网速的提升和手机的无限流量等方面的变化。当代社会，人人都可以透过手机屏幕，在短视频平台上完成一次戈夫曼所说的“舞台”表演，用不到1分钟时长的短视频，完成與“观众”互动生成的自我“日常生活框架”。新型“屏幕”的出现，呈现出新的“日常生活框架”和“表演”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秒读视频——呈现“自我”的真实性

以15秒（短视频平台普通用户权限）到60秒（短视频用户粉丝数量大于1000的用户权限）的以“秒”为单位时长的短视频体量，创作者虽然也需要经历视听语言创作的所有环节，但是耗费的精力和时长比传统影视作品要低许多，这不仅是因为工作量小，更是因为手机镜头的便利性，以及短视频平台简易的后期剪辑工具和一键生成视频的投放功能，这让过去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创作一部影视作品的代价大大降低。而作为连接“舞台”（呈现的自我）和“后台”（真实的自我）的介质，手机“屏幕”呈现的时长越短，意味着“舞台”与“后台”的连接性越强，即“呈现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越接近。这意味着，以秒读视频为媒介的日常生活内容，个体的自我呈现就越直观越真实。

当然，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为短视频平台添加了“标签”的功能，将短视频内容与受众之间进行高效匹配，通过对短视频用户和内容进行切割，在有限的内容生产下来实现用户满意度。而用户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馈社会现状，“标签”可以快速定义出大多数群体所关注的内容，且用户也可以通过主动搜索完成求知与探索，透过搜索关键词一叶知秋。当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信息茧房”[3]（P12）的负面影响。

（二）操作的便捷性——将“分割”变为“连接”

在web3.0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短视频内容的生成逻辑是以个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的内容生产方式为主。人们在短视频内容生产（“剧本”创作）、传播（“前台”表演）和互动（“观看”行为）过程中，视觉符号成为个体日常生活自我呈现的主要形式。作为生产视觉符号的重要工具，手机短视频应用的多功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自我”的呈现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因为手机短视频的便捷性，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不仅放大了日常呈现的时间，也在拓宽日常呈现的空间，即伸手可及的“感性直观”，人们只需要打开手机短视频应用——拍摄日常生活内容——上传短视频平台，三个步骤就可以本真地呈现细节真实。

这种“原初经验性”的审美呈现，是将生活本身的质感与美“现象学的关联”。虽然短视频有个性化、特效滤镜、音乐融合等应用工具，增强了观众的视听感染力的同时，也强化创作者自我披露的表演性，但是自我呈现的途径越便利，操作越简洁，越可能打破过去“前台”与“后台”繁冗复杂的边界，将个人日常生活“直观性”地呈现出来。因为审美活动就是“回到事物本身”的“本质直观”[4 ]（P110），用短视频来呈现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就是构建自身意义和个体价值的“本质直观”。

（三）弱联系属性——转化了“前台”与“后台”的功能

区别于其他“屏幕”，短视频传播的独特性在于，“表演者”和“观众”都是可隐匿化的，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昵称、签名档、头像等匿名机制，生成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还可以拥有大数据算法相对平等的推荐机制，来打破意见领袖和公众人物的注意力垄断情况，让普通人拥有平等机会获得关注，对于边缘群体而言，这种自我“表演”的平台，更是一个可贵的释放“出口”。撇除社会资本红利的动机，对许多人而言，这个半匿名空间，以及与现实世界的弱联系属性，可以激发出被现实生活压抑和遮蔽的“本我”，戈夫曼的“前台”与“后台”功能也可以在短视频中进行功能置换，被现实压力而规避的“自我”可以在短视频这个“前台”上呈现，作为真实世界的“后台”才是被规训和美化的“自我”。

受众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PGC（歌曲）+UGC（视频）”的内容生产形式，以及强节奏感的音效和个性化剪辑功能，让不常表露的“自我”通过短视频“表演”进行宣泄。个体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本身的弱联系和半匿名的保护下，利用视频特效和夸张表情包的掩饰，来完成释放“自我”的意图。短视频“前台”的每一次“表演”，“观众”的点击、观看、点赞和转发都是对真实“自我”的鼓励和激发，由用户的“关注”与“被关注”、“推送”与“被推送”建立起来的网络虚拟社会关系集合，保障了“自我”身份的安全感。由算法生成的开放性短视频网络空间，“观众”集群的陌生感和异质性，让人们更放心将“自我”置身于短视频空间这个隐藏在现实世界下的真实“后台”。

三、视频博客（Vlog）——用“真实”创造真实的日常生活

Vlog，全称是Video Blog，源于Blog即博客的变体，指视频博客、网络视频日志，是近年来互联网颇受欢迎的视频形式。Vlog与其他视频形态不同的是，它本质上是个人日记，是所有视频载体里，在内容上最接近个人日常生活的媒介形态。

新媒体平台给人际关系创造了一个社交情境空间，每个人在上面的语言行为都会形成某种“印象”，这种“印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体有意识的主观呈现;二是个体无意识的表达。人们可以在新媒体上控制和调整“自我”给他人的“印象”。Vlog与短视频不同的是，它用同时性的时间感和节奏，将个体（视频创作者）的“后台形象”展现出来，它是用有意塑造无意识“印象”来给“观众”一种“真实”的感受。Vlog视频中，个体可以通过打造“人设”、建立“景象”、张扬“欲望”等方式，来实现“自我”在受众眼中的“理想印象”，从而生成“日常生活框架”。

（一）“人设”——自我观照与消费主义导向

人设，即人物设定，这个词最早来自ACG（动漫和游戏），是指动漫设计师绘制的多角度三维人物图像。如今，“人设”这个词已经广泛应用于当代文化语境中。在Vlog平台上，“人设”是标签化的重要工具，出现了社畜、打工人、白领等许多被人格化的Vlog。

“人设”的出现有两种作用：一是Vlog用户用来打造自我标签，它满足了创作者通过视觉化手段记录“真实”的需求。因为将“前台”形象进行标签化呈现，是在短时间内展示“自我”的高效方式。这里的“真实”，可以是个体真实“自我”的披露，也可以是有意识伪饰后的“真实”，即戈夫曼所说的有意呈現的“自我”形象，来满足自身欲望的表达并获取他人的关注。“表演者”可以通过Vlog平台的“去中心化”大数据算法，用故事化手段，来呈现“自我”角色的“理想形象”，从而获得更多“观众”的肯定和关注，最终得到“自我”身份的确认。本质上，Vlog创作者是用“视觉化”手段来披露“自我”的日常生活，从而建构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Vlog受众通过“观看”行为，完成个人生活欲求的探究和精神诉求的满足。

Vlog“人设”标签的另一种作用是指涉分层的受众。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受众获得情感联结与归属需求，让相同“人设”的受众或是渴望成为该“人设”的“观众”得到认可与满足。另一个是消费主义导向，即网红公司通过打造受欢迎的“人设”，如MCN（Multi-Channel Network）公司通过专业团队，精心制作出一系列Vlog视频，来创造消费者们期待的“理想人设”，从而实现广告推广和产品变现的功能。这类型的“人设”Vlog，本质上是伪现实的“真实想象”，表演者通过艺术化的包装，营造出“观众”理想中的“印象”，从而实现与“观众”的高频互动。这里的“互动”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在互动，而是伪饰的“我”通过“表演”的方式进行“互动”，这里带上“面具”[1]（P13）的不仅是“表演者”本身，还有与他互动的“观众”。消费主义导向的“人设”是“角色”面孔，而享受其间的不仅是“幕后”的经济利益链，还有“台前”那些热衷看“戏”的“观众”，尽管他们知道这支Vlog的目的是为了卖货推销产品，他们也愿意拥簇其间。因为这个Vlog所创设的理想化“人设”场景将人们最想表达的“自我”形象呈现了出来，观众通过“观看”、“点赞”、“评论”和“收藏”的行为进行良性反馈，用另一种方式来建构理想中的“自我”形象。

（二）“景象”——“镜像真实”的寓言

作为需要后天习得的语言文字，相对而言没有图像来得直接和真实，因为它受到自身语法规范的约束，在原始真实“景象”建构过程中的“编码”会随着个体经验和个人体验产生偏移。因此图像成为最本真把握世界的存在方式，就像“镜子”[1]（P5）一样。当然视觉图像并不是完全像“镜子”一样照映“真实”，人类还是可以通过操控视觉图像来创造“镜像真实”，即利用图片和影像的手段，打造出一个看似最接近“真实”的日常生活“景象”。

故事化是Vlog创作者主要的呈现方式之一，基于短小的时间限制，他们会利用平台本身可容纳多元化的信息内容，采取异质化的世界观察视角，通过即时交互的反馈，来打造受众感到新奇并产生共鸣的创意故事脚本。这个脚本就像戈夫曼所认为的“表演舞台”，作为世界的一个缩影，这类型的Vlog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剧本”的“表演”中，因为它用镜头和故事去表现“寓言”，描述了“观众”的心灵“景象”，从而获得慰藉。例如Vlog中最受欢迎的“寓言”类型，即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归隐田居类的“东方神秘美学”。

在“视觉化”所呈现的景象寓言中，每个“角色”不自觉形成了互惠“共谋”的和谐关系，并产生了相互依赖达成共识的契约，甚至会超越社会分层的界限。一方面，“剧作者”和“表演者”形成了“镜像真实”的“寓言”故事，这类型的故事大多是以逃离俗世和物欲为主题，让“观众”自动割裂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和“剧组”成员维持一种特定的“情景定义”[1 ]（P6）。另一方面，“观众”被带入到类似“乌托邦”的“景象”中，会获得认同感、共鸣感和自我心理机制的满足，最终得到情绪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慰藉。它并不是教人“做梦”，而是让人们在面对日常生活现实之余，有“慢”下来喘口气的余地，让他们可以有耐心去感受世间万物，并充满感情去面对世界本真。Vlog承载了创作者个体记忆和个人体验，让某些俗世之物在日常生活中具备恒久的价值，得到审美者更多的目光倾注与心理感受，并因此被赋予了独特意义和神圣空间。在个人化和碎片化的“镜像真实”中，这些微观化和平民化的日常生活叙事，进一步拓展了普通人日常生活“景观”[5]（P3）的審美空间。

（三）“欲望”——窥私心理与物欲的扩张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从生产中心模式转向消费中心模式，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影视作品、平面广告、艺术海报等视觉图像开始在人们心中建构一副刺激消费欲望的享乐主义虚拟景象。直至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大众已淹没在消费时代的潮流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自我欲望的满足和对及时行乐的追逐中。消费主义狂潮也让一部分Vlog呈现出“物欲主义”的风气，这也是开箱、吃播和炫富等主题在Vlog平台上颇受欢迎的原因。一方面，“表演者”以社会资本转化为导向，甚至以偏离戈夫曼所说的“社会表演框架”为代价，打道德甚至法规的擦边球，在Vlog中呈现出暴食、浪费、炫富等吸引眼球的行为，都是在突出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地位和感官的欲求，本质上是在贩卖“物欲”和虚荣心，从而获得更多的观看量和点赞数以得到算法的优先推荐，让自己的视频收获更大流量。

另一方面，在戈夫曼的“日常生活框架”理论中，“表演”过程包含了“表演者”和“观众”双方的互相预期[1]（P170）。如果Vlog本身是一个“舞台”，那么Vlog制作者（表演者）的期望通常来自于他对“观众”反馈的主观判断，而“观众”的预期则大多来自于自己的欲望和所在群体对其社会角色位置的社会规约。实际上，大众在社会生活的互动行为过程中，互动双方没有纯粹的“演员”和“观众”，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框架”中呈现出双重“角色”，所以“表演”和“观看”是一个相互转换的关系。“观众”在“后台”的“窥探”欲望和“演员”在“前台”的“表演”欲望，不仅具有相通性，还可以随时相互转换。

新媒体信息中的“日常生活”在“视觉转向”[6]（P111）的浪潮中，用“视觉化”的手段展示了小人物与平凡大众的烦恼与困顿、无奈与迷惘、爱与关怀等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的“小世界”。新媒体平台多元化的内容生态，可以让人们通过理想化的“表演”，进行自我形象滤化，并以“表演者”或“观众”的身份实现自我满足和个体形象的建构。当然，随着消费社会无序性、感官化和功利化的加剧，个体也呈现出了表象化、平庸化等日常生活审美上的局限性，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命题。

[参 考 文 献]

[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美]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 ”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5（1）.

[5][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

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what Erving Goffman calls the Frame of Daily Life has also produced new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sualization， the meaning of Drama Class is extended. As a medium that divides Front Stage （presented self） and Back Stage （real self）， screen put Front Stage and Back Stage from segmentation into connection. In the wave of Visual Turn， the Daily Life of New Media information show the restricted individual und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Visualization.

Key words：visual turn;new media; daily life frame

[责任编辑 孙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