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赵国春 刘奥莉

一、引言

目前我国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时期，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现象，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增长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目标。近年来，由于我国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需求、出口）作用力日渐疲软，而供给端又出现严重的结构失衡现象，如钢铁、水泥等制造业产能过剩，知识、资本密集型等高端制造业却长期处于低级水平。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供给产品创新不足，出现与消费者需求错配的现象，产业总量规模大但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却处于弱势地位。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产业结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核心的区分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同样也是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迫在眉睫，必须转变以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结构性增长。

另一方面，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充分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也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逐渐提升，而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到一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作用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长久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素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增长率与各投入要素增长率之间存在巨大的余值，为此，学者们不得不从其他因素入手探究经济增长的根源。自上世纪70年代起，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其分析框架中运用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保持其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假设，在理性假设中引入正的交易成本假设并加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这一内生因素，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Acemoglu et al.，2002a）。

市场化这个概念是一种不断更新和演进的集合体系。广义概念上讲，市场化是指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中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并按照市场机制组织交易的行为。前期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Acemoglu et al.（2002b）认为市场化经济环境与技术相比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社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进一步，Acemoglu et al.（2005）通过考察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大西洋贸易，研究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并指出大西洋贸易带动了欧洲的繁荣和发展，但这并不是欧洲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因为有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在海外贸易中发展起来，受益国之间的集权和非集权初始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才是引起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即自由的市场化经济因素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源。后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Gwartney et al.（2006）将经济的自由度作为衡量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指标，自由度越高表明市场化进程越深入，其验证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动，经济自由度通过提高社会投资效率进而带动了经济的持续性增长。钱颖一（1993，1997）、林毅夫等（1994）是国内较早研究经济发展中市场化因素所起作用的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高速持续增长归因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深化。基于此，后期学者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市场化改革因素的作用。也有学者将市场化改革这一要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增长的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论提供了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王军等，2013），结果表明劳动、资本和技术并不是引起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则与经济的长期增长变化有着非线性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于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后期学者也对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曹玉书和楼东玮（2012）的研究指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过多干预会阻碍要素流动、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这一做法短期影响经济总量产出，长期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巫景飞和郝亮（2016）也认为政府的经济干预手段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主张政府为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以此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Chang（2011）以新西兰国家25个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梳理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早期学术界的研究集中于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国内有少量文献开始不限于R&D投入、技术创新、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等视角，也开始从市场化改革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过于分散，也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撑。理论上一个最优的产业结构取决于某个时点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但是现实情况却与之相背：资源禀赋相类似的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林毅夫和龚强，2010）。可见，初始的要素禀赋相对丰裕程度发生改变时，不一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还取决于产业发展所处的外界环境如交通设施、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等是否同样有所改进。因此本文尝试从经济制度环境这一视角研究分析此问题，将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此外，以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大都集中于省市层级的静态或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这种做法容易忽视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从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而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仍需要进行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 -2018年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市场化进程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这也是对现有文献领域的一个补充。从实践方面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期间，我国经历了较为深刻的市场经济制度变革，因此研究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将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增长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方法和模型设定

以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研究大都集中于省市层级的静态或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这种做法容易忽视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从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将空间计量方法引入研究中，空间计量方法将空间地理位置进行有效结合，以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的相邻或相离特征来研究变量的决定因素，从而使传统计量方法估计所得的偏误得以纠正。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连续动态变化的过程，当期的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不仅取决于当下的影响因素，同时也会受到前一期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传统静态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以动态空间面板数据SEM模型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其中，i、j代表省份区域；t代表时间，y代表产业结构升级；Yit-1代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滞后项；x代表市场化进程；c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γi代表省级地区效应；νt代表时间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ρ和λ分别代表空间滞后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W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描述各个省级区域单位的临近与否，如果两个省市之间有共同边界或者互为相邻，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借鉴张可云（2017）的方法构建一个基于经济距离的简单空间权重矩阵：

（二）变量定义

1.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借鉴金玉国（2001）、钟昌标等（2008），将市场化进行划分为四大类：经济市场化程度em、控制权结构crs、对外开放程度open、产权制度多元化程度dm。其中，前三项指标代表了市场化改革中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参照樊纲、王小鲁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相关指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以各省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额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指标衡量，产权制度多元化程度选取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指标来衡量；控制权结构以（1-当地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当地年GDP）这一指标进行衡量，指标越大，代表市场相对于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越大。

2.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由以下两个指标界定：（1）以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str1代表以产业从第一、二产业为主到向第三产业为主过渡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方式；（2）以各省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str2作为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人力资本edu：采用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2）经济发展水平ec：采用各省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的比重表示；（3）城镇化水平采ur：用各省城镇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的比重表示。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剔除中国西藏、港澳台后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汇总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以及笔者自行整理。需要说明的是：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的年份数据缺失部分按照插值法计算得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根据空间计量模型需求及对各个变量数据异方差的消除需求，本文将个别指标取自然对数，其他指标均使用原始数据值，其中取自然对数的指标为em、open。表1汇报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结果可知，各变量序列标准差相对较小，序列比较平稳。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表2给出了2008-2018年各省域（西藏、港澳台除外）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系数结果：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指标的Moran’s指数显著为正，这证明各个省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高的地域其相邻省域的产业结构同样得到加深程度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不完善的省域也存在相互之间彼此相邻的情况。

表2 2008-2018年各省域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Moran’s指数检验结果

（三）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的计量模型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时期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传统的估计方法可能因数据内生性问题产生估计偏误等问题。因此本文借鉴Madariaga N&Poncet S（2007）的方法，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法，该方法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而且能够有效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此外，为了防止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将核心变量分别列为模型（1）-（4）引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

表3为全样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的时期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以及四个制度指标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前文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种动态持续的过程，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都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

表3 产业结构升级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四）分样本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将30个省域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字样本系统，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西部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9个省（市、自治区），继续采用SEM模型进行空间计量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及表5所示。

表4 产业升级效应的分样本—东部地区估计结果

表5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分样本—中西部地区估计结果

分样本回归中，被解释变量时间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东部地区的系数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对应值，说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较早利用地理区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优势发展起来，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机构等）集聚能够形成明显的规模报酬以及技术和服务外溢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分析市场化进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框架基础上，采用2008-2018年跨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验证。总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种动态持续的过程，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四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另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较早利用地理区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优势发展起来，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机构等）集聚能够形成明显的规模报酬以及技术和服务外溢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1.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一方面，抓住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机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加快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推动各区域市场化进程。我国自计划经济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市场在发挥价格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还不够成熟，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步退减，许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如金融市场化体制的步伐落后于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民营银行发展缓慢，国有大型银行机构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高和难度大的问题依然凸显；区域间市场化制度发展速度差异明显，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还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制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作用。实证分析中也表明，市场化程度这一指标能够显著带动产业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因此必须牢牢坚持市场经济制度取向，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首先，政府要减轻对资源配置控制的权力和微观企业主体的干预力度，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做好宏观总量的调控工作，使市场在灵活的价格机制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优化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性；其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环境，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带动了产业部门的优胜劣汰，也有利于消除不合理的产业间的进入和退出障碍，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加快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步伐，国有资产应该与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转让和重组，国有产权的改革能够有效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使得原有的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甚至亏损的产业部门退出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国有产权改革涉及到产权交易活动，减少产权交易成本将有利于该项改革的推进，因此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和发展良好的产权交易市场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必须完善产权相关法律作为产权交易的最基本保障；其次，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一系列的产权交易主要在资本市场中进行，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有利于产权交易的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