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荀子与马基雅维利性恶论观点异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何汶玲

【摘要】马基雅维利和荀子皆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虽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但他们都处在国家礼崩乐坏的变革时代。他们都是各自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都以性恶论作为自己的哲学论证基础。但荀子强调化性起伪，隆礼重法，崇尚“礼治”，马基雅维利强调发展军队，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原罪”思想，认为君主用“爱”不如用“威”去实施统治。二人的性恶论思想对各自时代的思想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性恶论;政体;“礼治”;“原罪”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0-0063-03

一、二者生活背景

（一）马基雅维利的生活背景

马基雅维利的出生地是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爱好收藏古典书籍，因此马基雅维利从七岁起便开始跟随老师学习拉丁文。当时社会整体盛行人文主义的浪潮，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马基雅维利开始热烈地投入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中。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经济因为交通问题发展速度缓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意大利危机重重。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机遇随着梅第奇家族命运的更迭而多舛。同时，在随着意大利腐败衰弱和挽救国家的命运思考中，他产生了不同于当时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二）荀子的生活背景

荀子生活在夏商周礼制已经瓦解但新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完全建设成功的战国时代。整个社会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迈进。封建主义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生产力与科学均产生了新的领域，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十分旺盛。思想家们都在为了新的局面而提出统治学说。荀子结合先秦百家思想与儒家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法兼并的新儒学诞生了。同时在制度建设之中，他强调了性恶为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天性。与当时其他崇尚人性善的普世说不尽相同。这也使其成为了当时的儒学集大成者。

马基雅维利和荀子所处的年代虽然不同，但他们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是大致相似的，社会状态动荡、政治局面不平衡、国家急需重构，他们感受到的时代使命的责任感让他们需要构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学说。

二、两者性恶论思想比较

（一）两者性恶论思想相同点

虽然马基雅维利和荀子生活时代地域不同，但他们同时提出了性恶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对于人性问题，两者都认为人性天生本恶。荀子认为人性的本源就是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天性。性恶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人人都向往“得”，“得”就是索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性恶是普遍的，是没有特例的。不仅普通百姓天生是恶的，官员们乃至帝王也是天生性恶。《性恶》中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正理平治指合理公正有序;偏险悖乱指偏颇、危险、悖理、混乱无序。同时他强调秩序等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需要凸显君主的尊贵性。

马基雅维利提出“原罪”说，认为人类自私自利是与生俱来的，见利忘义的。他在著作里明确阐述了自己人性恶的立场。马基雅维利认为在现实里进行仁慈地统治既不符合现实政治需要而且十分滑稽。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是以实现本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选择的。没有人是不被利益引诱的，社会的整体本质是无法做到完全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

（二）两者性恶论思想不同点

虽然二者在性恶论中有部分的相同处，但在更大程度上由于生活的时代环境并不相同，主导的社会风气不同，导致二者思想仍然有许多的不同之处。

对于荀子，性恶论产生于战国末期。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否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在认为性恶是人应该去除的一面的同时，他也肯定了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天性，认为人的情绪偏好都是自然的。荀子在《性恶》中认为人性本质是饥饿就想吃饱，寒冷就想温暖，疲劳就想休息，这是人的情性。但现在的人饥饿，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这种行为实际是后天的。人的本性即邪恶，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了，生下来就有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认为，人生而就会有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这些欲望是从人本身出现的时候就产生的，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即是天然的恶。荀子的思想内涵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创立的天道观，他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自然规律，这是自然存在的。他认为个人应该学会如何压抑自己的欲望，强调克制恶，“得礼义”“正人性”，“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有了认知能力才能知礼义，行善举。《荀子·性恶》最显示他的人性观点的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恶性是可以通过外在教化为善的。荀子尤其强调后天人为和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其著名代表作《劝学》中“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一句就突出了人为的重要作用。还有强调外部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外部因素的变化会间接影响到事物本身的发展，导致事物的原本属性可能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完美优良的社会环境需要去塑造，人性也如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对于“性恶”的解决方法他提出了礼乐教化，人为推崇礼义，除蒙昧，是维持生活秩序的必然之路。礼义是起源于人性恶，做出人为的努力就会使得自己变善。从此出发，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认为“礼”应该是君主治理思想的核心，而法律是防止人们在趋善道路上重返恶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礼和法的推行中，君主必须做出表率作用，做到真正的守礼尊法。发自内心地去改变自己，成为百姓效仿的对象。

马基雅维利是“实用主义”的创造者，在他政治的研究中第一次将道德和政治分开。“性恶论”的提出基于其政治现实主义。他认为虽然君主用“爱”不如用“威”去实行统治，但同样应该重视民众，即使他所认为的重视民众的出发点并不是基于以民为本的思想，而是拉拢人心。他将理论学说建立在切实研究人性的基础上，将人回归到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马基雅维利公开明确地主张“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如果没有所谓的向善的行为出现，国家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中，那么社会形成谴责不良行为的风气是应该被鼓励的。马基雅维利强调军队和法律的建设。法律和军队在维护国家统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拥有良好的适合国家发展现状的法律对于国家的平稳运行十分有利。重视法治与尚武重军紧密联系在一起，严明的法律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武力是君主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加强军队建设是使统治长久延续的目的，这样做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使君主不是仅仅凭借幸运，而是依靠武力、法治、军队让自己成为保持稳固地位的人。一个没有实权的君主，必然受到臣民的轻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故，在他提出的性恶论的简单理论基础上，他相信血缘相近就会产生勾结，所以他赞成通过斩断血缘关系上的亲疏，并且以此保证权力的稳定，同时通过武力保证政策和秩序的稳定进行。他认为不应该随意改变固有法律和赋税，应依靠不断完善的法制，发展军队。只要军队优秀，君主国就一定有良好的发展。马基雅维利认为虽然君主可以不重视某些道德，但他必须表现出拥有这些道德，重视民众。此行为更多的意义在于安抚、防止社会暴乱和暴民的出现。所以，马基雅维利提出，对于君主最好是既被人爱戴又会使人畏惧。但如果必须选择一种的时候，君主则要毫不犹豫地选择使人畏惧，因为使人畏惧比受人爱戴会让自己安全得多，君主应该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的两种角色，既要凶猛又要狡猾，要善于采取暴力和欺骗相结合的方法去统治国家。

三、两者性恶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荀子是我国最早提出人性本恶的思想家。荀子强调人为。提倡个人应该学会如何压抑自己的欲望，强调克制恶“得礼义”“正人性”。马基雅维利是西方首位将道德与政治相分离，从微观中研究政治的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在当代，两位大家的思想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提高個人和社会的道德修养

不管是荀子还是马基雅维利，他们都赞同后天对人性的改造。荀子《劝学》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强调了积累的重要性。同时马基雅维利也强调了民众的德行是国家稳定中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在民众中提高个人道德修养，那么整个社会才能够提高道德修养，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完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

荀子强调后天的教化，强调后天的教育改造个人的品行，从而达到抑恶扬善的作用。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否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在认为性恶是人应该去除的一面的同时，他也肯定了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天性，认为人的情绪偏好都是自然的。人可以后天通过教导，学会克制“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从而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目的。因此，当今社会要重视道德教育，在教育层面要加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不仅需要完善基本教育制度，更要在教育过程中加强德行的教育和个人行为的教育。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对社会的改造是需要时间的，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这种经历是十分漫长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初期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但对于社会后期和教育的整体体系来讲是会产生显著成效的。在整个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达到树立国人正确价值观，重新确立起社会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形成尊礼守法，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公民。推动社会向健康方向不断发展。

（三）加强法制建设，建立法治社会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了法律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荀子也在自己的思想中强调礼法并重。在当今社会，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重视党内自身建设，社会法制建设。这些都需要认真进行法律的细化与明确。虽然法律的重要作用是托底作用，但要保证这个底托得稳，托得平。法律的天平不会随意倾斜。法律的漏洞应该逐步缩小，法律盲区应该进一步清扫。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护作用。

四、结语

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的基础上又秉承了儒家德行教化的主张，由此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创新思想。

马基雅维利是在意大利混沌时代中率先破除迷雾的一代杰出思想家。他创新地将政治与道德相分离，同时又从微观角度审视哲学与政治，虽然产生了“马基雅维利之谜”，但不可否认其独特“性恶”思想对时代产生的重要意义。二人虽然在对性恶论的阐述和分析以及运用中有种种相似和许多不同。但不可否定两位大思想家对时代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璀璨思想对当今社会的重要价值。他们为后人所作出的贡献需要不断探索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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