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阜汉魏碑刻的探究

■ 孔志刚

汉魏时期，经济复苏、文化发展，人们社交更加频繁，文字使用的频率进一步增加，对于书法等艺术的追求与日俱增。人们不仅追求文字书写速度轻快，更加注重字体结构的优美，从而助推篆书字体结构逐渐瓦解。同时，一种在篆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隶书被人们所追捧，促使汉字书法从篆书向隶书转变，实现了汉字发展的又一次质的飞跃。自“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大盛，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在遵守礼节、崇尚儒学的影响下，厚葬之风蔚然，树碑立石成为当地之风尚，为后世之人研究当时人文风俗与碑刻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曲阜汉魏碑刻概述

汉魏碑刻是汉魏时期产生的所有画像石、墓碑、记事碑、刻石的总称。曲阜汉魏碑刻以墓碑、记事碑为主，且不同的碑刻在用途、形制、内容、艺术方面各具风格。

汉魏时期，在政治庇护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其忠孝思想被广泛推崇，曲阜地区出现大量纪念逝者的石制碑刻，这些墓碑记载了逝者的生平、祖籍、官职迁升以及后人对其的褒扬之辞。以《孔宙碑》为例，此碑碑额为小篆写成，其线条端庄醒目，婉转流畅，圆首，刻于汉桓帝延熹七年（164 年），碑高302 厘米，宽107 厘米，碑刻内容为“君讳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孙也……”，碑阴上记录其门生故吏62 个人名。

曲阜的记事碑主要与祭祀孔子之事有关，一般将事情始末记录清楚。“汉碑三杰”（《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亦属于记事碑，主要记录了孔庙管理及修葺情况。

汉魏碑刻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一方面，通过碑刻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另一方面，碑刻所书字体成为后世研究书法变迁、结构、风格等的珍贵材料。

二、曲阜汉魏碑刻的书法艺术特点

汉朝经济、文化、政治高度发展，在大环境影响下，篆书字体结构扁长、提按变化逐渐不再适应人们实际使用所需，与之相比，颇具微波起伏之势、更具实用性的隶书备受喜爱。由此，汉碑呈现出从“篆书的瓦解”到“隶书的成熟”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特点。而到了魏晋时期，隶书迅速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汉碑——篆书的瓦解与隶书的成熟

1.西汉碑刻：篆笔隶形

从现存于世的曲阜汉代碑刻来看，西汉时期碑刻文字具有浓郁的篆体文字之风，笔画基本粗细一致，并未见明显提按变化；结构偏长，文字转折以圆转为特点，某些字体还能看到原始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特征，代表作品有《鲁北陛刻石》《五凤刻石》等。尽管这些碑刻文字结构篆体较为明显，但细观之，便可发现字体与秦朝时篆书碑刻已有本质不同。以《鲁北陛刻石》为例，从该碑刻中可见某些文字已经逐渐从“圆”变“方”，渐渐有了隶书的某些细微特点。

《鲁北陛刻石》属于篆书一类，但其又有别于传统篆书碑刻，在章法、字体结构空间等方面渐渐透漏出些许隶书的风格。该碑刻在不同行安排不同文字数量，第一、二、四行各有两个字，但第三行却有3 个字，这种每行字数不等的排列方式，充分体现出刻意而为之的效果，使得篆书原本行列分明的特征被打破，文字空间布局呈现出一种变化之美。而且，某些类似于“月”“所”等文字之间的横画空间被压缩，使得整体碑刻文字更具开张体式之特色。《鲁北陛刻石》仅是当时某些碑刻的一个缩影，类似此碑字体转变的碑刻还有很多，呈现出当时碑刻由篆书逐渐向隶书发展的趋势。

《五凤刻石》便是篆书向隶书转变的代表之作。此碑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56 年），撰书者姓名不详，碑体中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碑上之字不做粉饰，长短错落、用笔灵动、生动别致，但从字体上依旧可见篆书之形。在字体形态上，属于篆书向古隶书转变的典型代表，可见明显的篆笔隶形。《五凤刻石》在圆浑凝练的笔画之中，可略见隶书之态势，如“六”“卅”等字，尽管在点、横、撇上并无波磔之形，但已有蚕头雁尾的迹象。且《五凤刻石》章法自然灵动，行间布白几近均齐，第二行与第三行留白较大，形成虚实相间、疏密有致之感，更添此碑之灵动。

2.东汉碑刻：隶书之大盛

在曲阜一带的汉魏碑刻中，西汉时期隶书碑刻作品相对较少，直到东汉中后期隶书才逐渐发展成熟。这个时期，碑刻的字体呈现出成熟的隶书结构特色，以横长竖短、蚕头雁尾、波式分明等为主；在字体结构上，文字的象形性特征明显削弱，篆体解散，结构通常较为方正。如汉碑刻中“横”画的变化：经历《五凤刻石》（汉宣帝五凤二年）—《东安汉里禺石画像》（新莽至东汉初年）—《孔宙碑》（汉桓帝延熹七年）此三阶段的发展，使得“横”画从原本保留部分曲折逐渐变为平直，形成“捺脚”。这充分表现出文字结构逐渐向体式开张、横势发展的特点，体现出了文字发展一脉相承的特点。

碑刻从西汉到东汉发展十分迅速，此时期碑刻文化大盛，出现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碑刻。其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皆成于此时。此三碑皆为官方主持刻制，所用字体也为当时庙堂通行的标准字体，见证了隶书的成熟，为后世隶书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乙瑛碑》属于汉隶成熟的典型代表，书风颇严谨，成为后世研习隶书之最佳范本。此碑已可见隶书波磔的明显特征，且用笔方圆兼备，更添碑文秀逸平正之气，属宗庙之美的典型代表。此碑与后来的《礼器碑》相比更加厚重，与《史晨碑》相比更加雄健，给人以雍容端庄之态。在碑文字体结构上，体现出刚柔相济的特点，方笔入纸，圆转出锋，将隶书波磔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礼器碑》在字体结构上更显细劲刚强，虽然此碑字体大多较瘦，但纤而能厚，瘦劲如铁，传达出一种高古之气。此碑成于东汉永寿二年（156 年），晚于《乙瑛碑》三年，但字体上却与《乙瑛碑》大不相同，充分说明当时隶书发展速度之快。《礼器碑》字体整体收笔、起笔干净利落，捺角粗壮斜行，长波尾部尖挑，风格质朴，使得字体节奏感更强，更显美感。此时的隶书碑刻，凸显特征更加多样化，笔画波磔、蚕头、长短更加多变，既有之前严谨的静态之美，亦渐有线条流动之美。

《史晨碑》是“孔庙三碑”中建成最晚的，此碑刻除具有隶书常见波磔之美外，更注重字体结构每一个笔画的艺术加工，使得字体更具美感，风韵自然，提按得法，飞彩凝晖。波法：更具变化，起笔时稍有下探，转翻笔逐渐提笔，行至笔锋中间，渐渐加力，雁尾处止。横法：多于变化，中间部位可凸可凹。点法：形似三角形，也可作短横。捺法：依据短捺、长捺之别，采用不同的书写方式，在捺脚处可见折笔。此时隶书已经相当成熟，文人墨客对隶书的推崇达到新的高度，为隶书后来繁荣发展及向楷书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魏碑——隶书的飞跃

汉魏碑刻体现了篆书的逐渐瓦解，以及一种新字体结构——隶书的形成。隶书的形成，从最初仅为某些点画的发展，到之后随着篆书不断向隶书逐渐发展，出现了笔画增多等现象，为此时期碑刻风格的形成增添不可或缺的一笔。篆体是在甲骨文等文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篆体同象形文字等相比，具有书写性强，以及弯曲有弧、线条粗细一致等特点。篆体可以使用弧线、直线、点等三种线条来概括，等发展到隶书后，字体笔画逐渐丰富了，增加了波、竖、横、磔、挑等笔画，使得汉字书写更加注重变化的动态之美。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隶书更富于变化，且逐渐显现出向行书发展的趋势。其中，曲阜魏碑中《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李仲璇碑》属于曲阜魏碑典型代表之作。《贾使君碑》承前启后，具有《礼器碑》字体结构类似之特点，字体高古，但字体结构更加精绝，充分彰显魏碑大成之作。与《贾使君碑》相比，《张猛龙碑》更加追求体态的多变，体现自然流畅之美感，在整体风格上更加逸气横生。字体结构上富于变化，以横画为例，在碑刻中以方横为主，兼有圆横，整体横画气势雄浑、厚重，且横画自左向右倾斜，呈俯仰之势，增加横画的多变特点；且字不同，则横画特点不同，通过体式、粗细变化，增强碑刻妙趣。该碑刻字体沿承汉隶，在章法结构上则更加大胆，但保持了碑刻的整体统一性。《李仲璇碑》为东魏兴和三年（541 年）刻，较《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成碑较晚，此碑刻特征：正书，时作篆笔，间以分隶，字体更是多变。康有为评其为“逸上品”，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其书法“圆静”，“如乌衣弟子，神采超俊”。

三、曲阜汉魏碑刻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一）曲阜汉魏碑刻影响下赵之谦书法的“形”与“魂”

19 世纪，书法艺术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金石学逐渐被引入书法研习与创作之中，使得书法更具有金石韵味。当世之才子纷纷加入到金石书法研究之中。赵之谦属于那一时代的集大成书法家，英才天纵，其在印学、书画等方面均造诣颇高。赵之谦学书最初取法颜真卿，后折服于包世臣“鈎捺抵送，万毫齐力”的思想，完全转向北碑。赵之谦曾在随身札记《章安杂说》中写道：“所见无过《张猛龙碑》，次则《杨大眼》《魏灵藏》两造像。”赵之谦从《张猛龙碑》中吸收了结字的严密整饬和用笔的劲健峭拔，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其字结体以欹侧取势，重心往往从左下向右上角伸展，在统一中求平衡。不难看出，这些正是从《张猛龙碑》中得到的精髓。

篆隶方面，赵之谦巧妙地将从北碑中学到的笔法融入篆、隶书体中，故其隶、篆二体也呈现仪态多变、飘逸飞扬的特点。赵之谦在青年时结识了书法家胡澍。胡澍精于书法、善于篆刻，师从邓如石，对汉魏碑刻研究颇深，曾云“《乙瑛》雄古，《韩敕》变化，《史晨》严谨，皆汉隶极则”，足见其对曲阜汉碑的推崇。赵之谦与胡澍交往甚密，在书法上深受其影响，对其推崇备至。赵之谦曾言邓石如篆书第一，之后则是胡澍。可见，赵之谦的隶书也源于曲阜的汉碑，形神具备。但赵之谦更加注重创新，在考究基础上增加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特有的书风。例如，其传世的《张衡灵宪四屏》（见图1），从中可见赵之谦隶书沉雄方厚、血肉丰满、婉转圆通，运用直入平出和折锋等用笔方法；字体以偏上为中心、为特点，形成上紧下松之“形”，颇具流动之“神”。

图1 赵之谦隶书《张衡灵宪四屏》

（二）传承曲阜汉魏碑刻之道

汉魏碑刻对当代的隶书、篆书等书法艺术发展与创作影响很大，为当代隶书与篆书碑刻临摹与创新之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清代书法家赵之谦书法创作深受汉魏碑刻影响为例，在汉魏碑刻临摹与创新中可以运用以下之法。首先，治学之法在于“严”。无论是对于曲阜汉魏碑刻的隶书碑刻或是篆书碑刻的研究，皆应当以严谨为研究原则，多方面查证。其次，发展之法在于“鉴”。书法艺术传承的重点在于对原有书法的传承，使得书法得以延续，代代流传。最后，创作之法在于“新”。不仅需要前期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亦需要思考之后的创新尝试，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书法作品。

结语

综上所述，曲阜汉魏碑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为后世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书法家赵之谦的成功亦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思路。在汉魏碑刻临摹与创新之法上，可以采用治学之法在于“严”、发展之法在于“鉴”、创作之法在于“新”等方法，以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