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空间化叙事

摘 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基于空间化的视角，冷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在30年间经历了从空间坚守到空间稳固再到空间优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了从被动状态向主动状态的战略转变，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全球扩张到总体性危机爆发的历史转换。东升西降的世界历史进程逐渐清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自我革命，深化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空间化;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2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4 - 0014 - 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庆祝百年生日之时，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应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本文关于两者关系的讨论，设置了三个基本前提。其一，本文探讨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涉及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以及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所探讨的资本主义也具有同样的规定。其二，对两者关系的探讨的时间起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虽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绝非如福山所言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之陷入空前低潮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而言，也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意义。其三，空间化是两者关系探讨的主要视角。马克思的空间化概念，“就是把空间与历史概念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空间是历史过程的空间，而历史是空间中的历史。”[2]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空间化的视角不仅具有深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更是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有力工具。

一、空间化视角的社会主义

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至今，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基于空间化的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十年，分别对应空间坚守、空间稳固和空间优化。30年期间，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从被动状态向主动状态的战略转变，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

从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的下台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以“空间坚守”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低潮，社会主义力量的生存空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缩，当时中国共产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谋求社会主义中国的存续问题。这个问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但两者又有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个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一个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后存留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将灵活性和原则性结合起来，顽强地坚守着社会主义的根据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资本主义“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则因势利导，采取了社会主义“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一方面，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肯定私人资本的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做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主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与狼共舞”。从空间化的视角来看，这一改革可以表述为“空间让步”。中国共产党试图以此达成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为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基础。显然，这一空间让步是一种“浅层让步”或“有限让步”。在此“空间”内，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和边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私人资本和市场明确规定了活动空间。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字样，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既包括通过更多的、特殊的国家干预，确保资本和市场的消极作用受到来自外部的规范和制约，又包括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等。其二，为政治体制改革明确规定了底线。中国共产党在牢牢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权的同时，一方面不断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着力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風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总体上，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存续的努力呈现为一个辩证统一的二重化过程：一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理念下，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二是在“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理念下，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探索。毫无疑问，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遭遇最大挑战和最大困难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随波逐流，成为资本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反而为开创中国新道路进行不断探索。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阶段基本确定下来。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空间，更是为稳固和开拓社会主义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以“空间稳固”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这是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阶段。在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迅速积累起丰厚的物质财富。2001年，我国GDP居于世界第六位，可是到2010年，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后不久，西方一些人就流露出了沮丧和失望的神情。在他们看来，“中国崩溃论”的预期落了空。“中国悖论”的政治表现在于，市场和资本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成的新社会阶层，虽然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没有出现西方所期待的政治行动，“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这里戛然而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开启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科学发展观可以视为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升华，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兼顾，都体现出在发展实践上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遵循。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4]344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重大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和调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及其相关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冲突上升的警觉和干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初步成功，赋予了中国道路以现代化新路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5]中国道路的初步成功，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验证。1877年，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6]以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为起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逐渐升温。这一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中国的自辩意识。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一次正面回应西方在民主、人权等话题上的挑战，发出了自我正名的声音。从空间化的视角看，中国在这一阶段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同时，胜利完成了稳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历史任务。

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今，是以“空间优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7]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8]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之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地位。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被中国共产党放置在关键的位置。究其原因，从现实层面看，是针对党的纯洁性严重弱化作出的积极应对;从理论层面看，是对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后果仍留存清晰的痕迹，关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仍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如果不能正确汲取历史教训，现存的社会主义力量不仅难以获得发展，更难以存在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作为全党工作的最大亮点，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深入发展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加快了推进制度成熟的改革步伐。从空间化的视角看，如果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对社会主义空间的领导力量优化的话，那么制度完善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空间的上层建筑的优化。与双重优化相一致的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彻底摆脱苏联解体后的被动状态，成功突围，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既是空間重构创新过程，也是突破西方自由主义空间控制的过程”[9]。更为重要的是，这同时也表明中国在与世界历史相互构建的过程中影响力大大提升。从空间化的视角看，一方面，随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格局的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变革;另一方面，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在全球空间的重塑。西方认为中国正在以一种西方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在我们看来，这个方式是一个在社会主义话语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确阐明的概念。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会谈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空间合奏起社会主义的新曲。

二、空间化视角的西方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两个平行市场也随之终结，西方怀揣一体化的期待，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特征中，资本拥有对空间先天性的敏感和兴趣。从空间化的视角看，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性的中心地位，新一轮全球化因此可以理解为向原有的社会主义空间的胜利进军。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无所不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存在。资本走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资金、技术等因素的相对优势下所形成的垄断地位，自然更多地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在于，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一体化进程不仅严重受挫，而且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为了缓解矛盾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放松监管，最终导致了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2007—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11]，美国的衰落开始异常明显，而且成为事实。如果说金融危机是冷战之后对资本主义冲击的第一波的话，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冲击资本主义的第二波，则进一步暴露了美国衰败的趋势。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科技和医疗水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人口也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6月15日，美国因患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突破60万。[12]另一方面，在全球抗疫期间，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消极行为，破坏全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作的努力，以至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CNN采访时发出“美国在危机中失去了世界领导力”[13]的慨叹。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正如《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言：“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与机能障碍。”[14]

从空间化的视角看，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总体性危机的写照。经济危机催生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总体性危机的态势。西方的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民主的衰败成为美国总体性危机的内在构成和主要表征。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曾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观点：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15]金融危机发生后，福山在坚持原先观点的基础上坦承：“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衰败。”[16]从2008年起，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这位“西方世界解读中国的重要论述者”，就发出了“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破灭”的警告。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拯救的历史时刻，如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弱化的竞争、萎靡不振的生产力增长、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日益退化的民主等，“如果没有政治变革，一切保持现状，经济和政治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人们其他所需要的东西也基本不会实现。”[17]比较而言，激进左翼思想家巴迪欧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政治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只是资本主义的代理。”[18]

西方之所以发生总体性危机，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作出了西方衰竭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西方丧失了竞争对手的判断。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压力大大降低，西方资本挣脱国家的约束，获得了充分彰显本性的机会。资本本性的彰显，以全球财富占有不平等加剧为表现形式，并以西方自身社会主义因素的弱化为成本，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发生总体性危机的内在原因。美国某民调公司2018年公布的一项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看法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美国“千禧一代”（25岁—35岁）将社会主义作为第一选择。[19]2019年，英国《独立报》刊发了英国舆观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该公司对美国21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千禧一代”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率上升了8%，达到36%，而资本主义的支持率则以同等幅度下降。[20]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千禧一代”对于共产主义都缺乏足够深刻的认知。有美国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在年轻一代流行起来，气候灾难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次要表征。英国的这份民调同时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是个大问题，将近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没有缴纳应缴的税。”[20]很显然，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才是年轻人转身朝向共产主义最为关键的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没有终结，但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分水岭的意义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从空间化的视角看，东升西降的对比变得异常鲜明，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已经呈现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西方国家明确转入衰落进程”[21]和“西方资本主义正走向失败”[22]等标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媒体的版面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形成了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二波浪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疫情预示资本主义的终结吗？”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说14世纪的大瘟疫引发了后封建时代的想象，那么，这一次疫情有可能触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想象。”[23]齐泽克则以反问的口吻说道：“这次疫情会被简化成内奥米·克莱因所谓‘灾难资本主义的漫长的悲惨故事的一个章节吗？或者，一种新型的（或许更加温和的，同时也是更平稳的）世界秩序会由此脱颖而出？”[24]不难发现，新一波批判浪潮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其一，西方思想界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将衰落、失败更多地与“终结”的字样联系在一起;其二，批判的深入进一步打开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想象空间。

毫无疑问，从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冷战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凸显。亨廷顿在分析西方衰落的特征时，强调资本主义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亨廷顿认为，“西方力量的崛起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也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不过他也承认，“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25]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是中心和核心的衰亡，未来的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城市，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革命空间及其历史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日本共产党前总书记不破哲三认为，“21世纪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的时代，是全球制度变革的时代。21世纪将有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26]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变革”这个课题“是与之前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是“21世纪的新的世界史课题”，“存在着与现实中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曾经或正在经历的困难性质不同的困难”。[26]这可以看作是对列宁提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革命容易建设难”理论逻辑的呼应。

面对这个“21世纪的新的世界史课题”，我们在讨论诸如资本主义发展极限等客观条件的同时不能回避主观条件的问题，需要坚持辩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主张平心静气地等待“私人资本主义财产的丧钟敲响”那一天的到来，而是始终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恩格斯曾经发出资本主义“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7]的呼声。显然，这样的呼声具有科学判定与政治鼓动相统一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知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既具有经济层面的意义又具有观念层面的价值。今天，至少从西方世界看，已经很少有人严肃而认真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命题了。大卫·哈维曾经深刻地指出：“尽管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资本主义失败了——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但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作為文化信念的资本主义却流行于世界。”[28]就此而言，巴迪欧关于复活共产主义理念的观点就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他指出：“为共产主义假设提供一种有力的主体性存在，是我们今天要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任务。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任务。”“通过把知识构成（ 总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与真理片段（ 地方性的和单一性的，然而可以普遍传播） 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个人的意识里复活共产主义假设，甚至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可以开创这种理念存在的第三个新纪元。我们可以做，所以我们必须做！”[18]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问题相联系的，不仅包括给资本主义下发死亡通知书的主体力量唤醒的问题，还包括暴力与和平两种革命方式的选择以及革命发生的时间把握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联系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变化趋势作出理性的思考。不过，无论从任何意义上，与资本主义终结相联系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探讨，都可以视为在思想层面作出的压缩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努力。

三、空间化视角的人类社会未来

共产主义概念的出现晚于社会主义，并且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将社会主义作为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同义语使用。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用“共产主义”的概念才能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核心观点。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时，“共产主义”一词更能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世界。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21世纪第三个十年至少应提出在思想空间激活共产主义话语的理论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沉痛教训和共产主义话语的长期淡出，以及一直以来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妖魔化宣传，我们今天有必要对共产主义在价值、制度和条件等方面的基本规定作出重新厘清，这是共产主义在实践空间展开的根本前提。

共产主义之所以依然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它从财产关系的角度贯彻和体现了共享的原则，并且与正义的实现统一起来。可以说，只要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不平等，那么，关于共产主义的想象就一定会在思想和话语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需要从这种社会形式的目的出发。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指向的是人的解放命题。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9]。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宗旨、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30]。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只是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形式。

没有制度的技术支撑，价值就失去了实现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是制度与价值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革之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1]。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起始性特征，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特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直接分配则构成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最基本特征。齐泽克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关键的东西必须得到妥善安顿，不能把它们全部交给市场机制。我们应当运用市场来促进竞争，但不能坐等市场自发决定诸如健康保险之类的东西”。[32]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超越了市场规则、其组织可以使一切人免于饥饿以及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过上平凡但体面的生活。齐泽克指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很简单，就是国家和人民要通过某些社会安排来打破市场法则。”[32]我们在肯定齐泽克对市场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设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很容易发现他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且其设想更多地只具有价值层面的意义。

无论是讨论共产主义的价值还是讨论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都不能离开对生产力条件的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形式需要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为条件。在他们的思想视野中，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替代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强调，人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4]74-75。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需的生产力条件作出过乐观的估计，但他们又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地加以修正。可以说，对生产力条件的尊重并以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作出严格规定，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科学性所在。

今天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带来的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却再次面临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生产力条件和生存空间条件。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科学技术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增强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从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积累了更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共产主义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它将整个地球作为自己的存放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全球化也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空间条件。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嘱托给生产力的自发增长，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肯定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致性。互联网和大数据虽然提供了计划生产的技术条件，但并不必然带来计划生产。換言之，生产力的改进并不能自发地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显然，我们必须拒绝任何浪漫主义的想象。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能否得到解放，“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771。其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一次次地实现了转危为安，并不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命力，而是因为人类总的生产力的积累还不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容纳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西方的总体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又一次外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33]可以确认，资本主义的现实调整不论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客观结果都比以往任何时期越来越靠近它生存的边界和极限。

比较而言，从空间化的视角看，人类社会的未来更多地寄希望于东方、寄希望于中国。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凶残和野蛮，反衬出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现实意义。对于世界上期望超越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人们来说，共产主义并没有远去，而是存放在内心的最深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坚守寄予期待，并从它的进展中获得安慰，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希望，且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形势比人强。今天，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正在越来越向中国倾斜，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足够强大的替代者正在逐渐形成，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在前行的道路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外部条件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坚定理想信仰，始终强调和发扬精神的力量，注重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毋庸置疑，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邓小平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34]苏联解体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条件下，他依然铿锵有力地发出这样的声音：“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35]可以说，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30年内走出一条新路，赢得今天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空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一方面抵抗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的侵扰，另一方面需要抵抗资本逻辑负面因素的影响。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发扬主观能动性放在突出的位置，强化对影响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消极因素的克服。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性实践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和代价，有的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其最大的代价则是在精神层面。“共产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社会思潮在党内有着一定的思想市场并在现实生活中有显著的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36]116“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37]种种消极情形，虽然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了较为明显的缓解，但主观能动性的提升依然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现实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教育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自我革命，这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核心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这既是一种自我提醒，更是一次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自我革命，才能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始终成为维护和拓展社会主义空间的领导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替代资本主义积累越来越充分的可能。

除了擔负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还担负着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探索开启时，就明确了中国的和世界的双重意义，明确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一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努力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减轻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经历的弊端和痛苦，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的又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这条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不仅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接续探索，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阶段经历了新时代前和新时代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接续探索。这条道路的探索，始终伴随资本和市场的消极作用与前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关系的作用，中国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步入了马克思的问题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效率并不是增强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唯一的关键要素，公平正义已经上升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位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6]109深层根据就在这里。总书记的这番讲话，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性校正的实践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所以展现出连续性与转折性的统一，就在于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而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深度强化，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既是一种自我肯定，更是一次政治号召。今天，随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更加彰显。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不断完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才能越来越多地释放出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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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Narra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Study Xi Jinping's the Speech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u B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2，China）

Abstract：This year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ask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a spatial perspective，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socialist China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spatial persistence to spatial stability to spatial optimiz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China has achieved a strategic shift from a passive state to an active state，ushering in a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In sharp contrast，Western capitalism，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global expansion and lavish profiteering to the outbreak of a general crisi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world ris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is gradually clear.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maintain its strategic determination，continue to promote self-revolution，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China，as well a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socialism in order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socialism;capitalism;spatialization;the road of China

责任编辑：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