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书法价值意义重辨
——以姜立纲书法艺术及其社会影响为例

陈圆圆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一、台阁体及其书风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台阁体的形成及特色

书法一直就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条发展路径，官方书体一般都呈现严谨、整饬的风貌，秦篆、汉隶、唐楷都具有这一典型特征。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干禄书”，到唐末五代王著“小王书”也称“院体书”，宋代有“三馆楷书”等，这或许就是台阁体的前世今生了。

台阁体，是明代社会生活中一种规范性的官方书法风格形式，关于台阁体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给出了相关定义：“尚书”在汉代称为“台阁”，因而后世的中书省官员也就具有了台阁体的职能，于是将中书舍人写的结体严谨、笔画端正、规范性强的书法称为“台阁体”。

明初的台阁体在洪武年间开始慢慢形成，到永乐年间达到高峰，在明初（早期）以宋濂为代表，中期以沈度为代表，后期则以姜立纲为代表。从书写层面上来看，台阁体讲究正统性和规范性，以正体的楷书为主，讲究端正平和，结体严谨，代表性的作品有宋濂的《跋欧阳询卜商帖》、沈度的《敬斋箴》、姜立纲的《中庸章句》等。

明代以后所谓的“馆阁书”，其共同的特点是工整严谨、娟美秀丽、实用性强而缺乏艺术个性。

（二）台阁体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制度、统治阶级的爱好、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台阁体的形成和发展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皇权和科举制度的催生物。

1.皇权的压制

朱元璋于1367年攻克张士诚据吴政权，并于1368年定都南京建大明王朝。后来朱元璋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致众多文人志士遭受到了残暴的统治，而成祖皇帝朱棣则以“靖难”起家，欲效祖法以此寻求礼法上的支持，导致永乐年间在文化发展上遇阻，书法发展也受到影响，直到明代中期才得到一定的改变。

明朝将程朱理学作为限制思想的工具，目的是为了朝政集权，因此皇权的意识就在程朱理学之中传播下去。例如，在洪武二十七年《孟子节文》删减八十五条中，包括“民贵君轻”和“不信贤任”[1]等等，同时程朱理学中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同时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要求摈弃个人性情的发挥，在文学创作中，创作内容多为歌颂皇帝，粉饰太平等；在绘画上多学南宋的院体画，诸如浙派；而书法也主要是取决于皇帝的喜好，例如沈度，他深受皇帝的青睐，甚至被称为“我朝王羲之”，这就使在朝的宫廷书法家成为了明初书坛的主流力量，导致书法走向了少意味、重实用的风格。

2.科举制度的催化

初实行科举制度，“杨胤以孝廉、文学、善楷书举”[3]，这说明在明初的科举制度中，不仅仅重视文学的功底修养，而且还尤其重视楷法。在科举考试中，书写是否端正美观会直接影响考生科举考试的录取。在《明史·选举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4]。在这样的功用下，在书写中肯定要做到工整、美观、清晰的视觉效果。由此，楷书在明代初期成为了科举进士的特用书体，台阁体书法也就应运而生。

黄佐《翰林记》中云：“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5]，还设立了“中书舍人”一职位，同样也表现出对于书写小楷的重视。于是，在科举制度的压制之下，台阁体成为明代前期的主流书风。

明代还选用了《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作为科举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背戾者不取”[2]，这也可以说明皇权和科举制度对于明朝书法风格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台阁体主要流行于明朝洪武至成化年间，永乐年间中书舍人数得到剧烈的增加，宫廷书家云集，台阁体书法达到高峰。其中以“二沈”“三宋”为代表，此后，温籍、姜立纲成为台阁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下面，笔者将从姜立纲的生平、书法风格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展开来论述台阁体的价值意义。

二、姜立纲的书法艺术

（一）姜立纲生平介绍

姜立纲（1444-1498），字延宪，号东溪，梅头人，今为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海城，享年五十五岁。姜立纲经历了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其祖母周氏为状元周旋之姑，叔父壁、琨。根据明黄佐先生在《翰林记－选充秀才》中有关姜立纲的记载：“英宗时，始选奇童善书法，充本院（翰林院）秀才。天顺中有姜立纲，字延宪，居梅里头，七岁能书，命为翰林院秀才。” 姜立纲受家学的影响，在七岁就因为能书入京而成为翰林书画院的秀才，享有“神童”的美誉。在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时，姜立纲十九岁授中书舍人一职，入内阁制欶房办事，主要是负责书写朝廷重要的文件，如诏书、册府等等。在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姜立纲晋升为正五品太仆寺少卿。在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姜立纲累官至正四品太仆寺少卿，后人称其为“姜太仆”。

姜立纲有不少的书法作品和书学著作被流传下来，例如书学著作有《东溪书法》，其中囊括《论八法》《八病》等内容，以及字式二百二十八条、个人的创作经验和对书法的感悟。

其书法代表作品有楷书《七言律诗》《楷书东铭》册等等，草书《李太白梦游天老吟》墨迹立轴（现存瑞安市文物博物馆），点画严谨，字势率意灵动，线条纤弱，骨胜于肉，秀润清丽。还有行书扇面《朱熹咏－易诗二首》，姿态拘谨，敛藏含蓄，笔力精熟而干净利落，体现出“台阁体”之书方正、光洁、乌黑整齐的特点，与同时代早期的“二沈”“三宋”书法风格如出一辙。

（二）书法风格概述

在《明实录》中，有关姜立纲的记载：“立纲书法为一时所重，而小楷尤精，凡进御诸书，及大制诏，多其手录，其卒，得赐祭葬，亦特恩也。” 姜立纲以书法在当时闻名海内，尤其是擅长小楷，在天顺七年授中书舍人入内阁制欶房办事，负责书写朝廷重要的文件，如诏书、册府等等。

在《万姓统谱》中有关于姜立纲的学书记载：“初学黄蒙，继法钟王，后自成一家。”[10]初学黄蒙的楷书，上承钟繇，二王，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有着明显的晋唐气息，继承了晋唐书法的细腻、洁净、雅致、清秀。王世贞在《艺苑卮言》称其书法为“结法圆熟端劲，秒不可言，初见绝以为沈度学士书，徐觉其波磔处，小露锋铩，乃敢定为姜笔。”[6]姜立纲的楷书与沈度的小楷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也各有特色，相比沈度的小楷，姜字更显方正清劲，凹骨感。

姜立纲的楷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风格，一种是公正严谨，点画遒劲有力，结体严谨，浑厚圆活，整体气息温润儒雅，清劲凝重的大楷，世称“台阁体”风格，这种风格深受皇帝的重视和喜爱，所以当时宫廷中的匾额碑刻大多都是出于姜立纲的笔下，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有《楷书东铭》册，真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很好体现了明代台阁体书法的风貌，是台阁体书法的典范之作，这为研究台阁体书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当时世人称姜立纲的书法为“姜书”或者“姜字”。“姜书”后来也作为了国家标准字体保留下来，如《明伦大典》之类的官方文献之中。还有一种姜立纲在留存下来的楷书作品有小楷《七言诗册》，这种偏于日常书写，看起来则显得更加灵动活泼。

三、姜立纲的历史影响

历代书家对于“台阁”书家多有争议。例如清代倪涛在《六艺之一录》中评价姜立纲的书法：“成弘以来，高正书，姜立纲臃肿痴浊，大类算子。”评价姜立纲楷书布局“大类算子”，缺少变化。还有民国时期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也有关于姜立纲的评价：“成弘以来，姜立纲又师‘二沈’，取法愈下，格亦愈卑。”他评价姜立纲书法和台阁体的书法格调不高，甚至是粗鄙的。此类评价还有很多，大多以“刻板”“呆滞”“状若算子”进行评价。

但事实上，姜立纲的书法在他生前身后，曾获得过很高的评价和荣誉。根据记载：“人得片纸，争以为法”，可以看出姜立纲的墨迹十分珍贵难得，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甚至谁偶得他的一两个字，都会奉为珍宝，可见姜立纲在国内享有了很高的声誉。不仅如此，姜立纲的书法甚至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了日本，根据明代何乔远在《名山藏》中的相关记载：“日本国门高二十丈，为求匾额，曾遣使来我国，请姜立纲书写。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中国惠我之至宝也’”。[9]王世贞在《书画跋》中也有记载：“右军迹今绝矣，近代得其笔者唯赵子昂、姜延宪”。将姜立纲和赵孟頫放在一起，认为其书法是得到二王笔法的。现代书家林剑丹先生在《姜立纲小楷滕王阁序》跋中有记：“其楷书直追颜柳，端劲刚正”“右明拓小楷滕王阁序，严谨庄重，有晋唐规矩，虽未臻高妙，毕竟公时方二十余一少年，足令人叹服”。

综上所述的记载，姜立纲的书法还是得到了很大的认可，不管是在朝廷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他的书法都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书法史上乃至当代社会，台阁体书法的总体评价不高。但笔者认为，如果脱离大的时代背景以及书写的实用需求而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书家，甚至去否定一个书家的艺术成就，是有失公允的。下面，笔者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去对台阁体的价值意义进行重辩。

四、台阁体的价值意义重辩

（一）促进明代帖学发展

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帖学”和“碑学”两个概念，将历代书法发展主要概括为两种书学理论以及创作流派体系。

“帖学”这种创作风气，主要是建立在对二王父子的书法的推崇，同时对二王历史观以及书法理论极力地追求，潜心研究晋唐以来的法帖和著名的墨迹作品，从中取法并利用，这种创作风气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明代前期的“三宋”“二沈”承袭元代的书法传统，然后产生了上追古法文雅整齐的“台阁体”从而风靡朝野。

根据《明史》中记载：“每日习书幅二百余字，以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4]这时候台阁体取法主要还是二王一路的笔法。《万姓统谱》中也有姜立纲的学书记载：“继法钟王，后自成一家。”[10]这些文献也说明了姜立纲书法主要是取法二王。“二沈”“三宋”以及姜立纲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书家，自然也带动了学习“二王”一路的风气，推动了帖学的发展。

朱元璋之孙周宪王朱有燉在《东书堂集古法》中说：“至赵宋之时，蔡襄、米芾诸人虽号为能书，其实魏晋之法荡然不存矣。只有鲜于伯机、赵孟頫，始变其法，飘逸可爱，自此能书者亹亹而兴，较之于唐虽有先后，而优于宋人之书远矣。”[7]同时，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黄淮还带领二十八位中书舍人专学“二王”法帖，也推动了帖学发展。

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出现和发展，在皇权的压制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之下被催生出来，虽然台阁体书风对于书家才华和个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楷在魏晋以后的发展，以及推动了帖学的发展。

（二）推动明代书法教育

明朝时期的书法教育，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明朝初期，在中央及府、州、县中设立书学，同时设立国子监和内阁翰林书画院等处实施书法的教育功能。为了应科举考试制度的需求，明代书法的教育主要以端正的楷书为主，以颜、柳体书风作为学习的范本，以写出工整规范的台阁体书风作为学习目标。

由此，有关明代书法教育的书法教学论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民间流传姜立纲署名的《中书楷诀》《字学蝇尺》等书法教学的教科书在当时都得到很广泛地运用，可见姜立纲对当时的书法教学教育发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其中姜立纲的《中书楷诀》就是典型代表，姜立纲以永字八法为基础，博采众长，用图例来指导人们学习书法，系统地剖析汉字结构的组合规律，归纳总结汉字结构八十四法等等。

虽然这种用于应试的书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书家的才情和个性，但这种书学教学轮式影响巨大，不仅仅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学书法帖，甚至到明中晚、清朝的书法教育中都发挥了持续性的影响，并在现当代的书法应试教育教学中也具有极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适应规范性书写需求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从文字诞生的开始，就承载着传递信息，信息交流的功用，也就是说，文字不是只有外在形式结构的艺术特点，同时具有内在实用性特点。所以，笔者认为评价书法不能脱离文字的实用性而仅仅从艺术性的角度去评价。而台阁体就是偏向实用性书写的文字。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记载：“国朝列圣宸翰，皆工妙绝伦，而高庙尤精。承平时，南斋供奉皆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故翰林大考试差、朝殿试、散馆，皆舍文而论书。其中格者，编、检授学士，进士殿试得及第，庙考一等，上者魁多士，下者入翰林。其书不工者，编、检罚俸，进士、庶吉士散为知县。御史言官也，军机政府也，一以书课试，下至中书教习，皆试以楷法”[9]，说明了一手端正整齐的字和科举考试中的仕途直接相关。这不仅和帝王的审美有关系，还与台阁体的实用性有密切的联系。端正整齐规范性强的楷书使得在公文阅读中更加方便快捷，为官员提供巨大的便利，从而提高阅读的效率，也就是这种书体的实用性强。这和我们当下中小学的书法应试考试中要求整齐整洁，有一定的相似性。

纵观历史，台阁体不仅仅推动明代小楷的发展，而且在书法教育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普及了书法的基础教育，提升了士人整体的书法水平，更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书体，满足了实用性的特点，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姜立纲不仅仅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书法教育家。

五、结语

台阁体是官方规范性书写的催生物，台阁体字形方正、结体严谨、工整整洁，对字的形体结构、字法、笔画的要求极高，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庙堂气息，代表正大气象的一种书写，同时对于推动帖学的发展和碑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书法教育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当代的中小学的书法教育可以提供很多的借鉴意义。重新去认识台阁体的书法价值依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