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祭侄稿》中的留空与涂改新诠

童强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

颜真卿存世书迹较多，然多为楷书，行草较少，且多刻帖，《祭侄稿》和《争座位帖》是其行草书的主要代表。项穆《书法雅言》曰：行草如《争座》《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其中《祭侄稿》最负盛名，是书法美与人格美高度融合的最杰出典范，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中出现了5处留空和7处（14次）涂抹修改，多被认为是鲁公书写时的复杂心境和书写状态使然，甚有以为是书法审美的曲解，实不尽然。此间“留空”与“涂改”饱含深意，体现了颜真卿秉承儒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君子慎其独”“谨于言而慎于行”的人文修养和政治修养。

一、留空

颜真卿《祭侄稿》留空五处，分别在“尔父”“天”“天泽”“仁兄”之前，另有一处在“受”“命”之间。但看留空处，皆鲁公之所敬畏。敬天畏地、忠君爱国、孝道为本的儒家正统理念贯穿在祭文书写的字里行间。

1《. 祭侄稿》第10行，“尔父”之前留空。“尔父”即其兄司徒颜杲卿，颜季明之父。儒家有“三纲”，其中“父为子纲”强调了儒家以“孝”为本的道德观念。《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在“尔父”即其兄前面留空，体现了颜真卿对“教以悌”的恪守执行。

2.第11行，“余时受命亦在平原”，在“受”与“命”之间留空。此处应是“余时受皇命亦在平原”，避“皇”字而留空。儒家“畏大人”，亦有“君君、臣臣”之纲，皇权对于儒家来讲是至高的崇信。

3.第12行，“仁兄”之前留空。“仁兄”亦指颜杲卿，同前。

4.第16行，“巢倾卵覆，天不悔祸”，“天”之前留空。儒家“畏天地”，亦尊“天命”是儒家的文化根基。《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对“天”是一种积极的敬畏，在“三畏”中居首位，“巍巍乎！唯天为大”，也是历代儒家对待自然、对待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5.第18行，“吾承天泽”，“天泽”之前留空。同前。

上述“留空”，在颜真卿《争座位帖》中也得到了印证。

二、涂改

颜真卿《祭侄稿》的涂改部分，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审美部分，但单纯以一种审美认知一定是不够全面的。也有人分析这些“涂抹”是日常书写状态下的不拘小节和失去亲人忘我的悲痛所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现分析如下：

1.第十三（“从父”涂去）叔唐代人将叔父尊稱为“从父”，一般是出于晚辈的口吻，此处颜真卿改为“第十三叔”，体现了其“亡者为大”的儒家传统思想及修养。

2.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谷。

此处是对侄子颜季明的褒扬，说他自从出生就很健康且优秀出众，品学兼优，是家族中的佼佼者，胜似“瑚琏、兰玉”，“方凭积善”意思是说，刚刚看到颜季明有望成为有修养的人。而在颜真卿看来，如此评价也不足以体现季明之模范，而是改为“方期戬谷”，出自《庄子》，意思是有达到尽善尽美程度，相比之前的“方凭积善”更为深刻。体现了颜真卿对侄儿的臻爱和极高的文学素养。

3.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

此处涂改了三次，可见颜真卿在此处用词是推敲了两次，先是“尔父受制”，第二次改成了“被胁”，最后敲定写成“竭诚”，前二词都有被迫、被动之意，而“竭诚”既体现了颜杲卿的忠诚，也写出了在战争中的无奈，用词更为严谨。

4 .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被“擒”所表达的有自己能力不足而失败的意思。“陷”有被陷害，无奈之举。可见颜真卿的语言能力之高超。

5 .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河东近（关）”意思是已经撤退到了黄河的东岸，有失地之嫌。而“河关”则表示依旧镇守在关口，体现了颜真卿的政治敏感度和成熟度，免受奸臣诬告之柄。

6“. 泉明比者，再陷常山”（之前写作“亦在常山”），“亦在常山”改作“再陷常山”，犹“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

7 .“（‘提涂去）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提”改作“携”，“提”着颜季明的头颅，有些生硬，而“携”有陪伴、携同之意，表示了对亡灵的尊重，也有颜季明忠义尚在人间的悲怜之情和家族自豪感。

三、从颜真卿的留白与涂抹看儒家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颜真卿《祭侄稿》血泪斑斑、慷慨凌然，如此两种矛盾的心境在这幅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完全的交融，并将颜真卿真实的人格、儒家正统的思想基础和高深的书法技艺完美融合，变成了我们透过《祭侄稿》解读颜真卿、解读书法思想性的确切信息。

汉代以来，中国书法把儒家所倡导的人伦修养视为自己成就艺术的阶梯，儒家讲德、才并重，并对德的要求特别重视，认为道德是才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 赵壹《非草书》对当时习草之风的批判，便是儒家书法观的发端。他站在正统思想的背景下对书法明确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从此，书法作为记录和传承文化的主要形式被纳入了儒家的评价体系，界定了书法的文化性质。明项穆《书法雅言·书统》云：“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这也是历代书论中对书法功用定位最高书法学说，事关帝王治理国家，圣贤探究学术，至于那些深奥的文字和佛教经典，百家九流，诗歌的劝惩，碑刻铭文的训诫，假如没有文字，怎么能记载下来呢？所以书法的功能，与天地一样，可以护卫儒家经义，教化人心。

儒家的艺术功能观，大都以“厚人伦、美教化”为根本，儒家的书法观也不例外。项穆的《书法雅言》是一部带有浓厚儒家思想色彩的书论著作，在项穆看来，书法的最重要功能是“翼卫教经”，即书法是人伦教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书法绝非是无足轻重的小技，“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具有伟大的作用。通过“正书法”可以“正人心”，而“正人心”又是“闲圣道”的前提。“使中和”是儒家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中和”在成为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基础上也成了儒家文化审美的核心，书法审美的理想和原则也随着“致中和”在历代文人心目中的植根而确立。

宋《宣和书谱》说：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

宋朱长文《续书断》曾有感叹：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也。

颜真卿的精神体现书法上，是刚毅雄奇、体势严谨、技法完备，如忠臣义士，态度严肃而不可侵犯地立于朝堂之上，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失节的情操是不可剥夺的。扬雄说“书为心画”，在颜真卿的身上得到了验证。颜真卿是自觉的儒家殉道者，“孝悌称其至”“仁道原其终”，尽忠孝、正朝纲、守礼制，这些儒家观念在颜真卿的书法之中也得到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