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的本位回归与传承路径

摘 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需要从渊源上探究黄河文化本位。黄河文化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生产生活实践及人与自然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其传承的困境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时空分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黄河文化本位回归指明了方向。新时代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坚持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视角出发，实现人文价值与功能价值的融合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以人为本的统一。

关键词：黄河文化;文化本位;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8-0123-07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黄河文化助推陕西沿岸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2021ND0463）;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以地域文化为抓手彰显陕西新形象研究”（2019dfdxkt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焕（1976-），女，陕西米脂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科研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他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其演进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进程，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源头，才能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才能明晰真正的中国特色[2]。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部黄河文化史，就是一部自然哺育人类繁衍的历史，也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然交互共生的历史。习近平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张，为黄河文化本位回归指明了方向。从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的视角出发，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优秀因子，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文化的历史转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3]，具有重要的战略意蕴和实践价值。

一、黄河文化的本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的演进史，就是人与自然的交互共生关系史。河流是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繁衍着人类、孕育着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孕育和繁荣离不开长江、黄河的泽被。

（一）黄河与中华文明：自然哺育了中华民族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源于长期以来黄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在古代，人类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低下，主要依赖天然禀赋的自然河流土壤等生产条件谋求生存繁衍。据古地理学研究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温暖湿润的，植物生长的土壤质地均匀、结构疏松、腐植物质含量高，既有利于植物根系发育与作物生长，也便于简陋的生产工具操作，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黄河及其支流为人类提供了交通和灌溉之利，我国最早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是从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区，谷物农业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全面影响，为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

黄河滋养了农耕文明兴旺赓续，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中华民族的祖先，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已经开始在黄河流域从事各种活动了。旧石器时代“蓝田人”“大荔人”在黄河流域留有遗存。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都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颇具代表性的遗址，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及其衍生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的陕北神木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朝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经专家初步研判基本确定为黄帝的都城昆仑城，被称为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距今约8000-7000年前的陕西老官台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前的彩陶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展起来的。上古传说中的华胥氏、女娲氏、炎帝和黄帝等故事在黄河流域长期传颂。“万邦”时代出现以颛顼、尧舜禹为首的族邦联盟，夏商周乃至秦、汉、隋、唐等诸多统一王朝建都于黄河流域。黄河文化的发生、演变轨迹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路径和逻辑，由黄河所培育出的中华民族恢弘的气度、包容的胸怀、尚礼的品质和开拓的精神，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精气神。

（二）黄河文化的演进：人与自然的交互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古今各族人民在与自然长期的交互关系中创造出的灿烂文化[4]。黄河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黄河流域的物种演化、生态变迁对黄河文化具有直接影响。黄河文化的本质是人的作为和自然的作为之间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转化，是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对黄河自然资源条件认知与利用、适应与对抗、影响与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与不确定性的自然共生过程中逐渐联合起来，形成整体性和集体性的文化，以文化形态推动着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互惠。

“大禹治水”是黄河文化的早期历史传说，在满足人们更高生产生活需求和技术革新的双重动力下，人们改进农业生产工具，研究改进农业耕作技术，以集體的团结力量逐步开始兴修水利，利用灌溉技术对黄河水进行合理使用，黄河流域成为中华大地上最重要的农业区和畜牧区。随着黄河流域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人类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和丰富。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黄河文化就是在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

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文脉演进和扩展，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黄河及流域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情怀创造了悠久绚烂的黄河文化。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生存，人与自然交互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朴素的敬畏与顺从。农耕文明时代，人类依然以生存繁衍为主要目标，是一种对自然的积极适应。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欲望膨胀，表现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并由此造成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赢得经济效益的增长，以牺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赢得人类短期欲望满足，这些日益凸显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引发人类对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呼唤，也引发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位追溯。

（三）黄河文化的内核：人与自然的共生

习近平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共生”就是共同生存、共同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依存关系。荟萃人类思想、实践精华的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黄河文化诞生于人与河流的交互关系，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文化内核。

1.天人合一：自然优先与以人为本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將人与自然统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理想。“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地位的认知，对人与自然协调、平衡关系的初步探索[5]。“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东方智慧，如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人与自然可以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及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直至北宋陕西大儒张载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中国古人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天地关系中始终蕴含质朴睿智的生态保护意识并关注人的合理生存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长期在黄河流域生存的人们，在与自然交互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总结，掌握了春种秋收的自然变化规律，“不违农时”遵循自然规律，依照气候节令进行农耕活动，追求天、地、人三者合一，强调人与自然达到有序、平衡与和谐。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充分表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体。在这个关系体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的存在条件，人与自然绝不可以割裂开来。自然之“天”，存在的“人”，是合一的，二者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和谐统一之上。基于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实现了自然优先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具有历史赓续的永久价值。

2.民为邦本：流域治理与人民需求的统一。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发出“让黄河造福人民”的号召。美丽适宜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也是治国安邦的根基。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滋养了人类，但黄河流域的水患问题也是治理的历史性难题。“黄河宁，天下平”是历代黄河流域人们的共同心愿，黄河安宁会为人类生息繁衍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人们幸福生活，天下太平无事。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比如，从尧舜禹时期开始，原始农业刀耕火种方式逐渐开始改变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道堵塞，加剧了洪水泛滥。历史上的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将治理黄河、造福人民作为兴国安邦的国家大事。

一部中华文明进步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黄河流域治理史。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既要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又要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利用河流、治理河流，发展农田水利和作物灌溉，减少水患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生存的不利影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人们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始终是黄河流域人们寻求人与自然共生的治理方式，也是黄河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直接体现。

3.万邦协和：和而不同与流域一体的统一。黄河文化是典型的流域文化，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生存需要流域上下游齐心协力，保护和治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需要黄河流域各民族的整体协作。“万邦协和”是黄河流域上下游人们协同治理造就的共同体理念。黄河流域各段水情、地情、风情各有不同，但共生的目标是一致的。黄河流域的人们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理念。“和而不同”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和”是内在抽象，“不同”是外在具体，“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承认“不同”、承认差异，是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而对自然的影响和改造过程中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解。

一代又一代黄河流域的人们在协同治理黄河水患过程中，锻就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品格，造就了流域人们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形成了大融合、大一统的民族意识。“万邦协和”的理念体现了黄河文化吸收、容纳不同流域的草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通过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多样统一的观念，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

二、黄河文化传承的特征：人与自然关系的时空分离

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交互共生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文化的传承就是人与自然交互的生产关系演进，这种演进包括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互动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黄河文化之所以赓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黄河文化形成并演进于中华民族坚持不懈地与自然的交互共生。

（一）文化的传承：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螺旋演进

文化的传承建立在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基础上，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提升和社会生产力提高而演进。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类与自然的交互实践中形成的，先后经历了三种状态，主要包括农耕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顺从性利用;将人与自然分离对立起来，形成“主动—被动”“征服—被征服”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6]。

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农耕文化的内核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工业革命时代社会生产力极大提升，人类把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自然界获取人类生存资源的同时，通过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甚至“创造”自然。“人的存在及其幸福就是自然存在的目的。”[7]过度利用自然、消费自然造成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类与自然之间“突破了生活的自然规律，也失去了文化的节奏”。后工业时代，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再次回归到共生的理念，人类开始顺应自然、修复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黄河文化源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人们心怀感恩，谨慎探索自然的奥秘，遵从自然法则采取行动，探求与自然共生之道。“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构成了传统黄河文化的内在逻辑，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法则。进入工业文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需要发生变化，自然作为人的“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不再存续，农耕文明的土壤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的特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文化的传承不是那种农耕文明时代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而是一种围绕内核主线的螺旋式上升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的关键在于“变”与“不变”之间的平衡。“不变”的是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内涵和主脉，“变”的是文化的时代表达。

（二）黄河文化传承之困：人与自然关系的时空分离

传统黄河文化形成于工业化之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交互演进中，黄河文化的演进轨迹展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承的生态土壤，使得传统黄河文化的延续法则出现了超越人与自然交互的时空分离。

1.遗存化文化。黄河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黄河流域存有大量悠久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黄河文化的“地窖”。然而，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呈现出“超自然”的状态下，文化的传承创新“滞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人类抛弃了与自然的和谐交互，让文化停留在历史的阶段。在黄河文化的传承中，出现了“越传统越古老越文化”的现象，黄河历史文化资源、文物遗迹的保护缺乏创新，没有跟上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这是把文化固定在历史农耕文明阶段，文化依然停留在历史状态，缺少与现代人的互动，必将产生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分离。文化蜷缩或者說内化于黄河文物遗迹中，是一种人抛弃了自然的文化，导致文化难以创新传承。

2.代理化文化。当人认为自己的力量远胜于自然时，人把自身认为的文化强加给自然。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部分精英人士把自己的主观意识通过文化的形式予以表达，是一种文化被支配的新体现，是一种人与自然的“非自然”互动。还有一些人为了商业目的，赋予部分“非遗传承人”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借助文化就像自然存在一样的存在的虚假意识，赋予底层百姓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但无法决定自己可以或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化，也无权摘掉被赋予的文化[8]。近年来，也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嵌入式”植入，导致传统黄河文化的“隐退”，文化被“异化”、被代理了。这些文化现象脱离了人与自然交互的关系，文化脱离了与自然共生最为紧密的人民大众。

3.概念化文化。生活是文化生发的土壤、空气、水，文化通过观照对象又回到生活。文化是生活之道或生活的艺术，脱离生活实践谈文化，就会转向虚无的概念化文化。实际上越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越是接近自然、接近生活本身，黄河流域的人们在与河流长期相伴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更具有自然的原始本位。当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际，人们就会载歌载舞庆祝自然的馈赠，在收获的季节以民间仪式节庆的方式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互惠，文化以饱满的内涵一代代传承。当下社会上所出现的为了证明传统文化的存在而创造出的种种新名词、新机制，致使人与自然良性交流的循环性被无情割裂。黄河文化转型中的概念化文化现象，就是缺乏对黄河文化本位的认知，呈现出对文化内涵的忽视，失去了文化的本质价值，僵化地创造“研发”价值、“投资”价值，而并非真正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和实践价值，导致文化内涵无处安放。

4.载体化文化。黄河流域沿线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在“城市目标导向”下，往往发生强势“城市中国”与脆弱的“乡土中国”的狭路相逢，在城市化的冲击下，源于“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的缺失势必成为自然[9]。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以文化为主题的景观形象设计、文化与旅游融合起来的特色小镇、文化与遗迹遗存结合的文创产品，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表面上看是经营的问题，实质是有了文化的外衣但缺少文化的内涵，根本上是用现代的工业经济思维来对待传统文化，是一种工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造成传统文化话语权的后退直至缺失。这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文化，文化被窄化在一定的空间事物载体上。目前黄河流域不少特色文化小镇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大同小异的文化标识让地域风格尽失，丧失地域特色的文化失去了根基和灵魂，脱离了文化传承的轨道。

（三）黄河文化的传承之要：文化向度回归

文化的传承是人的作为和自然的作为之间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转化。文化是人类在对自然的认知与利用、适应与反抗、影响与改造过程中日积月累塑造出来的。文化是社会良性运转的粘合剂，凝聚起社会的合力，增强社会运转的活力。任何社会，缺少了文化的粘合，便会一盘散沙。黄河文化传承的根本是黄河文化向度的回归，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交互共生。

1.黄河文化的传承要沿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脉而行。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是黄河文化传承的内在因子。黄河文化的演进是随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而演进的。黄河流域的人们经历了古代对自然的“崇拜”“敬畏”，近代的“征服”“统治”和当代的“和谐”“合作”。传统黄河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是农业社会人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修己以顺天”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在西方工业文明“天人二分”观念的冲击下，人们强调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黄河成了人们改造利用消费的对象，黄河决口、河水断流、水质变臭以及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出现，黄河流域生态日益恶化，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随着人们认识自然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人们深刻认识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人类亟须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度。黄河文化的传承，必须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演进这个主脉，才能更好地推动新时代黄河文化的赓续。

2.黄河文化的传承要体现地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成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影响因素。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空隔离，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与地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匹配，要么是文化的演进滞后于地域社会生产力，要么是外来文化对地域社会生产关系的不适应。黄河文化源于农耕文明，长期的简单农业再生产，让人们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滞缓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使物质的“贫穷”和科技的“落后”梦魇般地纠缠着中华先民[6]。“人定胜天”地“改造自然”的西方工业文明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对抗”，产生过度依赖科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农耕文明的现代性转化、工业文明的自然观转型都应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轨道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全面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自然的面貌。在黄河文化生命体延续中，必须把文化基因传承与文化肌理构建相融合，使黄河流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

3.黄河文化的传承要融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生命力在于将文化精神传承和成果创新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黄河文化是流域人们的生活坐标，不断激发黄河流域人们这个文化主体的参与和创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自然风貌直接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成，而地域文化又作用于本地域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这种人与自然的交互构建了自然生态和文化传承。如果缺少了日常生产生活上的互动交流，实际上就是脱离了人与自然的交互共生，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就会削弱。文化传承与自然的适应性和文化的改造性是一体的[10]。当文化传承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化基因的力量会起到双向作用，或促进、或逃避。要让文化基因的力量在适应中创造、在创造中建构，离不开地域主体对文化基因的记忆、表达、再生。黄河文化传承在融入生产生活时，要面向新时代发展要求，将黄河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要素相结合，既要体现历史性又要体现时代性，让黄河文化传承更好地厚植于大众化的黄河文化生态，以自然生活的状态，将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表达出来，为人们提供民族心理认同与文化审美坐标。

三、新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承路径：人文价值与功能价值的融合

文化传承既是一种精神传承，也是一种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黄河文化的传承，必须将内涵与形式相统一，将文化“化人”的人文价值和作为发展资源“增长点”的功能价值相融合，将黄河文化的优秀基因“传承”与现代价值“新生”相融合，实现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价值引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性的融合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传承黄河文化，创造新时代的黄河文化，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先进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发挥党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者和先锋队的引领作用，凸显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精神，将党性和人民性结合作为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价值内核。立足人与自然交互的实践，以“黄河造福人民”作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人民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让人民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以及美好生活的享用者。

（二）固本培元：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融合

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孕育的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黄河流域人们在与自然共生实践中，孕育了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崇尚义利的道德伦理，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形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价值、理想和奋斗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种文化，无论它曾在世界上多么灿烂辉煌，若缺乏创新与发展，其文化内涵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抑或被作为其它用途的载体或符号。保持文化基因活力的创新传承，并不是抛弃历史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历史传统，再筑传统[11]。黄河文化在观念形态上是积极的、与时俱进的，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核上高度契合的。新时代，推进黄河文化传承和创新、守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要固本培元，充分梳理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既发挥黄河文化的民族认同与凝聚作用;同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弘扬黄河文化中，使优秀黄河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弥合文化与自然、社会的裂缝、分叉，桥接人与自然循环中被切断的关系。

（三）人文支撑：精神特质与美好生活的融合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而文化传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文支撑，推动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内生契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将精神传承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融合。传承黄河文化，既要从历史性的整体维度，又要立足黄河流域历史和现实条件，引领未来生产和生活方式。既要有对黄河文化传统内涵的萃取，又要凝练黄河文化的当代价值，避免黄河文化传承中的“旧瓶装旧酒”“新瓶装旧酒”等现象。要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文化，并与其它地域文化相融合，增强民族认同感。传承黄河文化，推动公共文化“嵌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生产生活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内涵，形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的基因融合。

（四）产业赋能：文脉赓续与资源开发的融合

习近平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为黄河文化传承提供了基本遵循。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要充分发挥黄河文化赋值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流域生态保护、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依托丰富的黄河文化遗存和流域治理保护事迹，推动黄河文化资源转化，把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把事业和产业统筹起来，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各类资源、平台、载体的整合，以黄河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推动黄河文化与红色文化、民间文化的融合发展。在黄河文化的产业赋能过程中，要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多样化的运作模式，不断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黄河沿岸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要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将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12]，以新业态赋予黄河文化元素新的生命活力，用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

结语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智慧的结晶，昭示着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与自然交互共生而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對黄河文化的研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回归到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本位，为讲好黄河故事明晰路径。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需要定位在增强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上。黄河文化的传承，需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服务于黄河流域乡村全面振兴。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努力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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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