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必振：中国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第一人

曾长秋

鸦片战争后，苦难深重的国人中出现了一些“睁眼看世界”者，他们忧国忧民，开始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其中，赵必振翻译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值得大书一笔。二十世纪初，赵必振就用了三年时间在上海翻译出版日文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和《社会主义广长舌》等作品，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赵必振翻译出版的日文版社会主义作品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行列中，赵必振于1902年就投入了战斗。赵必振，字曰生，湖南武陵（今常德市）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在一户官宦世家。其高祖赵慎畛为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巡抚、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其父赵夑和在两广为官，官至知府，1884年客死于广西怀集知县任上。赵必振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字“曰生”含“粤生”之意。他早年师从康有为，父死之后随母从广西扶柩还乡，定居老家——今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狮子山村。

赵必振在湖南长大，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读过《湘学报》，景仰谭嗣同，在时务学堂又受业于梁启超，与黄遵宪、熊希龄、蔡锷等人交往甚密。他在戊戌变法前夕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1900年，他与湘水校经书院的同窗、“寒社”的社友何来保、胡友业组织常德“自立军”，响应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起义。由于事泄，何来保等人被捕就义。赵必振化装成和尚逃往桂林的姐姐家躲避，在好友龙赞侯的帮助下经澳门出国，亡命日本。

在日本，他参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校对、编辑工作。办报之余，他用两年时间努力学习日文，旁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演讲，并收集到一些日本学者出版的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还与在东京的反清人士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等多有交往，其思想与时俱进。1902年，因国内党禁放松，赵必振启程回国，在上海居住了三年，从事翻译工作。

1902年8月，29岁的赵必振在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译作——日本人幸德秋水1901年所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虽然只有4万多字，却是第一部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中文版著作，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革命）来“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以“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来“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以上这些说法出自一百多年以前，确实振聋发聩，足见赵必振翻译这部作品的“慧眼”和勇气。该书发行时引起了上海新闻出版界不小的轰动，《每日新闻》、《中国民报》以及许多社会活动家纷纷赞扬这一惊世之作。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主渠道在日本。日本有一批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例如：河上肇翻译了《资本论》、村井知至撰写了《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撰写了《社会主义神髄》、岛田三郎撰写了《社会主义概评》等。其中，以福井准造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最大。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译者赵必振功不可没。1903年2月，赵必振受谢无量委托，翻译了日人福井准造1902年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广智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正文四编约16万字。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勃朗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尖锐地批判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批评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为全书核心，依次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以及马克思、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对德意志社会主义予以充分肯定，对马克思予以高度赞扬;第三编“近時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依次介绍英、法、德、美以及东欧各国社会党的活动，指出各国社会党的历史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史。在该书出版24年之后（即1927年） ，上海时代书店将赵译本《近世社会主义》重印，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大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该书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社会党的现状以及社会主义学者的生平、著述，而且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126个文献。书中以主要篇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写作过程，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业以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还介绍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该书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书中还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并预言“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结尾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其结束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经典语言许多人耳熟能详，而这些文字的早期译本，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文却有较大差异。在陈望道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之前，上述经典段落早在1903年由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中有四处提到。赵必振是这样翻译的：“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他把结尾段文字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因为译书的时间早，赵必振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共产主义宣言》，此应为中文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一词。因此，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译作，赵必振还翻译了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广长舌》中的32篇文章，辑成一本译著。这是一部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其影响力甚至比前面提到的两部译作还要大。赵必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作，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当时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赵必振翻译的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

赵必振的其他一部分译著，旨在总结某些国家灭亡的历史教训。当时，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往往用其他国家亡国的历史资料作为题材，进行爱国救亡宣传。例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至1903年之间出版的由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1套9种） ，很受读者青睐。该丛书的书目分别是：《十九世纪大势略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日本现势论》《埃及史》《犹太史》《腓尼西亚史》《波斯史》《亚细里亚巴比伦史》《亚剌伯史》，后六种属于亡国史作品。

此外，赵必振还翻译了北村三郎撰、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土耳机史》，构成了文明古国亡国史系列。以上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记叙了这些文明古国是怎样由盛转衰的。译介这些与中国有类似经历国家的亡国史，更能引起国人共鸣，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奋起救亡。例如，他分析土耳其之所以亡国，原因在于“君奢民惰，丧失了原来的尚武精神”。在《埃及史》中则指出，该国君民不知自爱、大举外债，其患无穷：因为，“既陷破产之域，本由外债而作俑。一国之财货已全涸竭，农困于租税，官失其给俸，举国之民，流离困苦，饿莩横路，惨不忍睹。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尽为欧洲英法人所占夺。国权堕地，不可挽回，其陷于惨状苦境者，实由于财政紊乱。”这些译作问世，立即刮起了一阵飓风，极大地震撼了国人心灵。如何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赵必振另有一部分翻译作品，旨在总结日本维新变革的经验。为了借鉴日本的经验、唤起我国民众的觉醒，赵必振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该书由日本人西村三郎撰，广智书局 1902年出版。由于原书排列无序，使读者难于了解明治维新的全过程，译者便按时间先后、贡献大小调整编排顺序。译本分两卷：上卷为佐久间象山、月照师、渡边华山等人的传记，下卷为平野国臣、岩仓具视等人的传记。译者在《叙》中评价：“其书详于我国维新之改革，文明之进步，凡有关于国步者，述其事迹，至周且详，而于爱国志士艰难奔走、躬膺刀锯鼎镬而不辞，以及时势变迁、人情隆替无不记之。”还声明：“欲求社会之进步，必不能无所改革……此天下之公理哉。”从上可知，赵必振翻译此书的目的，主要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激励我国仁人志士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译文中间还夹有按语，表达了译者的倾向性意见。例如，他在评价藤田东湖时指出：“（藤田）虽然意气凛凛，至今犹有生气。岂者我国之朝言攘夷大势，去即摇尾乞怜、媚外惟恐不及者，所可借为口实也。”以上这些议论，对启迪读者的觉悟、激发国人的斗志，亦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赵必振还有一部分译著，旨在以国外英雄人物的事迹激励国人的斗志。他为了“开民智，挽狂澜”，非常重视各国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上海益新译社1903年出版了他翻译的日本人土井晚翠著的《拿破仑》传记，就是一例。益新译社在《中外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对出版目的说得很清楚：“拿破仑之用兵也，兼一国即予以立宪之法，略一地即畀以自治之权法，并蒙其赐，又不独法民蒙其赐。我国今日盖亟于立宪与地方自治之制耳，吾愿爱国者各手此一编以讲求立宪之方法、自治之规模，则我国之富强、吾民之光荣于法岂多让哉！ ”又如，赵必振翻译的《世界十二女杰》（岩崎徂堂、三上寄凤著，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介绍了法国的格儿垤和苏泰流夫人、美国的扶兰志斯、普鲁士王后流易设等12个女性的事迹，力图证明女子的能力丝毫不亚于男子，为中国女性提供榜样。赵必振还翻译了《东洋女权萌芽小史》（铃木光次郎编，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出版），介绍了柳泽伯爵夫人、矶精子等70余人的事迹，旨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倡导男女平权。译者在《叙》中强调：“男女同权者，古今中外之公理。”而中国存在男女不平等，是因为处于“公理未发达之时代，男尊女卑之谬说，蔓演于人间。在昔野蛮之世，万国所同，而东亚为尤甚”，并指出这个现状亟待改变！

赵必振的晚年生活以及对其翻译作品的评价

赵必振早在青年时期，就参与了自立军、立宪派的活动，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才有在东京和上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1905年，他32岁时离开上海去香港，在一家商报做了两年编辑，也翻译了一些日文经济新闻。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抨击英国殖民政策的文章，被港府驱逐出境。1907年，旧时好友、澄迈知县龙赞侯邀请他当督学，他便去了海南岛办学。由翻译转而从事教育事业，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

1909年，赵必振应邀到沈阳做了熊希龄的幕僚。早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就与熊希龄交往甚密，此时熊希龄任奉天盐运使兼东三省财政监理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与奉天陆军协统蓝天尉通电“拥护共和”。赵必振从营口去南京和上海，充当熊希龄与革命党的联络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熊希龄任热河（今东北地区）都统，他随之任热河都统署财政厅厅长。1913年，熊希龄去北京组阁，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赵必振入财政部主管国库。

袁世凯称帝之时，赵必振著文声讨而遭通缉，暂时避难于湖南，此后仍回财政部供职。1928年，北京政府解散之后，虽然桃源人覃振（司法院副院长）邀请他前往南京政府任职，但他无意从政，乃留北平（即北京）以教书为业，在私立民国大学、华北大学讲授“公羊春秋”“三礼”“地理沿革”等课程。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导致华北局势动荡不安，赵必振从北平回到湖南，先在慈善团体——华洋义赈会担任董事一职，后重操旧业，在中和、孔道两所国学专修学校执教，并将讲稿编成《國学概论》一书出版。《国学概论》除了收入“公羊春秋”“三礼”等内容，还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儒学经典。他认为，国学是“关系于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的文化”，“假使全国之人，于祖国相传之文化，惜然不知，则国虽未亡，而其人实已自绝于炎黄子孙。任何民族挟其武力而来宰割中国，而彼将现然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活不知耻。悲夫！国学之不倡，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自知。”七七事变后，赵必振回家乡常德避难，先后在常德县立中学和私立明义中学任教，艰难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以76岁高龄的资深经历，被聘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定居省会长沙。晚年，他回首往事，撰写了《自立会纪事史料》以及一些回忆录。1956年12月，他在长沙病逝，享年84岁。

观其一生，赵必振是一位翻译家、教育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上海翻译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之时。仅在1902年至1904年间，他就以一人之力翻译了28部作品。他以启迪民智、复兴民族为己任，携笔力耕、饱含热情，其译著对激发中国人民提高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产生了积极影响，带动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传入中国。可是，筚路蓝缕，作始也简。由于他只速成地学过两年日语，翻译水平有限;再加上仅三年时间便译出130余万字的作品，可谓时间短、任务重，因此译文比较粗糙。例如：译名不够准确，用词前后不统一，还存在一些语句欠通顺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些瑕疵，是因为他急于通过推出一批社会主义作品和传播日本维新思想，来激发我国民众的志气，变革现实社会，故来不及详细地推敲文字、雕琢句法。瑕不掩瑜，读者自然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译作中所蕴含的爱国热情。

（作者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