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 毗陵七子 ” 对苏轼用典手法的接受

【摘要】 “毗陵七子”出生于苏轼终老之地常州，生活于宗宋、宗苏热兴起的乾嘉之际。在朴学的影响下，他们崇尚学问典故，对北宋“以学问为诗”的苏轼的用典手法展开了全面且深刻的接受，在“寓象于典”“含情于典”“凝理于典”等多个方面融会贯通苏轼用典技巧，发扬苏轼诗学精神。此次接受提升了“毗陵七子”的作诗技巧，巩固了苏轼的经典地位，促使了诗坛对唐宋诗成就的客观思考。

【关键词】 毗陵七子;苏轼;用典;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0-0021-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清代“毗陵七子”对苏轼诗学的接受研究》（CX20200496）资助。

清代是崇尚学术与考据的时代，是宋诗日益回温并占据上风的时代，还是文人群体大量涌现的时代。作为宋诗代表，苏诗在清代出现了广泛接受热，注苏大家、注苏名作、选评苏诗遍地开花。“毗陵七子”是苏轼生前往返十余次并终老之地——常州的文人群体，他们由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杨伦、赵怀玉、徐书受、吕星垣等人组成，在以诗国常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场上联吟唱酬，书古谈今，声噪一时。

在时代、地域、自身爱好等多重原因影响下，“毗陵七子”对苏诗艺术技巧展开了全面深刻的接受，备受时人、后人肯定。刘跃云在《贻拙斋诗集》中评杨伦：“俾予商榷，则原本少陵，而泛滥于昌黎、眉山诸大家，要不失所祈向，可谓能自树立者也。” ①袁枚评徐书受：“其才豪，其力大，其气厚，其学充，以杜韩苏三家为归，而其余皆无所睥睨……” ②洪亮吉作诗言时人学苏弊端：“长篇千首恨雷同（近时学公诗者极多，不无流弊），不敢师公只慕公。”③虽然他自谦“不敢师公只慕公”，但他指出学苏所存在的问题，其接受比同时代诗人深刻得多。黄景仁经常在诗中使用苏诗语典，且人们常能在其“用气势雄伟的笔调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 ④的部分发现苏诗影响。赵怀玉对苏轼的追慕几近狂热，他与苏轼长相酷似，出入常携带苏轼画像瞻仰，“瓣香清酒岁寒时，往往两人成对酌” ⑤是他的真实写照。

在乾嘉朴学的渐染中，“毗陵七子”注重学术考据，讲究以学问入诗。在用典上，他们自然向“以学问为诗”的名家——苏轼学习。虽然早被张戒、严羽等人目为诗人中一害，但苏轼其实解决了用典艰涩生硬的难题，把典故运用得如盐融水，精当贴切又不影响诗歌的兴象趣味，对用典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学界对“毗陵七子”接受苏轼用典或其他诗学内容的研究作品却寥寥无几。只有两篇与此相关的论文，一是谭坤先生的《论清代常州文人苏轼的接受》 ⑥，他从祀苏、怀苏、和苏、研苏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常州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接受。二是蓝士英的《“岛佛共坡仙”：苏轼接受的别样形态——以清代文人赵怀玉为例》 ⑦，她深入分析了赵怀玉对苏轼和贾岛的交错接受，观点突出，论述有理有据。学界已关注到“毗陵七子”中文人对苏诗的接受现象，但还没有论文总论“毗陵七子”对苏轼诗歌用典或其他手法的接受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选题的可作性，也给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

英国文学批评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 ⑧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能离开后代诗人的接受而存在。“毗陵七子”对苏轼用典手法的接受提升了自我作诗的技巧，扩大了该文人群体的影响力;发扬了苏轼巧妙的用典特色，巩固了苏轼的经典地位;推进了清代宗宋思潮的兴盛，促使诗坛客观思考唐宋诗的不同成就。

一、苏诗中象、情、理相融合的用典手法

苏轼主张“以才学为诗”，认为广博的学识对作诗十分重要。他曾在诗论中批评孟浩然之诗“少料”，有“才短”的弊病，又在《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中说：“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 ⑨所以他平生读书如饥似渴，博闻强识，胸富万卷，做起诗来也是旁征博引，典故和书卷的运用往往能做到“左旋右抽，无不如志”（赵翼《瓯北诗话》） ⑩。他的典故来源广泛，如王士祯言：“子瞻贯析百家及山经、海志、释家、道流、搜冥、集异诸书，纵笔驱遣，无不如意。” ⑪其次，他运用典故的方法多样，明用、暗用、反用、正用、变用、合用、对用等姿态百出。最重要的是，他能运用“寓象于典”“凝理于典”“含情于典”等多种艺术手法，克服用典中的堆砌、板滞、晦涩等弊端，使典故的运用亲切精当，融化无迹，形象鲜明，使诗歌达到含蓄蕴藉，包罗万象，涵泳不尽的效果。

寓象于典，是指苏轼在运用典故时并不破坏原语原事中的意象，反而以其中的特定内涵，诱生新的意象，所以并没有伤害诗歌的意象美、意境美，对于张戒“风雅扫地”的批评无疑是强有力的反击。人们所熟知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即是此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⑫“空濛”实出自谢朓《观朝雨》：“空濛如薄雾” ⑬。苏轼用“空濛”二字表现西湖在雨天水汽的氤氲下产生的朦胧之美。虽引用前人陈句，但和上句中“潋滟”相对，都是叠韵词，读起来极富音韵美。同时又和上句互为补充，把西湖晴日和雨天的两种不同的美景展露出來，诗歌的整体意境十分贴合。苏轼此种典故的运用可谓浑融无迹，完全不曾破坏诗歌的意象感，已臻化境。其他如《纵笔》：“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⑭《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翁里不相逢。” ⑮等诗中典故的运用，都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

凝理于典，即以典故抒发议论，这样的典故常常出现在时事诗、咏史诗或咏怀诗中，苏轼借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襟怀和见解，这样的议论往往饱含理趣。如《和刘道原咏史》：“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⑯前六句，每句一事。孔子忧世，接舆避世，但都无济于事;奴隶、童子相与牧羊，俱亡其羊。陆机劝讽权贵，扁鹊献方救人，亦归于无用。苏轼借这么多事例向人们传达他的看法：博高名以求不朽不如苟且偷生于世，言辞之间有些许消极。另外《郿坞》《谢苏自之惠酒》等也是蕴藏识见于典故中的诗歌。

含情于典则是指委婉地以典故抒发情思，表现主旨的手法。含于其中的情感往往因政治原因而不可与人言，所以苏轼借用典的手法避实就虚，表达内心的难言之隐。《吴中田妇叹》中结尾两句“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⑰连用两个典故，上句中龚、黄指汉朝两位好官，作者在此使用反讽的手法，暗示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下句中“河伯妇”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河伯娶妇”事，这里意谓人民百姓不如投河自尽。整首诗歌在前半部分假借田妇语气叹惜农民之苦后，用这两个典故把全文主旨提到了讽刺时政的高度。在《荔枝叹》中，苏轼用奸臣李林甫的典故：“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⑱，表达对奸臣争宠弄权，统治者荒淫腐败的痛恨。借典抒情的手法令诗中情感更含蓄深蕴又浓烈厚重。

苏轼通过把典故与旨意、意象、情感、道理相结合，使典故的运用达到盐溶于水的化境，不仅无晦涩之弊，反而扩大了诗歌含量，增加了诗歌的含蓄美。

二、“毗陵七子”接受苏诗用典的具体内容

乾嘉时期重视学问考据，用典越来越成为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手法。如何把典故运用得精当无形，如何使其不成为逞才炫博的工具，如何使其不伤害诗歌意象的描绘和诗歌情感的表达，苏诗示范于前，“毗陵七子”师法在后。

（一）寓象于典的接受

寓象于典是苏轼避免典故艰涩无味、枯燥板滞的根本手段。苏轼在使用时常突出典故中意象与他句中意象互衬，塑造完整意境，圆融诗味。又通过典故中的丰富信息激发读者联想，扩大诗歌容量，一举两得。“毗陵七子”深谙这一法则妙处，他们在诗句中十分注意典故的意象性，突出代表有赵怀玉、杨伦、徐书受等人。

赵怀玉在《长安旅病》中摘借典故意象熔铸诗意，含蓄地表露漂泊和病痛对读书的影响。“多病不堪兼作客，思家况值久无书……惭愧囊萤尽干死，已伴败簏饱蟫鱼。” ⑲最后一句中，赵怀玉巧妙运用“囊萤夜读”中物象“囊萤”来入诗，并以“干死”形容之，与结尾处另外两种意象“败簏”和“蟫鱼”形成和谐互动。

“囊萤夜读”的故事出自《晋书》，比喻贫士苦读。败簏盛书的败坏竹箱，蟫鱼指书籍中蛀虫。干死的囊萤，败坏的竹箱和嗜书的蛀虫，三种意象给全诗意境惨淡、寒苦的收尾，作者的漂泊之艰，病痛之苦和寒窗之劳通过这些意象烘托得具体可感，全诗情感由此饱满而达到高潮。用典完全没有妨害意境塑造和情感表达，解决了典故与意象之间的冲突问题。

另《岁晚》：“此去故山枫桕好，羊裘孤艇狎沧浪。”⑳“羊裘”指用羊皮做的衣服。《后汉书》载与刘秀同游的严光少有高名，刘秀即位后，严光化名隐身富春江畔，身披羊裘钓于泽中。后以“羊裘”喻指隐者或隐居。

此处赵怀玉已然用“羊裘”之典塑造了一副饶有意境的画面，画中人身披羊裘，独坐于孤舟之上，垂钓于沧浪之中，幽远寂静的感觉油然而生。即便是读者不曾读过“羊裘”之典，也能读懂诗意，体味情感，用典则更能丰富诗意。

杨伦是清代有名的注杜大家，他学苏由学杜泛滥而来，在作诗上能调和唐宋，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既有唐诗的兴象寄托，又有宋诗的学问理趣。这在他“寓象于典”的典故中很能体现。《邗溪女儿行 · 并引》：“友人有有所约而不得践者，其女以身殉焉……小桥流水横塘路，认得门前乌桕树……春来只有韩凭鸟，飞上坟头枯树枝。” ㉑“横塘路”典出贺铸《青玉案》，指美人经过的道路。“乌桕树”典出《西洲曲》，作为少女怀人的乐府民歌代表作，其景物都被渲染了思念与爱情的味道。“韩凭鸟”出自《搜神记》夫妇殉情故事《韩凭夫妇》。这些典故的阑入赋予了邗溪女儿贞洁勇敢的爱情以厚重的历史人文精神。带有故事感的物象如“路”“树”“鸟”等比单赋予作者感情的物象来得更感人，更具备说服力。如此典故还有《泊舟京口》：“寄奴龙奋处，荻苇半萧疏。” ㉒《澹香斋赏菊放歌》：“客来三径喜未荒，花开且酌杯中酒。” ㉓

徐书受用典时也注重不破坏诗歌意象比兴传统，多化用无迹之典。如其《送虞封兄游楚国》：“去雁影随彭蠡月，落帆秋泊仲宣楼。” ㉔“彭蠡”为古代大泽，仲宣楼为王粲作《登楼赋》之处，《登楼赋》抒发了王粲生逢乱世、客居他乡、不得施展才能的忧思。徐书受借助典故委曲地表达此刻送别友人的复杂心境，同时突出“月”“楼”两种意象，为情感烘托铺垫画面，增强诗歌诗味。

“寓象于典”以负载历史故事和典故情感的意象代替单赋予诗人情感的意象，情、景、事三者完美交融，使意象含蕴更深厚，诗歌情感更动人，诗歌容量更丰富。

（二）凝理于典的接受

“凝理于典”的运用常与以议论为诗的手法结合在一起。“毗陵七子”中赵怀玉、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等人的诗中常出现这样的典故。

赵怀玉在《杂诗》中大量运用“凝理于典”的典故，如“齐国爱一牛，昧者焉能识”、“身且为杨朱，望人如墨翟”㉕，以羊易牛的故事出自《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认为以羊易牛是仁慈的表现，而不是吝啬的结果，只是平民百姓愚昧不识。杨朱是个人利益代表，墨子主张兼爱思想，可世人总以博爱的准则要求别人，却自私自利。赵怀玉用两个典故说明为人处事应该以任恕为本。又如“堯舜皆至圣，朱均亦大贤。浮云视富贵，敝屣轻河山……邈焉唐虞子，庶比巢许肩。” ㉖欲抑先扬，辛辣的讽刺尧舜等人虽是至圣，但也不能避免追名逐利，万万不能与巢许等人比肩，劝诫人们当淡泊名利。赵怀玉典故中的议论大多较为显露，他以宋人之诗为师法对象，不避讳在诗中展开议论。

洪亮吉凝于典故中的议论则尤为深谨细密，常发人深省。他写过很多咏史诗，这些诗歌大多倚历史古迹而发，由眼前之迹思前人之往事，感喟世道人生。

《东阿谒西楚霸王墓》：“十载通侯酬项伯，千秋大义戮丁公。犹余一事逃清议，卖友谁诛吕马童？” ㉗项伯和丁公都是背叛项羽投靠刘邦之人，一封侯，一被杀。这是因为，项伯在刘邦一统天下后，还能成为稳固统治的工具，且项伯与张良交情颇深，刘邦不会不念及张良的情面。丁公投奔刘邦时天下已定，他不过投机取巧，保全自己。于刘邦而言，他不仅没有利用价值，反而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不如一杀了之。

这两个典故在宋時就常被诗人引用入诗，洪亮吉的推陈出新之处在于在两典故之后，又加入了卖友吕马童一典。吕马童是项羽的亲信马夫，跟随项羽出入奋战，但最后因相互猜忌转入刘邦阵营，最后在乌江旁分尸项羽博取前程，受封为中水候，临终之时他才悔悟自己背叛不义。洪亮吉并未在诗中明确内心看法，但三个典故的使用却远胜明言。亲人、亲信、下级无不为功名利禄背叛项羽，无不是帝王权术斗争的牺牲品。在洪亮吉看来，亲情、友情远比权术斗争重要得多。其他如《滕文公庙》：“商鞅立新法，大启陌与阡。子居谋王道，更欲建井田。强秦以灭秦，二世社以迁。滕亡祀则存，庙食普万年。” ㉘等都是一诗中连用好几处典故，深隐地表达个人看法的例子。

黄景仁诗中也有少数“凝理于典”的例子，他在《一笑》诗中写道：“认屐将勿错，悬蛇恐未真。” ㉙“认屐”典出《宋书 · 隐逸传 · 刘凝之》，“悬蛇”典出《晋书 · 乐广传》，这是讽刺当时人疑心病重而致朋友间隔阂的现象，告诫人们要相互信任。

孙星衍《李斯泰山时刻题后》：“楚人得失弓，达者忘其人。” ㉚“楚人失弓”典出《说苑 · 至公》，讲述的是楚国人丢失弓，拾到的也是楚国人的故事。孙星衍用此典故告诫人们要有豁达的胸襟。

“凝理于典”既是用典的重要技巧，又是“以议论为诗”的别致手段。在崇尚学术与诗歌抒发议论成为家常便饭的时代，二者的结合既能使典故包含理趣，又能使议论更易于接受。赵怀玉、洪亮吉、徐书受等不遗余力地接受苏轼“凝理于典”的手法，在典故中生发人生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典故枯燥无味的毛病和诗歌阐发哲理的说教气。

（三）含情于典的接受

“含情于典”的运用在“毗陵七子”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徐书受《江阴徐鳌脱予于阳侯之难后一载复遇于江上感而赋诗》：“作书鲂鱮枯鱼泣，修短彭殇讵可争” ㉛化用汉代乐府诗《枯鱼过河泣》中诗句，告诫同伴徐生“慎出入”，并用《庄子 · 齐物论》中彭、殇二人的形象，表达生死难料的感叹。将对友人的关心和对人生无常的慨叹一并寓于典故之中，借典抒情，使诗歌读来含蓄蕴藉，内涵丰富。

赵怀玉《虎丘》亦是含蓄言情的典范。他先大量铺叙虎丘昔日风光继而写今日萧条，结尾两句“麋鹿失夫差，烟波渺西子” ㉜点明主旨，表明夫差和他的宠妃西施都已消逝，此地只余不尽苍凉。全诗情感豁然开朗，可谓余味无穷。

孙星衍《题周太守光裕勋关花柳图》：“周郎作宰我出关，有似贺监逢青莲。” ㉝用李白和贺知章相识事，贺知章对李白久仰大名，一经相逢，就十分亲切地攀谈起来。孙星衍用此事来表示自己对周光裕的肯定和赞美。典故的使用完全在诗意指导下写来，不仅没有阻碍诗意，反而将二人的交情表现得更加具体可感。

吕星垣《跋河渠书》：“汉家有二思，匈奴与黄河。当其凭陵杂风雨……” ㉞化用高适《燕歌行》当中的诗句：“山川萧条杂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㉟，表达对边关将领和士兵的关切之情。另其《忘机堂偶吟示邹箕陈陆树阶王树亭三上舍》中开头两句：“焉得蘐草树之背，忧来伤人使心醉” ㊱运用《诗经》中《伯兮》语典：“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㊲，表达相思之忧，把全书笼罩在忧伤的氛围中。一些在作品中难以直接说明的情感，被“毗陵七子”用“含情于典”的手法委婉地藏于典故中，一来可以使情感的表达委曲婉转，又可使典故的运用摇荡读者心神，不致枯燥无味。

苏轼诗歌中“含情于典”的手法一定程度是他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下不得不选择的抒情方法，但这种抒情方法又在另一层面上引导典故的使用进入与情感交融的坦途。情感是影响人感官的重要内容，融情入典能带动读者的身心体验，“毗陵七子”通晓于此。他们用典故抒发难以直言的情绪，感染读者，又通过这份感染化解典故入诗的艰涩之弊。

三、余论

诗歌中大量用典本有掉书袋之嫌，但“寓象于典”令意象含蕴丰厚，典故更生动形象;“凝理于典”令典故饱含理趣，愈经涵泳;“含情于典”令典故含蓄委曲，读者情灵摇动。这是苏轼对唐诗以来的单调的用典技巧的发展，他解决了典故学问与唐诗所标举的兴象趣味间的矛盾，对唐诗这座诗界高峰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开拓创新。这也是“毗陵七子”对苏轼用典技巧的深刻接受的具体内容，他们有意识地在诗歌中运用这三种技巧锻炼典故，发扬苏诗用典的长处，使苏诗接受在经历了元明两朝的低谷后，在清代出现蓬勃的接受热潮。这样的接受热潮作为清诗宗宋的重要一环，推动了诗界宗唐宗宋思潮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晚清的宋诗运动，也鞭策当时诗人发现宋诗优点，客观看待唐诗与宋诗的不同成就。

注释：

①㉑㉒㉓杨伦著、许隽超整理：《杨伦集》，广陵书社2019年版，第6页，第9页，第13页，第19页。

②㉔㉛徐书受：《教经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第95页，第95页。

③㉗㉘洪亮吉著、刘德权校点：《洪亮吉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20页，第470页，第469页。

④㉙黄景仁著、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第63页。

⑤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二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69页。

⑥谭坤：《论清代常州文人苏轼的接受》，《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⑦蓝士英：《“岛佛共坡仙”：苏轼接受的别样形态——以清代文人赵怀玉为例》，《中国苏轼研究》2019年第1期。

⑧托 · 斯 ·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⑨⑮苏轼撰、王文诰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62页，第638页。

⑩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诗资料汇编》上编三，第1153页。

⑫⑭⑯⑰⑱苏轼著、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第231页，第47页，第53页，第226页。

⑬（明）张溥编、（清）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⑲⑳㉕㉖㉜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第45页，第15页，第16页，第57页。

㉚㉝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7页，26页。

㉞㊱吕星垣：《白云草堂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6册，第540页，第548页。

㉟俞平伯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页。

㊲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作者简介：

文旭，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韵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