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句”之得失

“短篇小说鬼才”蒋一谈领衔的截句丛书，第一辑入选19本：于坚《闪存》、西川《山水无名》、伊沙《点射》、朵渔《出神》等。由于集结众多大咖加盟，引发巨大争论震荡，2016年堪称截句年。

点赞者不吝赞美之词：“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张元珂）;“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江泽函）;“无疑是一种新的方法论，我甚至将它看作一种与精神相关的技术革命”（周瑟瑟）;甚或拔高到截句是“一种文学上的大发明”（严彬）;“填补了当代中国短句诗歌写作的空白”（小科普）;“一种诗非诗的新文体”（哲涵）;“一种新向度”（杨庆祥），乃至于“截句就是诗中之诗”（舌粲莲花）。

批评者针锋相对：自恋复自夸，好大喜功。思维的活跃和命名的急切，渴望不朽的梦想和圈地跑马的野心，以及对终南捷径的执念与追逐。格局小、思路浅、气息弱、脉象短等弊端应运而生，沦为一种趣味主义、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流水线作业和投机式书写。

先不做褒贬，以蒋一谈的系列论述、对谈为考察，截句的体式特征可概括为四个字：“无、短、减、断”。“无”是不用标题、以无题旨、无提示方式突入诗作;“短”是指篇幅只能在三行之内，绝不超出第四行;“减”是指有意削减排列中的长句、复句成分;“断”是剪断分行中明显的黏接、连锁关系。这样的体式特征自然带来相应的美学体质，如充满迅猛的意象，失重般的急转，平地惊雷式的终结;迸发核裂变式的诗意，迅疾、有力，直击核心，造成巨大留白。這样的美学体质容易走向“方寸之间，涵化天地”，同时也可能同一些汉俳、秀句、格言、警语、偈话，亲为比邻，混为一体。对此，有年轻学者建言，为提升美学质地应该做到：“即兴”与“难度”平衡;“短句”与“意境”平衡;“当下性”与“超越性”平衡。

体式特征与美学质地的较好合度，让蒋一谈展示不少佳构丽句，如“我时常被雨淋透/我还未遇到喜欢的伞”;“她抱紧自己/睡出了一张床”;“尘世落在身上/慢慢变成了僧袍”，“闭上老眼/钟声即渡船”，充满悟性慧根，得承认有些变异还是成功的， 比如那两句六个字：

蒋一谈

蒋一痰

通过谐音“谈”与“痰”的比照进行自嘲，在“痰”的分泌物中做不雅镜像的直接照射，真正体现出截句的特性，在此以前，人们决然是不敢这样写的。所以我们还得承认截句是一种超级“减化”形式：题目消失，结构削弱，层次减少，字词省略，不用铺垫，无需完整，着眼于最后的“爆破”。

然而，过于自信，加上文体过于精短容易露馅。有人在“豆瓣”上推举他20首名篇，并逐一点赞。就前述的美学尺度加以考量，至少有4首（占五分之一）未能达标：

1

满月是一枚婚戒

伸出手指戴一下吧

比较半个世纪前北岛《黄昏：丁家滩》：

是他，用指头去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

两者关于月亮—婚戒的意象何其相似，我不愿意说这是对北岛下意识的模仿或套写，但肯定属于迟到的“收割”。

2

雨打芭蕉

芭蕉很烦

经百度搜索，雨打芭蕉相关信息多达144万条，雨打芭蕉的诗句也高达33.7千条，可见它已积淀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个基本意象。唐诗宋词出现千百万次，借用原型意象没有关系，关键是否有所突破。可是，该诗第二句引发主体心情心境，仍停留在一般常识水平上，芭蕉很烦—很烦、很恼、很躁，实在太一般化了，毫无新意可言。读者期待雨打芭蕉打出个什么与众不同的东东来，结果令人失望，可谓平庸。

3

午夜的花

午夜的披头散发

提供某种意象“叠印”，让人回想起庞德著名的“地铁”之花。一百年前，人家已经开发出来了。是不是要迅速逃离出大师的阴影，才有前途？

4

我的吻，不在嘴唇上

而是藏在嗓子里

—这是我为你预留的深吻

第二句，其实已经起到结语的作用，且具含蓄意味。偏偏来个第三句的说明交代，难道不是个蛇足吗，建议删除。

由是推之，截句在简单外表下设置诱饵，只有高手才能避开陷阱。陷阱之外还有局限，局限体现在截句与短诗的同质性一面，故如何强化截句与短诗的异质性，或许是截句能够更为金鸡独立的希望之所在。

只说截句与那些超短诗、微型诗的重大区别，有自己的小宇宙、小气候，是有些言过其实;专论没有一点儿区别也靠不住（尤其对比俳句）。没有区别—完全不值得争论讨论，权当新诗文体命名途中一段噱头;而强调区别—可以争取文体建构的多一种可能。

由小诗演化为微型诗、超短诗再到截句体，笔者的看法是，截句属于超短诗、微型诗或闪诗的范畴。但是超短诗、微信诗、微型诗的名头不够响亮，唯独截句体以一个“截”字和一个“句”字的组合，特别是用“截”突出了“这一个”体式特征（无短减断），我们不得不钦佩蒋一谈在命名上的聪慧：精准与机巧。

当然要做到与微型诗的区别，还得克服交集的干扰。“截句因为短诗而存在，却又是短诗的一个变体。短诗有题目，截句因为没有题目而有了飘忽不定的状态和瞬间斜刺的力道，截句必须依靠词语的力量维持自身的平衡、完整和想象空间。”作者讲得头头是道，但这一切，难道短诗、超短诗、微型诗都不需要吗？“截击、截取、力道、瞬间、抓取、顿悟……虽然微诗和截句，在篇幅上都是词语短制，而且截句并不排斥消遣和娱乐，但这两个汉字带给写作者的心理暗示和词语沉淀是不一样的。”即便他进一步想对截字的心理暗示与沉淀大加发挥，最后还是没有出示足够的说服力。

因为所有的短诗、小诗、超短诗、微信诗、微型诗都可以带有刹那、瞬间、灵感、直接、智性成分……只不过截句更强调灵机一动、电光火石般的悟得。所以笔者非常赞赏《信报》上所评述的：截句所标榜的一切优点本身就是短小诗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部分特质。将部分特质推进到极端特质，不失为一种“营销”策略？

再严苛一些，截句体许多句子充其量是一些有诗意的句子，是超短诗的一种“类型”与“分叉”，喻言批评道：“这种三句半的玩意儿，稍具才情者，掌握制作技巧，一夜之间生产几百句其实没有太高难度。”许多跟风的山寨版容易诗兴爆棚，走向简单化、肤浅化。它告诫我们，大而无当固然不可，篇制过短同样不宜，俗云“一寸短，一寸险”，或许最适合的位置只能作为“诗余”罢了（张宗刚）。

博尔赫斯早年曾追求极简主义诗歌：“浓缩诗歌，只留下最基本的要素—比喻;舍弃无用的承启句、连接句和形容词;摈弃一切浮艳矫饰、剖白心曲、状写环境、训诫说教和晦涩冷僻的文字;将两个和更多的形象合而为一，以扩大其启发驰骋联想的功能。”故而把截句归入极简主义诗歌也未尝不可。可见每种体式命名只要找到一二美学亮点就可以一马平川？不过，没有标题的规定却是一个巨大的美学缺陷。标题在诗中的功能是：成为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或核心部分，它与内容构成相铺相成的彰显关系，为何要轻易放弃？二是可增加一次“分行顿”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况且无标题还会造成检索的流失与混乱。

没有标題，是笔者对截句最大的不满。标题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功能好端端地被葬送，实在不该。

原诗

（1）你已经不爱我了

（2）你刚刚转过身

（3）就把我从眼神里抠出来

（4）我感觉到了

试改：

《你已经不爱我了》（变为标题）

（1）你刚刚转过身

（2）就把我从眼神里抠出来

第1句本身完全可以充当标题，而且还可以删掉第4句结尾，全诗压缩一半，更为简洁。好好的标题武器不用，这就叫枉费资源。

第二个不满，是随意碎片化，助长了懒汉精神，怂恿诗人自觉或不自觉把偶发的、未完整、未完成、未完善的半成品，当成好作品推广出去。毕竟千百次截肢断掌，才可能抵达一次那一个“维纳斯”，否则许多时候经不起推敲。“截句妙在起结，当戛然而起，起而未起，戛然而结，结而未结，如同孤峰拔地，悬崖临空。”“上乘的截句，其行与行之间，当有万里之势，词与词之间，字与字之间，亦能有千里百里之势。”大多数人只遵循三四行的形式规约，未能深入机理，所以大量产出的截句徒有其名。

新世纪以来，网络、自媒体兴起，带动微型诗、超短诗、闪诗创作如火如荼。可见在截句尚未“出土”之前，其父其兄们早已顺风顺水，安身立命。完全弑父，取而代之，未免六亲不认;踢开兄长，独立特行，勇气可嘉，似乎也难弃贪天之功？在DNA基因大抵相似的前提下，毕竟双方许多方面都存在赓续的关系。

纵观百年诗体，能够成型成熟的，大抵需要三个条件：稳定的规范性;区别于他体的重复性;特定的操作性。由是掂量，这个截句体可谓是一次贴切的命名，命名得“恰到好处”，它委实解决了宽泛性短诗命名的外延过大，以及名称平淡的通病。它有如豹子尾般的一击，直接、犀利，突破“超短诗”“微型诗”的方正规范和“温吞水”，所以能迅速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久违了的文体建设工地上，重新召唤人们再来一次忙碌。由于命名的尖锐与凸显得以脱颖而出，且增加若干新的诗学特征。它可能会正式挤进新诗文体的花名册，某种程度取代了超短诗、闪诗，或者与之并列，也可能成为短诗的一个鲜明“分支”。

雷平阳有一个评价说得客观：“好的截句是诗，不好的截句就是截句。”这是从内容出发的感言，那么从诗体形式出发呢？截句依然可归入短小诗的范畴，那些拥有“革命性的力量”的夸大提法，还是谨慎为好。具体说吧：少数极好的截句，完全可以独立成篇;部分稍好的截句，只是一篇中的核心、诗眼与文心，还有待发展;一般性的截句不过是“散装”“便条”“碎片”;而凑合起来的截句，是打着直觉旗号、披挂超短衣、超短裤、超短裙的“混混”。

最后重申：没有充足而深刻的理由把截句体拔得过高—指认它为创造性新文体。它有相当属性是与小诗、俳句、微型诗、超短诗相互交集的，不能为了凸显差异而完全掩盖它们的同质性;承认它的精准命名，为超短诗另造截句“别号”，有助于刺激“微时代”微诗歌的发展。

最大的尴尬是：取消标题是截句体式不同于超短诗的最大区别与特色，但要付出标题是内容重要组成部分的损失。孰喜孰忧？所以到后来，估计多数人会选择有标题的截句体—皆大欢喜。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教授。已出版现代诗学专著12部。代表作《现代诗：语言张力论》。发表作品近600万字。独立承担国家课题两项。曾获第12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年度评论奖。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届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