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李陵《与苏武诗》真伪

张艳兰 许致昕

摘要：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收录了李陵的《与苏武诗》三首，同时期萧统也在《诗选》中将其收录。《与苏武诗》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五言诗，被认为是五言诗产生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六朝拟作风行，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六朝人的拟作。所以其是否出自李陵之笔在文界始终存在争论。

关键词：辨李陵;与苏武诗;真伪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9-0010-02

0前言

关于《与苏武诗》是为李陵本人所作的争论，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在刘勰《文心雕龙》的记载中，“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便是对此提出了质疑。钟嵘在《诗品》中将李陵诗评为上品，称赞其为“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可见其对李陵诗的肯定。

此番争论直至近代“五四”时期，疑古风潮盛行，李陵的诗歌再次成了被杯疑、否定的对象。建国后，《中国文学史》也不承认李陵所作的《与苏武诗》。本文将列举三点《与苏武诗》被认为是伪作的主要原因，并逐一对其进行反驳，以证明《与苏武诗》出自李陵的真实性[1]。

1《与苏武诗》中所述内容与李陵实际经历不符

有学者认为《与苏武诗》三首是伪作的原因是诗句均没有提及有关李陵或苏武的重要人生经历。李陵在这三首诗中没有讲述自己率军作战，投降匈奴，祸及家人的经历。亦没有描写苏武出使西域的艰苦与执着。

但《与苏武诗》三首本是李陵为惜别苏武而作，而非感慨悲叹个人命运之诗。其内容符合离别与相思的主题，并不能因内容与个人经历无关而对其进行否定。

《与苏武诗》其二中诗句提到“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结合《汉书·李广苏建传》和《汉书·匈奴传》记载，李陵与苏武同在匈奴时间为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81年，且两人有至少三次的会面，处所所距不远，在匈奴地往来有七年之久。所以“难再遇”和“三载”与实际情况不符。

根据《汉书》记载，李陵“居外，有要事乃入议”。可看出苏、李往来并不自由。其“难再遇”是因二人身处匈奴之地，身不由己，自由受限的困难处境所致。也正因其见面之难，所以见面之时喜悦之情由心而发，可称为“嘉会”。而“三载”之说可理解为“三”在此处并非准确数词的用法，作虚词，“三载”便是“多年”。

《与苏武诗》其三因“携手上河梁”一句而受到质疑，其观点为两人分别之地为大漠不见河梁。

但并未有史料明确记载李陵与苏武分别的地点，而匈奴管辖之地虽有沙漠但也富有河流。古代“河”字用法广泛，此处的“河”不是黄河。《释文》云“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而李陵正是“北人”，有水之处皆可为“河”。所以并不能因此句而否定李陵和《与苏武诗》的关系[2]。

2不同诗集对李陵诗辑录不同

齐梁时期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均记录了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并对其进行了肯定。

至汉代班固所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并未收录李陵诗文。但《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依据著成，而《七略》是漢成帝时期中央政府所藏图书总目，并非汉人著作的全目。李陵兵败投降于匈奴后远离中原，无法回汉，其《与苏武诗》等作品也无法被汉朝政府记录。且《汉书·艺文志》中收录的作品多为皇帝贵族作品和各地民歌俗谣，抒情诗未在其中也是合理之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名家著作也均未被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之中。

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收录了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同时期徐坚在《初学记》中只收《与苏武诗》其三这一首。隋唐时期的《古文苑》中收录的李陵八首诗歌，却不见《与苏武诗》三首。

到了明清之际，李陵《与苏武诗》又出现在大量诗集之中，明代冯惟纳的《古诗纪》，清代王士禛的《古诗笺》和沈德潜的《古诗源》都记载了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大型总集类书目都有一定的标准，时代作品之间也有相互继承性，但不同时代对李陵诗的收录却有明显差别。这些选集都以《文选》中李陵的《与苏武诗》三首作为基础，尽管在不同诗集中其名字和分类有所差别，有李陵《与苏武诗》和李陵录别诗之分。但内容一致，源头清晰，不存在伪作的可能性，实为李陵本人所写。

3《与苏武诗》的艺术性超越了李陵时代

近代很多学者指出，就李陵五言诗的“题旨、内容、用语、修辞”来看，当是东汉末年的文人所作。东汉班固的《咏史》尚且“质木无文”，李陵时期的五言诗也没有达到《与苏武诗》“词采壮丽，音句流靡”的水平。

但这种考证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完整保存流传下来的两汉文献数量有限，仅是在研究中发现其类似类型的“题旨、内容、用语、修辞”在东汉末年已经存在。《古诗十九首》中的“凛凛岁云暮”和“东城高且长”均作于太初改历之前，在创作时间上都早于班固的《咏史》。但在用词华丽和语句优美的程度上都远超班固《咏史》。所以并不能将班固《咏史》作为评判一个时代五言诗的标准。用以上两种方式而判断李陵《与苏武诗》三首是伪作的逻辑是不严谨的。

汉武帝爱文，“柏梁”连韵，能成七言者延为上座。“七言”在此也是诗体，刘向《七言》，司马相如《凡将》，董仲舒《七言琴歌》等作品均为七言佳作。而在诗体发展过程中，五言先于七言。所以西汉并非是五言诗的开始，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李陵的《与苏武诗》可以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亦是合理。

将李陵的《与苏武诗》和东汉时的《古诗十九首》作比较，可以看出两个不同时期的五言诗在情感表达和章法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别。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直抒胸臆，情感表达自然简单直率。《古诗十九首》多采用“兴”和“赋”的手法。诗中情感与理性结合，蕴含诗人对自然与人生的理性思考。在章法结构上，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句式层次单一且相同，没有对偶句，少用叠字。而《古诗十九首》的叙述和时空层次更加丰富，多用比喻和对偶等形式，艺术形式比《与苏武诗》更为丰富和成熟。可看出李陵的《与苏武诗》并非东汉文人伪作，且时期早于《古诗十九首》。

此外，李陵《与苏武诗》其二“独有盈觞酒”一句中使用了“盈”字。汉惠帝名盈，“盈”乃正惠帝讳，而依据汉代法律，触讳者有罪，因此有人认为此诗非李陵所作。但西汉枚乘诗中亦有“盈”字，韦孟《讽谏》中亦有“总齐群邦，高帝讳尚且不避，又何避惠帝。西汉作品不避惠帝讳并非个别现象，且李陵远在匈奴之地，没有避汉讳的必要。

虽然自古以来有关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真伪的争论不断，但认为其是六朝文人所伪作的这一观点的论证并不详细，存在大量漏洞。

将这三首诗的内容与苏武李陵二人的生平相结合，应当是苏武从离开匈奴之地时，李陵为送别而作此三首诗。诗中只写依依不舍惜别之情和勉励之意，无关其他。与苏武李陵身世并无相关之处，亦是合理。诗中“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在”“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等诗句，也与分离的主题相符，意境明朗，符合二人身份和当时境遇。

从李陵写作的常用意象来看，在《与苏武诗》其一“风波一失所”和其二“远望悲风至”两句中的“风”这一意向同样出现在了李陵另一首《答苏武书》作品之中，“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和“时因北风”。“风”的流动与飘忽不定道出了李陵的人生无常和世事难料。而代表离别的常用意象“河”也出现在《与苏武诗》其三“携手上河梁”一句之中，与苏武李陵的离别相契合[1]。

4结语

《与苏武诗》三首带有李陵独特的写作风格，从此来看应为李陵本人所作。

参考文献

[1]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71- 77+142.

[2]柳春蕊.《诗品》“汉都尉李陵诗”考辨[J].阴山学刊，2007（3）：33-38.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