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百元路费的背后

汪建华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函，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让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考虑到路途遥远，各地小组经费困难，于是同时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据与会代表包惠僧回忆，代表们返回时每人又发了50元。

当时的100元是怎样的概念呢？1919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職助理员，月薪是8元，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跟埃德加·斯诺说“工资不低”。

其时，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费都十分紧张。因其成员半数为学生，没有收入;半数为学校老师、书刊编辑，收入有限。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能拿出这笔“巨资”，是因为当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来时，带来了援助经费。他的到来对于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共产国际的援助，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更好地承担了发起组的角色。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便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下，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复刊《新青年》。但1921年1月，因维经斯基回苏，上海小组经费无着，一时几告瘫痪，《劳动界》当月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然而大家都以建党为己任，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如陈望道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为《劳动界》译稿，不取报酬。为缓解经费困难，小组成员以卖文维持。外国语学社办图书室，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费才成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间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其成立时，上海发起组拨款一二百元，此后两三个月间，上海每月汇来200元活动经费，说是共产国际提供的。

除上海、武汉外，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是靠自筹经费开展工作。

1920年9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李大钊当众宣布，每月捐出个人薪俸80元为各项工作之用。据张国焘回忆，到了当年11月底，随着《劳动界》周刊发行量增大，以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花销，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张国焘不得不典卖自己的衣物。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每月从党员收入中抽出10%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工人夜校的费用。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等都在学校当教授，以每月收入的盈余充作组织的费用。此外，还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地。由于是公立的教育机关，经费由政府出。

尽管处境艰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各地代表陆续到齐。当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召开。13位代表出席。

当时全中国4万万人口中，只有53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革命火种却已经在沉沉黑夜中被点燃了。（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