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思想来源、理论框架与指导原则

杜荃惠

摘 要：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汉斯·摩根索研究的重点。基于世界的利益冲突性与对抗性的理论前提，立足于以生存与延续为基本、权力欲占支配地位、兼具多元且理性特点的人性的分析，争夺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必然。为使国家与世界不致在权力斗争中走向毁灭，限制权力、求取和平便成为永恒的主题。限制权力的两条路径分别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双重维度，权力路径的意涵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权力均衡;道德路径的意涵是以道德制约权力，包含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这两条限制权力的实现路径均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而支配权力与道德关系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理性、审慎与节制。

关键词：权力;道德;理性;审慎;节制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46-03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系统性地阐述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权力是摩根索思想理论的核心指向，但他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权力追逐者，道德在他的理论中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概念。关于权力与道德关系的分析奠定了摩根索全部理论的根基。摩根索指出，“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政治权力指的是公共权威的掌握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控制关系。”[1]

一、摩根索思想来源

对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的分析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摩根索的自身经历。欧洲的思想奠定了摩根索思想的理论根基，美国的思想为摩根索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新的土壤[2]。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是国家为争取权力而展开斗争的思想沿袭了韦伯的权力分析路径，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思想也与韦伯对利益的强调相关。韦伯的民族主义思想使摩根索将民族性格作为国家权力的要素[1]展开分析。韦伯将道德分为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并认为具有责任道德的领导人能够看到行为的结果，并且愿意承担责任，即便这种责任有时他是不愿接受的。而按照绝对道德行事的人不问结果，只管目的。摩根索继承韦伯的道德观，并以最小的恶作为道德判断的准则。他认为“邪恶是普遍存在的，道德人在政治领域的行为的最佳目标就是最大程度降低政治行动的内在非道德性”[3]。

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中批判理想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使摩根索产生诸多共鸣。卡尔指出，理想主义的国家利益和谐论是服务于占优势的集团的道德观念，人类在行动中应使自己去适应现实，而不是用主观臆造的现实假象蒙骗自我。在卡尔的启发下，摩根索提出国家利益是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点。摩根索在卡尔的基础上发展了权力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卡尔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但没有将二者搭建起联系，摩根索将权力与利益联结起来，并认为一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取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要与国家实力相称，即以权力界定利益。就道德理论而言，卡尔指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权力与道德的协调平衡”[4]，摩根索则认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是符合国家利益且带来最小的恶。

在美国，著名神学家和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摩根索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摩根索吸取尼布尔关于人的思想和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尼布尔强调只有基督教伦理才能解释人的本质，人具有超越自我的精神和不可避免的罪恶，其人性恶的理论对摩根索的理论产生基础性作用。“在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社会中，基督教道德伦理是基础”[5]，相信就是受到尼布尔的影响。除尼布尔外，华盛顿、林肯的思想也都对摩根索产生影响。例如人性恶的理论基础、国家行为受国家利益驱动、权力均衡有利于维持国际社会稳定等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治思想的痕迹。

二、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理论框架

摩根索在對国际政治冲突性和人性分析基础上，指出争取权力与限制权力这一对永恒的国际政治主题，权力与道德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硬约束”与“软约束”，双方的力量关系影响国际秩序稳定，为实现国际和平需要厘清权力与道德的关系。

（一）理论前提：国家利益冲突论

世界和谐抑或冲突的理论前提界定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观念分野，支撑起国际政治两大核心学派的支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于人性的看法是相对立的。理想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各种权利，对人类的善良本性持乐观态度[6]。因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利益和谐一致的世界，各国都能从中取得一份收益，合作与协商、和平与正义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

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中互动的常态模式[1]。摩根索理论的前提是对世界存在状态的分析，而这也与其对人性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冲突源于人性恶，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世界是一个由权力和利益界定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的世界。由于各国利益矛盾与实力关系不均等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从一种悲观主义的政治视角审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使摩根索保持冷峻的头脑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不会因突然爆发的国际冲突感到恐慌，也不会对不切实际的世界和平抱有期待。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标准是划分敌友，这体现出最高强度的联合或分裂，在理论与实践上独立存在，无须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只有参与者才能判断具体情况并解决极端冲突问题[7]。摩根索正是受老师的影响，认为在具体国际争端的解决中要抽离出抽象的道德原则，由于权力与利益的重要地位，所以道德被暂时搁置一旁，这也是为便宜国际冲突的解决，直指国家利益目标的体现。

（二）哲学基础：对人性的分析

对人性的看法奠定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基调，个别的人性上升为国家的本性，置于国际冲突的环境中，必然引起国家间利益纷争。摩根索关于人性的看法由人的本性、人性特点与人性趋向三方面组成。第一，摩根索认为人性根植于生存、繁殖与统治的欲望。这体现人的本质需求属性是一个历时性上的递进次序。将人的需求与国家需要相对照，也可理解国家的利益层级。个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与延续，在人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人的权力欲，统治倾向是人性无法分割的内在。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国家安全，这是最根本的利益需要，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壮大、要谋求成为权力斗争的主宰力量，权力欲是支配国家行为的关键。

第二，人性是邪恶的，又是多元的。人性恶且无法通过后天的影响重塑，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冲突、斗争、你死我活。人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人不仅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道德人”“宗教人”。摩根索强调国家之间的相对收益，彼此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国家不仅追求政治利益，而且追求经济利益、宗教利益等。但由于国际斗争的需要，摩根索没有在平等的价值序列之下赋予不同的国家利益同等讨论地位，在摩根索的理论阐述过程中，“政治人”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道德人”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第三，由人性恶，具有基本的生存、延续、权力欲望，受多元影响，认为理性应成为人性追求的目标。由于内在的人性本质使人成为战争动物，为确保世界秩序不致走向崩塌需要激发人性中的理性因素。理性意味着人能够基于敌我目标与实力追求自身欲望，权力欲不超越实力并采用适当手段实现目标。理性使人在自我与敌者、利益与实力之间进行多维衡量比较，既能规避利益陷阱，又能抓住潜在利益。一个理性的国家会对一件国际事务涉及的利益与本国可用的力量仔细评估，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三）理论目标：世界永久和平

权力与利益处于国家目标序列的首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愿望驱使国家采取行动。对利益与权力的盲目追求会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权力狂热之下，危及国家利益与国际秩序。由于世界是一个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世界，所以必须通过不断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使冲突限制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因此争取权力与限制权力成为主导国际和平实现的两个博弈力量。摩根索指出限制权力的路径不外两条，其一是以权力限制权力，即权力均衡;其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指运用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的力量限制国家权力。一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分别对应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1]。实现权力均衡的方式分为两类，增加轻的一端与减轻重的一端，具体表现为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和联盟。然而，以权力限制权力、以野心压制野心是不足的，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需要规范性的体系力量对权力体系进行补充，这就需要道德、习俗和法律发挥作用。这类限制不是权力斗争机制的必然结果，而是国际社会主体出于自身意志将行为规范或法则施加于权力斗争之上。由于缺乏一个国际裁判者和国际法执行者，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规范性道德法律体系终将沦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求和平变得如此艰难，是因为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只有厘清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才能指明国际和平之路的方向。

三、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指导原则

支配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的三大原则是理性、审慎与节制。其中，理性直接指向国家争取权力的方向，国家的权力欲望必然与国家实力相称，国家利益是由国家权力界定的利益。审慎直接指向国家道德准则的运用，这一道德原则支配国家利益的获取。节制直接指向一国与他国间的利益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政策权力获得与道德声望的统一。

（一）理性：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政策原则

摩根索没有对“国家利益”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但他把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科妮莉亚·纳瓦里（Cornelia Navari）指出，“摩根索国家利益要实现的要求包括，一个有限的目标，符合情感的吸引力，进行道德判断的权利和采取行动的理由”[8]。由此可见，权力、利益、道德三者是不能分离的，国家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道德判断。利益是沟通权力与道德关系的平衡木，虽然利益通常与权力相伴，但利益的获取不必然等同于权力的运用，一些国家可能认为维持现状更有利于国家利益，或者在一些场合下，运用道德手段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且只需付出更小的代价。

理性是支撑摩根索权力观的一个原则，作为一名悲观主义与实用主义兼于一身的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注重政策服务于现实的实效。理性意味着权力与利益的相称性，理性的内在含义是以权力界定利益，并始终将其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衡量标准。国家制定超出国家实力或低于国家实力的目标对国家利益的实现都是不利的。一国如果制定高于本国实力的目标，它将自己架在一个无法企及的位置，并给本国人民描绘出美好的目标愿景，即使外交政策的失败迫使它重新界定目标，狂热的公众舆论也会施加强大压力，使其不得不倾其所有资源去实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走上一条不归路，将自己逼入绝境。一国制定低于本国实力的目标，使本国实际获得的利益远低于预期限度，而且不利于树立国家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强大形象。除对本国实力与目标的评估，还需对别国的实力与目标、彼此目标的相容性、可用于追求目标的手段[1]进行考量。外交的最大目标即在于运用和平手段促进国家利益。“一种和平的而非战争的，合作的而非竞争的理性外交”[9]是摩根索追求的目标。

（二）审慎：国际政治最崇高的集体道德

卡尔认为在使用“道德”一词时，至少包括三种意义：理论家的道德准则、普通人的道德準则和普通人的道德行为[4]。国际道德首要就是阐述清楚其研究对象是国家道德还是个人道德。卡尔认为没有道德标准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的现实主义观点与国家和个人需要遵守同样道德义务的乌托邦主义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道德标准应该是一个国家在不损害自身重要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参与利他行为。摩根索口中的“道德”，既包括一种普遍性的国际道德，又包括一种实用性的国家道德。审慎作为一种道德特质，首先应从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道德出发，成为各国追求的道德目标;其次在各国普遍理性与节制的共同作用下，达成一种国际政治的集体道德。

摩根索认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矛盾。理想主义倡导抽象、恒定的道义原则，现实主义审慎估量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后果[1]。二者的分歧体现在与政治现实脱节的道德原则同立足于政治现实的道德原则之争。理性的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既不会摒弃道德，也不会强调抽象的道德，而是一种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道德。忽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权力，会使国家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以抽象的普遍性道德标榜自我，会面临国家利益与国际道德的抉择，对一个明智的国家来说，将自己置于国际道德的制高点绝不是好的选择。摩根索反对美国盲目依赖国家力量，由敌对性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外交政策，认为这是不理性的。国家应实现自身权力与道德的互动平衡，不谋求不符合实力的目标，也不以救世主的形象宣扬自我，从国家利益出发，实现审慎的国家道德，进而达成集体的道德目标。

（三）节制：权力与道德观的最高目标

摩根索认为，政治道德的目标不是绝对的善，而是最小的恶。“政治的道德策略就是最小的恶。最小的恶的存在培育了政治美德的发展，例如审慎、节制，这提升道德政治超越私利的可能性”[3]。如果说理性与审慎更加侧重于一种国家的“内在约束力”，那么节制则属于“外在约束力”[10]。其出发点都是国家利益，指向都是国家行为。前者是国家意识到处于国际社会，只有合作与平等关系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行为，后者是与国家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角色，亦即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密不可分的，国家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权力声望与道德声誉的统一。

节制是一国相对于他国而言所能实现的权力与道德平衡节点的最高位置，节制原则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趋近于“帕累托最优”。任何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追求的目标都不是单一的权势，还需要达成由国家权力带来的心理优越感与满足感。威望政策是对国家权力的彰显，无论是处于个人之间、一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团体性组织之中的主体总是乐于显示自己的优势地位。威望的背后是以国家权力为支柱，但威望不是只为显示权力，也能带来实际的效用。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通过威望政策显示权威，可能阻断他国试图改变现状的目标，从而维持该国的权力与国际秩序稳定。权力斗争不仅表现为武力和军事斗争，争取人心的斗争同样重要。一国威望政策的最大胜利在于获得无可匹敌的权力声誉和使用这种权力時自我节制的声誉[1]。追求承认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强大动力，权力是国家的根本目标，但能获得良好道德声誉对国家也具有吸引力，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力与道德的统一，这需要理性、审慎与节制的共同作用。

参考文献：

[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39.

[3]Molly S.Aristotle， Epicurus， Morgenthau and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the Lesser Evil[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2009， 5（1）：94-112.

[4][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93，135.

[5]史文涛.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社会情结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7-2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1-62.

[7][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7.

[8]Navari C.Hans Morgenthau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J].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30（1）：47-54.

[9]方国学.一种新的外交理性是可能的吗？——兼评汉斯·J·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03（12）：22-24.

[10][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