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巨慧慧 杜娟

[摘要]当前，关于出版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以“出版文化”为主题的中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确把握我国出版文化研究的具体样态。我国关于出版文化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发文量大幅度提高，文章大多刊发在出版类、编辑类期刊中，载文期刊质量较高，但研究机构间缺乏交流与合作。通过CiteSpace5.7.R5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知识图谱绘制可见，出版文化的研究热点主要有出版文化、出版业、出版史、出版、出版文化产业、出版物等;出版文化的前沿主题主要有历史传承、编辑出版、书籍史、“走出去”、大数据、媒介融合、数字出版、出版文化遗产。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结果，为进一步推动出版文化研究繁荣发展，一是要推进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二是要加强出版文化与新技术融合研究;三是要深化出版文化的传播研究。

[关键词]出版文化;研究热点;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3-0089-06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1]学界对出版文化研究也投入了一定的热情和精力，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展开对出版文化研究发文情况的梳理和分析，使出版文化研究现状可视化，旨在推动出版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出版工作繁荣发展。

一、出版文化研究概述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平台构建出版文化研究的数据集为基础资料。首先，进行数据收集。2021年5月20日，笔者以“出版文化”为主题，时间跨度年限不设限制，检索得到总库

文献3115篇，通过“中文”“学术期刊”两个条件限定后，得到中文期刊文章总计625篇。其次，进行数据清理。为了更精准地挖掘出研究热点，对收集到的期刊数据进行数据清理，剔除了博物馆征集藏品公告、征订启事、发刊词、新书推荐、学院简介等非研究性文章后，共计466篇中文期刊文章，构成了本研究的数据集。

笔者对数据集中466篇出版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定性分析，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大体可以将出版文化研究文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出版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对出版文化的内涵、形态等内容进行阐释。有些学者给出了“出版文化”的概念，如郝振省在《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中提出，“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理念以及在出版理念指导下的出版实践。出版文化横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领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2]。有学者对现有的十几种“出版文化”概念进行归类，并提取其共性以说明“出版文化”的内涵，如董中锋的《论出版文化的概念、语境及其指向》对出版学界已有的出版文化的概念进行梳理、阐释，进而对出版文化的内涵进行新的概括与总结。第二类是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比如，江凌在《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中提出，晚清时期传统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主要体现在选题理念、校勘理念、刊刻理念、经营理念四个方面。杜希的《北宋出版文化的特点探析》从出版目的、出版机构、审查制度、用墨装帧、版权保护等方面总结了宋代出版文化的特点。第三类是出版文化与某个主题的关系研究。比如，杨军在《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中阐释了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表现为出版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形塑，以及意识形态对出版文化的现实制约。于媚在《编辑主体价值观对出版文化的影响》中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总结了编辑主体价值观对出版文化的影响。总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出版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献虽然不止这三个类别，但是以这三个类别为主。通过对出版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归类梳理，可以宏观地把握出版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出版文化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CiteSpace5.7.R5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绘制。通过对出版文化研究期刊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总体把握出版文化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年度走势、研究热点等基本现状，客观地反映出版文化研究的具体样态。

（一）数据统计分析

1.发文量年度走势分析。对出版文化研究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在数量上反映出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最早关于出版文化的研究始于1986年，姜德明在《编辑学刊》1986年第3期刊发文章《出版文化杂议》。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出版文化研究相关文章发文量很少，每年发文数量波动较小，基本控制在年均12篇以下，可以说处于出版文化研究的初步探索阶段。进入21世纪后，表现为发文量减少与增加交替出现的情况：2001—2003年、2005—2009年、2014—2017年出现过三次大幅度增长，笔者认为这与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国家政策制定息息相关。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出版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国家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引起了出版文化研究的文献数量显著提高。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后，关于出版文化研究的发文数量较之20世纪90年代显著提高，未来该领域研究将保持持续发展状态。

2.文献来源分析。对出版文化研究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当前出版文化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5的期刊有《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出版参考》《中国出版》《出版廣角》《编辑之友》《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现代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科技与出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闻出版交流》《中国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其中《中国出版史研究》与《出版史料》并列第15名。从出版文化研究的发文期刊可见，关于出版文化研究的选题多是在出版类、编辑类等期刊发表，体现了出版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性，出版文化研究发文期刊质量普遍较高。

3.发文机构分析。通过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发现，出版文化研究机构多为高校，同时还包括部分出版单位。发文量排前八的单位依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并列第八名。同时，通过运用CiteSpace5.7.R5研究發现，各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较少，建议各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出版事业繁荣发展。

（二）知识图谱分析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5.7.R5软件对数据集进行数据分析，设置时间切片（TimeSlicing）为1986年1月—2021年12月，这个时间段包含了数据集的所有数据。节点类型（NodeType）选择“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1.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图谱进行热点分析。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能够反映一篇文献的研究主题，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反映主题的研究热度。频次越高、中心性越强的关键词构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5.7.R5绘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得到关键词的词频以及中心性。如图1所示，按照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排序：出版文化（135）、出版业（63）、出版史（43）、文化史（19）、出版社（17）、出版（16）、出版文化产业（14）、出版物（13）、出版产业（12）、出版理念（12）。按照关键词中心性大小排序：出版文化（0.65）、出版业（0.39）、出版史（0.15）、出版（0.09）、数字出版（0.06）、文化史（0.05）、出版物（0.05）、社会主义（0.05）、出版社（0.04）、出版文化产业（0.04）、出版产业（0.04）。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绘制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聚类将联系密切的关键词聚在一起形成类团，关键词聚类编号越小，意味着该聚类的规模越大（即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数量越多）。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值），一般认为Q>0.3时表明聚类结构显著，本研究Q值=0.7179，表明聚类划分的结构显著;Silhouette：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一般认为S>0.5时表明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时表明聚类是令人信服的，本研究S值=0.9208，表明该聚类是令人信服的。聚类结果如下：#0聚类“出版文化”;#1聚类“出版史”;#2聚类“出版业”;#3聚类“出版文化产业”;#4聚类“出版资源”;#5聚类“出版家”;#6聚类“出版物”;#7聚类“出版”;#8聚类“出版人才”;#9聚类“商务印书馆”。

依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分析结果进行人工整合，出版文化的研究热点主要为出版文化、出版业、出版史、出版、出版文化产业、出版物。

2.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与关键词突现图谱进行前沿分析。运用CiteSpace5.7.R5软件，绘制2017—2021年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得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的前沿。综合考虑关键词词频、中心性，得到近几年研究热度较高的关键词有出版文化、出版史、出版、历史传承、编辑出版、书籍史、“走出去”，其中部分研究热点与过去近40年的研究热点相同，如出版文化、出版史、出版，说明这几个关键词一直是研究热点，所以对此不多做分析。剔除这部分关键词后，得出近几年的热点关键词有历史传承、编辑出版、书籍史、“走出去”。同时，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在2021年出现的关键词为大数据和媒介融合。这些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的研究前沿和热点。

关键词突现图谱是通过对关键词词频的分析，将某段时间内频次变化率最高的关键词从大量的词中探测出来，从而展示某领域研究前沿的演进历程，准确把握不同时段内研究的侧重点[3]。如图3所示，Year代表该关键词最开始出现的时间，Strength代表关键词的影响强度，begin和end代表该关键词研究热度突然提升的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如图3所示，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我们大致将突现关键词分为四个时间段：2000年之前，出版文化的研究侧重点包含有社会主义和书籍出版;2000—2010年的研究侧重点包含有出版业、出版史、《出版文化史论》、出版物、出版社、出版学、文化史;2010—2014年的研究侧重点包含有出版社、文化史、数字出版;2014—2019年的研究侧重点为出版文化遗产。出版文化遗产是最近的突现关键词，可以作为出版文化研究的前沿选题。

综上所述，根据2017—2021年出版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突现图谱的分析结果，出版文化研究的热点选题有历史传承、编辑出版、书籍史、“走出去”、大数据、媒介融合、数字出版、出版文化遗产。

三、出版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近40年来，我国出版学界对出版文化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但是，出版文化研究依然存在发展空间，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结论，要推动出版文化研究进一步走深走实，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推进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

依据出版文化研究的前沿热点——历史传承、书籍史、出版文化遗产，我们要持续推进对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我国出版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出版实践中形成了明晰的出版理念，出版实践与出版理念构成了丰富的出版文化。推进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有利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汲取营养，推动当代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推进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一是充分认识出版文化的历史传承研究的重要性。人类社会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趋势，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推动了出版行业的繁荣发展。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的出版文化是否已经过时，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也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形成了丰富的出版文化。通过出版文化历史传承研究，挖掘出版文化的内在规律，从而揭示我国出版发展的内在规律，上升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出版理念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二是注重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利用其他学科优势挖掘出版文化历史资料。如将信息学科内容应用于出版文化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中，挖掘出版文化历史资料中隐含的信息。目前，信息学科中的海量存储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日渐成熟，可以将其应用到出版文化历史资料的研究中，挖掘隐含在出版文化历史资料中不曾为人们知道、但又是潜在有价值的信息知识。

（二）加强出版文化与新技术融合研究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以大数据、云计算、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给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结合出版文化研究的前沿选题——大数据、媒介融合、数字出版，需要進一步加强出版文化与新技术融合研究。推动传统出版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一是加强出版产品与新技术融合。传统的出版产品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等，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出版产品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倾向于通过电子阅读器、手机等工具进行电子书阅读。尤其值得深度研究的是手机出版，当前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通过手机进行购物、游戏、社交，已将智能手机深深地融入日常生活中，然而手机阅读还仅仅停留在碎片化阅读阶段，应充分利用流媒体、云存储、5G等技术，进一步创新手机出版内容，推动手机阅读的发展，满足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阅读需要。二是大力推动书报刊出版单位将出版流程与新技术融合，改造传统的出版流程。当前，为了提高出版工作效率，缩短出版时间，很多出版单位已经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出版流程。以期刊出版为例，期刊出版单位应用协同采编系统，提高采编效率，应用网络优先出版，缩短出版时间，为广大期刊作者和读者带来了便利。

（三）深化出版文化的传播研究

出版传播是人类利用出版媒介进行信息沟通和意义交流的传播形式。通过对出版传播的研究，揭示出版传播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出版传播的具体实践活动。深化出版文化的传播研究：一是加强新媒体在出版传播的应用研究。长期以来，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传媒一直是传播的重心。然而，“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的5G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出版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时期要注重在新媒体技术下，加强出版传播新样态、新路径的研究，推动新媒体在出版传播中的广泛应用。二是进一步深化出版物“走出去”研究。出版物“走出去”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形式，面临着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注重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要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机遇，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物市场，进而开拓更加广阔的国外出版市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9-22）[2021-05-20].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57.htm.

[2]郝振省.张元济、王云五关于“出版文化”的若干思想及评析[J].现代出版，2015（1）：56.

[3]平凡，陈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透析——基于CNKI中CSSCI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76.

〔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