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师范生的价值观与应对方式
——自我和谐的中介效应*——以忻州师范学院为例

索淑艳 索变利（忻州师范学院教育系）

价值是人们对客观存在事物的主观判断，当客观事物满足个体的需要时，人们就会认为该事物有“价值”，当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个体需求时，人们就认为该事物没有“价值”。而价值观就是人们对客观存在有无价值的基本看法，即个体对周围世界中人、事、物的基本看法，是人们在事物价值取向上的基本态度。黄希庭[1]认为“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及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可见，价值观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与标准，使人的行为带有稳定的倾向性。施瓦茨[2]的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意即价值观作为个体心理较高层次的核心信念，决定着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应对方式作为个体在应激状态下所采取的心理态度与行为模式，因而价值观必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王春芳[3]、张乾宁子[4]分别报告大学生与90后中学生的价值观与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王伟、辛志勇等[5]报告指出价值观以消极的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作用。

应对方式指的是个体在压力情境下为缓解紧张而采取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内心和谐的个体更倾向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而采取较为圆润而灵活的应对方式；而内心冲突强烈的个体则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能量而出现退让、幻想与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肖计划[6]提出，应对方式是个体应激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机制，保护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很多研究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毛艳霞[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专门调查研究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证明应对方式确实是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王春芳[3]的研究也证明价值观对心理健康既有直接的影响，又通过压力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的影响。李小玲、唐海波[8]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孤独感对自我和谐的影响作用中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

自我和谐是自我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格和谐的核心。自从罗杰斯提出自我和谐的概念之后，人们对自我和谐越来越重视。不断有人研究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自信心、自尊、孤独感、焦虑、心理复原力等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其中，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并且已经有众多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王丽君[9]、牛荣华[10]、周利霞[11]、张丽芳[12]、王红菊[13]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自我和谐水平越高的人，其应对方式越积极。李志凯、崔冠宇[14]等人则以自我和谐为自变量考察了本科大学生，发现应对方式对其自我和谐具有影响作用。相麟、骆宏[15]也发现应对方式会影响大学生的自我和谐，而且家庭环境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产生一定作用。

纵观以往的研究，关于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尤其是关于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虽然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价值观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价值观影响个体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目前尚无人探求。

实习支教是师范生实践技能生成的一个必经过程。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通过十几年的摸索与实践，对师范生实践技能培养进行了深入总结，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实习师范生在为期半年的实践期间，不仅在教学技能方面得到了应有的锻炼与提升，而且在身心方面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456名支教返校的大三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21份，有效率约为92.3%。其中男生96人，占22.8%，女生325人，占77.2%；平均年龄为20.8岁，研究对象全部是完成了为期半年的扶贫顶岗实习支教的大学生，主要包含文理学科不同专业。

（二）研究工具

1.价值观

《大学生价值观调查问卷》[16]，问卷是在Scott1965年编制的《个人价值量表》简本的基础上结合东方文化改编而成。该问卷共54个项目，七个维度：人生价值观、人际价值观、职业价值观、自我价值观、婚恋价值观、道德价值观、集体价值观，其内部一致系数在0.38-0.55之间。问卷采用五点计分法，分数越高，说明价值观越积极向上。

2.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问卷[17]（CSQ）共62个条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6个分量表。其六个因子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63、0.68、0.65、0.73、0.68。另外，构成各因子条目的因素负荷取值在0.35以上。

3.自我和谐

自我和谐量表[17]（SCCS），由王登峰编制，共35个条目，分为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与自我的刻板性三个分量表。使用五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81和0.64。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SPSS17.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

二、结果

（一）价值观、应对方式及自我和谐的相关分析

对价值观总分、应对方式总分与自我和谐及其各因子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

表1 价值观、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的相关分析（n=433，r）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除了价值观与自我刻板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其余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p<0.01）。其中，价值观与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p<0.05），与自我和谐显著正相关（p<0.01），与自我经验的不和谐显著正相关（p<0.05），与自我灵活性显著正相关（p<0.01）。自我和谐总分与应对方式、应对方式与自我刻板性呈显著负相关。应对方式与自我经验不和谐、自我灵活性显著正相关（p<0.01，p<0.05）。自我和谐总分与自我经验不和谐、自我灵活性、自我刻板性显著正相关（p<0.01）。自我与经验不和谐与自我灵活性、自我刻板性显著正相关（p<0.01）。自我灵活性与自我刻板性显著正相关（p<0.01）。

（二）自我和谐在价值观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张雷[18]等人提出中介效用检验方法与表1的结果可知，价值观、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满足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将价值观作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自我和谐作为中介变量，依次求出价值观（X）对应对方式（Y）、价值观（X）对自我和谐（M）、价值观（X）和自我和谐（M）对应对方式（Y）的回归分析，并建立三个相应的标准化回归方程，如表2与表3。

表2 大学生价值观、自我和谐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回归分析

表3 自我和谐（M）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进行三步回归分析之后，由表2的回归分析和表3的结果可知，价值观对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自我和谐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价值观与自我和谐均可进入应对方式的回归方程且效果显著。

由表2的回归分析，可得出中介效应的结果分析，如表3。

从表3中的数据可知，自我和谐在价值观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量为0.091×2.204÷0.447=0.449，即自我和谐的中介效应占到总效应的44.9%。根据表3可以建立自我和谐对价值观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用模型，如图1。

图1 自我和谐对价值观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用模型

三、讨论

研究表明，支教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这显示他们具有“眼高手低”的特点，即他们的价值观显得“高大上”，但其应对方式反而显得比较幼稚甚至于消极。这与王伟、辛志勇与雷雳[4]等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调查发现具有高尚追求的大学生倾向于采取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首先可能是由于当前许多孩子的家长与老师受到社会功利思想的影响，对儿童青少年的要求只有学习成绩而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致使当今大学生从小就奔走于学校与家庭两点之间，好似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空之中，不懂人情，不善交际，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其应对方式在大学期间自然不会迅速提升。其次是由于大三学生正处在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将要成熟但尚未成熟，即使此时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而且也经过了扶贫顶岗实习支教的历练，但由于支教毕竟不同于真正的就业上岗，师范生在支教岗位上仍然受到受援学校、带队支教老师以及师范学校的全方位指导与“保护”，其应对方式仍未成型，所以容易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另外，由于价值观是在需要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需要是价值观形成的内驱力。基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大学生从小就失去了学习与生活的乐趣，又受到多方“保护”，他们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内心需要在生活中已被低自尊、弱动机、无价值等消极情绪所占据，因此他们在处理应激事件时的应对方式具有幼稚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但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他们又具有追求高尚价值观的意识，然而实际行动能力堪忧。

研究显示支教大学生的价值观与自我和谐水平显著正相关。由于自我和谐的总分越高表示自我和谐水平越低，其实研究结果恰恰说明支教大学生的价值观得分越高其自我和谐水平反而越低。这可能与当今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有关。丁晓丽与张豪裕等[19]报告90后大学生在价值观念方面的确存在矛盾冲突。在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与影响之下，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他们成长于一个通信高度发达的全信息社会，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一些占据头条的明星负面新闻、关于“扶不扶”的道德事件等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容易产生较大的冲击，他们在正确的价值观与负面的新闻之间形成了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反映在心理层面就是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心灵碰撞与激烈斗争，故而大学生的自我和谐水平会随着价值观分数的升高而降低。再者，参加过支教的学生经历可能会更为复杂，他们在支教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现象，亲身经历了梦想与现实冲突的事件，心理斗争可能会更鲜明，虽有价值观指引，但在现实中仍会不知所措。

调查结果表明，自我和谐总分与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即自我和谐水平高的支教大学生应对方式相对较为成熟。这与王红菊[13]的研究结果一致。师范生都经历了为期半年的支教实习，经过自身心理发展与外界环境的磨炼砥砺，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少，自我和谐水平较支教前应有所提升，应对方式自然也会趋于成熟。索淑艳与索变利[20]对参加顶岗实习支教的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经过支教后更加善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或者不断谴责自己。刘天月[21]在调查中也发现大学生支教后合理化应对方式的应用明显提升。

研究证明，价值观通过自我和谐对大三学生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作用，自我和谐在价值观与应对方式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价值观浸透于人格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等。程孝良与李苑静[22]认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为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是他们知情意行等心理要素的辩证运动过程，即经由价值认知、价值情趣、价值意志直至上升为价值践行。其间自我意识起到了积极的协调与缓冲作用，使大学生能够在认知与行为的冲突之间保持心理平衡。而在实践中，大学生入学后经过了大一的新鲜与迷茫，大二的寻求与徘徊，到了大三支教返校后在价值观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和谐的自我不断调整应对方式以适应生活学习中的不同情境，这本身就是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践行的实践与学习过程，是大学生追寻真我、实现自我的开始。

研究可见，对大学生的培养与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上，而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倾向，提高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合理调整其内心冲突，然后指导他们在面临危机时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