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引擎与改革方向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对于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很复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正常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只有有了消费能力，供给端才会涌现出大量好的创新点。如果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将持续不足。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都可以创新。换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它们可以生产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产品，只要中国拥有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些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样，技术对于物流、服务业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创新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改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很多国家都在推进改革，无论是从上自下还是从下自上，我们都需要在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上做出一些权衡，这就需要政府前瞻性地考虑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追赶型国家了，而是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市场换技术并不是一个好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在一个企业里，任何一个部门可能都没有技术部门重要。中国需要实行更为平衡、互惠、对称的利益安排来推动技术进步。

首先，推进改革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在不断地自我运行，从产生价值，到投入资金，再到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二，改革的本质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疏通那些阻碍资源有效分配的环节。举例来说，中国有许多私人创业的企业，这些创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并不愿意将资金配置给这些企业。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强市场导向，以确保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得资金维持经营，而不是只偏向于国有企业。这样可以避免无效投资，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有利于避免包括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企业部门的超额债务。第三，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国需要改革监管框架。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更完善的食品种植与加工监管、更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等等。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制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行动了。在未来，改革的时间点及其阶段性成果十分关键。

中国过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动改革开放，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初没有完全的把握，但可以边走边看，根据人们的行为方式灵活调整，这一点应该继续坚持。对于中国增长模式转型，这个过程当然会很艰难，但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变化和挑战往往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所以我对今后的局面还是挺乐观的，转型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人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提高。

中国下阶段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领域把握好：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不太可能再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要避免這个问题，中国需要调整企业的业务模式，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二是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改革。中国政策制定者当然知道改革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但很多人认为进展较慢，比如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信贷发放不公平等问题。我主张的不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我认为至少应该让市场发挥直接的作用。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最终可能会形成大量的资产泡沫。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可以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个问题。中国希望成为一个积极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经济参与者，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朝着同样的发展方向迈进。那么，中国能做什么？我觉得在以下四个领域中国可以做出主要贡献。一是维护多边体系。多边体系是开放的基础，如果大国之间只发展双边关系，那么小国将难以在夹缝中求生存。二是投资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我们看到，中国过去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也非常成功，投资能力是中国的一大财富。三是向发展中国家继续开放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市场的扩大，后发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四是技术外溢。中国现在也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来源，比如数字化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技术外溢中获得增长。

（吴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