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放 新红利

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1979年邓小平建设开放中国的理念，但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机遇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由于中国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经济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获得了高速增长。目前来看，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对外开放不是唯一的标准。

中国现在正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希望不再过多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而是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这将给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两个挑战。一是政策的连续性。面对同样半杯水，有的人会说杯子是半满的，而有的人会说杯子是半空的。对于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我认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应该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二是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的可行性。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比10-20年前高出许多，但高居不下的储蓄率对促进消费造成了一定障碍。中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不足。为了使消费在GDP增长中占据更大份额，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养老金、税收、退休制度等。

对于进一步开放的领域，比如在服务业，中国仍有巨大的开放潜力，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再比如政府采购，如果中国将20%的政府采购对国外开放，这对于中国优化贸易格局和完善制度规范是有好处的。此外，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竞争而提高效率，这也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当然，这些政策在实施中可能会遇到阻力，因为国内相关利益者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止，因为技术在进步，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吸收技术获得发展机会。虽然有一定的成本，但规模经济和创新仍然会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并未发生改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全球化的社会影响方面作出改进，减少不平等问题。这是我的观点，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必须减少当前全球化模式对环境的破坏。

我们都知道，全球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推动了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国际分工导致了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组合。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增长则意味着更多的福利。但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也有成本，全球化既有赢家也有输家，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利益受损者。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照顾好中国的利益受损者。中国加入WTO后，其農业和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竞争的冲击。中国需要应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在开放领域。中国不需要照顾美国、欧洲、日本或韩国等经济体的利益受损者。这与他们的国内制度有关。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好，比如拥有庞大社会保障和救助网络体系的欧洲。即使是在欧洲内部，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这些国家有着相同的贸易政策，但是在国内制度方面有所差异。

总体来说，中国的最优方案仍然是保持市场、科学技术、社会的开放。但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涉及国内和国际关系的调整。中国经济在以下五个领域可以进一步开放。

第一，制造业。中国贸易加权关税跟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但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当然，对于中国国情的界定也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按规则开放市场，关税不是唯一障碍，大部分问题是非关税措施。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确保中国制造企业和外国制造企业开展公平竞争。

第二，服务业。中国已经开放了一些行业，但比如说服务业中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数字化行业，目前的开放程度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第三，政府采购还有空间。中国目前只放开了10%的政府采购市场。考虑到中国的体量，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提高开放水平，将能较大程度提高贸易开放度。

第四，国有企业、补贴、贸易壁垒问题。中国下一步的开放，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有其他扭曲竞争的地方，比如补贴，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我们知道有的补贴是出于正当理由，但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五，投资对等或互惠。在贸易方面，完全对等不是一个正确的原则，WTO也有相关规定，要认识到各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不同。但我认为这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投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都应该按照对等原则来执行，这也是美国、欧盟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试图达成的目标，尽管谈判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也是中国跟美国的BIT谈判或者跟欧盟的谈判都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当然，我并不是说导致谈判停滞的责任都在中方，但我们要认识到投资领域的对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吴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