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1919～1949）

王海军

【关键词】革命话语  话语体系  红色歌曲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4.002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史进程中，其话语形态大致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和“改革话语”的逻辑演进，话语的演进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艰辛探索。在百年话语形态的逻辑演进过程中，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利用标语、歌曲、口号等各种话语载体普及革命话语，积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这些话语载体中，红色歌曲成为建构革命话语的一道独特景观。通过在歌曲中植入生动形象的革命语汇，把抽象革命理论转化为百姓日常生活表达，以独特艺术形式实现了革命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成功对接，为红色音乐赋予了独特的政治功能。当前学界关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的红色歌曲已有初步研究，但主要是从音乐学科展开，而从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展开的研究较少，对该时期红色歌曲革命话语建构的逻辑演进等方面的史料挖掘不够深入，对红色歌曲建构革命话语重要作用的探讨有待拓展。笔者试图对红色歌曲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当前党领导文艺事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视阈下革命话语建构的语境分析

红色歌曲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特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该时期以红色歌曲为载体建构革命话语，有其丰富的理论、历史与文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提供重要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主要涉及文艺与政治、革命等方面内容，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无产阶级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年代，作为艺术重要表现形式的革命歌曲，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和革命威力，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经常通过组织唱歌、朗诵等文艺形式支持欧洲革命活动，多次运用革命歌曲驳斥敌人。他们对革命歌曲的重要艺术价值作过深刻阐述，强调无产阶级要重视并发挥革命歌曲的独特政治功能。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作出高度评价，认为革命歌曲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反对私有制社会”[1]。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就重视革命歌曲的宣传作用，主张把革命歌曲当作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工具，他赞誉《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2]。

革命文化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革命文艺的发展走向，为我们党以红色歌曲为载体建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艺工作的提倡与重视是根本保证。革命文化推动革命实践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红色歌曲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效能，通过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推动了红色歌曲革命话语的建构。

党在成立初期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就重视发展红色革命歌曲，制定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要求利用歌谣对广大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强调红色歌曲在革命话语宣传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运用包括“歌谣”在内的多种政治宣传方式[4]，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1928年，党的六大颁布《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对工农进行政治宣传的方式“最好编成歌谣韵语”[5]，认为“歌谣插画更胜过长篇大论的文章”[6]。后来在《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1930年5月）等相关文件中，也强调了红色歌谣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党中央结合复杂抗战局势，通过制定系列方针政策，使红色歌曲在边区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歌曲革命话语的建构。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1938年5月）、《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等文件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等，深刻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对抗战事业的重要作用，为边区红色歌曲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

音乐工作者群体的丰富艺术创作实践是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的革命话语建构与普及，离不开瞿秋白、李初梨、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等广大音乐工作者群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他们将革命话语与大众话语有效对接，以丰富艺术实践为党的革命话语建构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推动下，音乐工作者群体对红色歌曲的社会功能和革命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推崇以“歌曲革命化”为导向的话语建构，积极参与到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中，推动了根据地文艺的大众化。例如，瞿秋白谱写了《抗日五更调》《东洋人出兵》等多首歌曲;郑律成创作了包括《延水谣》《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等在内的许多红色歌曲;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国际青年进行曲》等系列优秀作品。此外，吕骥、聂耳等音乐人还组织了“歌曲研究会”，探讨红色歌曲的革命话语改编。吕骥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探讨了民间音乐的范围和分类，成为研究民间音乐的重要文献。除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群体外，我们党还非常重视民间艺人，因为他们是民间文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7]这些农民艺人用传统陕北信天游的曲调，新填词谱成新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农民孙万福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现场即兴高歌产生的，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还报道了汪庭有、李卜等一些有影响的民间艺人。

对传统歌曲的革命化改编成為活力源泉。我国民歌体裁丰富，为红色歌曲的创作提供了活力源泉。通过“旧”曲“新”唱，对地方性民歌进行革命话语编码和渲染，有效传播了党的意识形态。没有深厚的民歌传统，就不会有红色歌曲的产生。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旧曲填新词”成为红色歌曲革命话语创作的重要方式，“它的形式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8]。当时根据地许多红色歌曲都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中国民歌曲调基础上通过革命话语改编创作而成，把党的革命思想浸润到歌曲当中，颇具民族特性和中国气派。

在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山歌成为红色歌曲的主要曲调来源。苏区军民在借鉴传统曲调的基础上，创作了《十送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十二月农民苦》等大量红色歌曲，推动了革命话语的宣传与普及。改造旧文艺，创作新文艺，使文艺服务于革命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延安时期，音乐工作者对红色歌曲的创作也借用了民歌曲调。安波的《拥护八路军》《拥军花鼓》是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的基调填入新歌词改编而来;贺绿汀的《垦春泥》借鉴了湖南花鼓戏音调;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和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都是在民间分节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军民大生产》是用“唐将班子”调填写的，《十二月生产》《慰问子弟兵》则是借用“打黄羊”调填写的，等等。

红色歌曲革命话语建构的逻辑演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是同步的，红色歌曲的革命话语建构主要经历了萌芽初创阶段（1919～1927）、初步成型阶段（1927～1937）和成熟发展阶段（1937～1949）三个时期。

萌芽初创阶段：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与理论逻辑看，歌曲的革命化改编发端于五四初期，当时以呼吁民族觉醒和歌颂革命为主旨的“歌谣运动”是红色歌曲的发轫。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歌曲的收集和整理。1918年2月，周作人、胡适等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集、研究、推广民间歌谣的文化活动，以此推动了革命话语的创作和传播。他们成立歌谣征集处，搜集和整理民间歌谣，带动和引领了一场全国性的歌谣运动。在此影响下，各省报刊纷纷开辟“歌谣”专栏。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对歌谣征集活动作了初步总结：“我们征集了几年的歌谣：现在差不多二三千首，再拿地方来说也有二十二省。”[9]他们对歌谣进行革命化改编和创作，宣传反帝爱国，以唤醒国民。在“歌谣运动”中出现的歌谣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成为歌曲革命话语建构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1923年11月，我们党制定《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提出“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10];1926年7月，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革命宣传“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11]。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工农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红色歌曲，如《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五一劳动节》《农民苦》《农会歌》《黄埔军校校歌》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歌曲是《国民革命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口号。该时期的红色歌曲大部分是采用民歌、学堂乐歌和外国革命歌曲现成曲调填词而成，话语主题是宣传反帝反封，号召广大工农投身革命。

初步成型阶段：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开始建设自己的革命文化，利用红色歌曲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战争动员。该阶段红色歌曲的革命话语建构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1929年1月，毛泽东以歌谣体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指出了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革命歌谣简直没有”[12]，为此，《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革命歌谣[1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艺术局，专门管理苏区文艺工作。随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建立起俱乐部、列宁室等各种文艺团体和文艺学校，这些文艺团体和学校的设立是中央苏区红色歌曲进入成型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为推动红色歌曲的普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苏区主要报刊经常登载征歌启事，还有一些歌集印刷出版，如1933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发行的《红军歌集》，《青年实话》编委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歌集》等。这些歌集广受欢迎，印数多达2万多册，“风行一时，一下子就销完”[14]。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红色歌曲的革命化改编形成高潮，苏区工农大众创作了《送红军远证》《告别爱妻》《欢送红军到前方》等大量以参军支前为主题的歌曲，极大推动了歌曲的革命话语建构。

成熟发展阶段：从全面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该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在民族危亡之际，需要用高昂的歌声痛斥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此唤醒和动员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色歌曲的革命话语建构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我们党借助红色音乐载体，传递痛击日寇和国民党的革命话语。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音乐工作者们用音乐来动员、组织和教育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他们主张大力发展国防音乐，如元留在《边区的国防文艺》中提出，“笔杆也等于枪杆，文艺是斗争的武器”[15]。当时冼星海、贺绿汀、吕骥等先后领导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音乐社团，成为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此外，音乐家任光于1937年初在法国组织了“巴黎华侨歌唱团”，在国外演唱抗战歌曲，宣传中国抗战。音乐工作者们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延安颂》《游击队之歌》等大量动员民众抗战及描绘抗日军民火热战斗生活的红色歌曲，“我们利用这些大众的作风、韵调和格式，不但能使我们新生的文艺充分地收到抗战动员的效果，而且也会因此使我们的文艺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并且会变成真正的大众文艺”[16]。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创作的高涨，一路推动了革命文化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赋予了革命斗志。

红色歌曲革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党向根据地广大民众传播革命思想的有效方式。歌曲的革命化建构，将具有鲜明革命特征的政治话语如政党意识形态等融入到红色歌曲之中，有效宣传了党的革命理论。

宣传党的革命理论与方针政策的革命话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红色歌曲为载体掀起了一场话语革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形势发展需要，通过红色歌曲有效宣传了党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党以红色歌曲为载体，对党的政治理论、纪律规范、方针政策等进行了话语建构，形成了易懂、易记、易传的大众性话语。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十大纲领歌》《红军三大任务歌》等红色歌曲，通过“工农兵专政”“民权革命”“杀劣绅”等生动话语，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朴实、形象的革命话语表达，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提高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度。其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词作者就是毛泽东，他借用了《土地革命成功了》的音乐曲调，向根据地军民宣告党领导下军队的严明纪律，歌曲一直伴随着革命军队的成长和壮大。

延安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抗战和经济建设。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等抽象革命理论，借助“坚壁清野”“双十纲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生动话语，有效融入到《拥护双十纲领》《双十纲领第十二条》《财政经济政策好》《肃清伪钞巩固边钞》等红色歌曲之中，进一步提高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歌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领袖的革命话语。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政权受到百姓群众热烈拥护和赞誉。共产党是根据地劳苦大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有人民的翻身解放。百姓爱戴党和革命领袖，在《恩人毛委员》《毛委员恩情似海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人民救星人民爱》等红色歌曲中，通过“共产党成功万万岁”“歌唱毛泽东”“毛主席最亲”“共产党是我们至亲人”“救星毛泽东”“红太阳”“恩情似海”等大量朴实的革命话语，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领袖，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无比爱戴和崇敬。如《毛委员恩情似海深》歌词中的“只因有了毛委员，童养媳才能抗起枪。毛委员恩情似海深，亲爹亲娘比不上”[18]，表达了苏区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激赞颂;又如《人人歌唱毛泽东》歌词中的“盼星星，盼月亮，好像娃娃盼亲娘。盼啊盼，泪水淌，数着指头盼中央。喜讯传，中央到，乌云驱散红日照。扭秧歌，迎新人，人人歌唱毛泽东”[19]，刻画了根据地人民对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同边区人民共同发展生产，建设边区经济的火热生活热烈期盼和美好心声。

抨击旧社会黑暗统治、歌颂根据地新生活的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以控诉旧社会黑暗统治、歌唱根据地新生活为题材的红色歌曲，该题材的朴实革命话语表达使根据地老百姓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终目标。如《血泪的控诉》《贫农自叹歌》《农人歌》《打老谭》等红色歌曲，将对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控诉进行口语化和大众化表达，以“鬼门关”“穷工农”“做牛马”“冻死骨”“三把刀”“真可恨”等大量生动的革命话语揭露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压迫与剥削，极大提升了根据地群众的革命觉悟，启发动员民众跟着共产党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根据地建立后，百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南泥湾》《分田歌》《阳雀一叫百花开》《兄妹开荒》《生产谣》《生产运动大合唱》《八路军开荒歌》《生产四部曲》《一籽落地万粒归仓》等许多歌曲，以“凤凰展双翅”“红军百姓一家人”“陕北江南”“生产舞”“大生产”“开荒”等生动语汇，记录了农民翻身后军民共建幸福家園的喜悦心情。歌曲《南泥湾》赞颂了三五九旅开荒生产的事迹，1943年2月，毛泽东将三五九旅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大生产运动中的第一个秧歌剧《兄妹开荒》，原名为《王二小开荒》，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歌颂了边区军民的新生活。

鼓动入伍参军、支援革命战争的革命话语。鼓动入伍参军，支援革命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革命事业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以红色歌曲为媒介，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武装等革命理论进行了大众化表达。《送郎当红军》《妹送哥哥当红军》《石榴开花》《劝夫当红军歌》《十里坡》《送红军上战场》《保家乡》《抗日的兄弟杀敌忙》等大量宣传号召参军的红色歌曲，用“不立功劳不成亲”“当兵就要当红军”“专心革命走天涯”“石榴开花心里红”“劝夫当红军”“送情郎”等歌词，刻画了苏区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依依惜别之情，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20]，反映了根据地老百姓支援革命的高度思想觉悟。

其中，《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一首节奏欢快的红歌，歌颂了苏区群众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意义，积极参军上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而《送情郎》和《送郎参军打日本兵》两首歌曲，则通过“妻子的叮咛”，描绘了根据地民众对抗战的无私支持。该类歌曲有别于传统情歌，是建立在革命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新情歌，通过革命话语改编，彰显了鲜明的革命特色、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

歌颂根据地新政权的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建立的新政权受到百姓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都发生了积极变化。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领导下的军队，这在当时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歌唱苏维埃》《全苏代表大会歌》《人民政权苏维埃》《民主的歌儿到处唱》《热爱人民新政权》《民主政权歌》等诸多红色歌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民主选举”“人民政权苏维埃”“歌唱苏维埃”“翻身掌政权”“民主政权”“遍地红花开”等红色革命话语生动刻画了根据地百姓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建立的红色政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政权苏维埃》这首歌曲描绘了苏区群众的美好新生活，表达了百姓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热情歌颂和衷心拥护。当时许多歌曲生动记录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情形，如《全苏代表大会歌》等，尤其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又名《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流传久远，歌词“八月桂花遮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21]，表达了苏区人民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主人的美好生活向往之情。

红色歌曲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中的社会价值

红色歌曲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动实践，其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红色歌曲对根据地军民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色歌曲作为音乐和革命精神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历史任务，单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的，需要联合其他更多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参加到伟大革命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领导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首要目标就是要争取农民阶级加入革命队伍，红色歌曲成为了我们党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的重要媒介。

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指出：“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22]红色歌曲创作主体中，尤其是党的政治宣传部门，借助歌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运用红色歌曲所具有的革命功效教育引导根据地军民，有力增强了他们坚强的革命意识。

红色歌曲对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红色歌曲在党领导的革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党从革命文化战线上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形象的话语表达，将抽象革命理论浸润于红色歌曲中，有效解决了党的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红色歌曲的革命化建构与表达，服务于党领导革命战争的需要。经过改编的红色歌曲，宣传了党的革命理论，坚定了民众革命必胜的信念，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推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武器。

红色歌曲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繁荣积累了宝贵经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红色歌曲的初步探索，为党的文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红色歌曲作为党的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话语”的建构和大众化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养料。其革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引着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艺术创作。作为边区的最高文艺院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无论在音乐教学课程的设置，还是从实际教学计划的具体实施，抑或专门音乐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有着重要里程碑意义。该院培养了大批党的文艺理论干部和优秀音乐家，如歌唱家李波、王昆、孟于、莎莱，作曲家郑律成、陈紫、庄映、王莘，音乐理论家李凌等。这些音乐家是推动中国音乐教育的时代践行者，他们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理论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14）

注释

[1]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页。

[2]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

[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

[4]《中央复湖南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5]《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1页。

[6]《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为解释中央五十六号通告而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

[7]《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2页。

[8]《发展革命的文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0页。

[9]常惠：《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歌谣周刊》第1号（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1922年12月17日。

[10]《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11]《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12]《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13] 《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14]《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征求山歌小调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

[15]元留：《边区的国防文艺》，《战地》，1938年3月第1期，第11页。

[16]柯仲平：《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18]危仁晸：《江西革命歌谣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19]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16页。

[20] 胡建军、林若宇：《江西苏区音乐史（二）》，《江西文艺史料》第13辑，南昌：江西文艺印刷厂，1992年，第71页。

[21]叶照青：《中国歌谣集成：河南商城县卷》，河南：商城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0年，第32页。

[22]《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3页。

责 编/张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