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生态圈中的市场与政府

张文魁

随着资本报酬的下滑，我国经济必将更加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科技创新、科技攻关的地位越发重要。然而，创新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和奥妙。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产业界的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市场和政府在生态圈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不认清、不掌握这一点，促进创新的意愿就未必能顺利实现。

产业创新及产业创新生态圈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又含混的概念。我曾经把创新分为熊彼特创新、伽利略创新两大领域，熊彼特创新是一个很大的圆圈，而伽利略创新则是一个小得多的圆圈，这两个圆圈有一部分重合及接壤，这部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因素。这部分创新，既不同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不同于企业单纯的市场开拓、经营模式调整，虽然以可实现产业化的科技创新为主，但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供销链条部署、市场开发行为等，我将其归纳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概念区分并不容易说清楚。狭义的科技创新，似乎等同于伽利略创新，但事实上，人们认知和谈论的科技创新，往往与产业创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广义概念。产业创新主要是在产业界的研发机构里，甚至在车间里，由各色各样的人物完成。甚至纯粹的伽利略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有很多是由企业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完成的，与产业创新有着极大关联。因此，尽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无疑应该是强化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比大学里面、研究院里面的创新要复杂得多。产业创新需要企业和包括创业家在内的企业家发挥巨大作用，需要市场化的、规模化的产业发展循环作支撑，需要很多组织与个人的合作、协调、竞争，而且往往涉及到资本、金融的深度介入，以及重要客户、潜在用户的参与。当然，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对于推进产业创新也是有益的。这些因素、这些力量相互结合和相互交织，并形成一种气氛或气场，就会构成产业创新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远比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所分析的“大卫-歌利亚共生态”更丰满、更复杂。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产业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

美国的苹果智能手机就是本世纪一项重大的产业创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构筑了一个相互溢出且强韧有力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这个生态圈涵盖了液晶显示技术、触摸屏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纳米级芯片技术，还有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设备和工模具设计，各种应用场景，以及大量的相应软件等，同时还黏结了大量的粉丝用户并构建了强大的互动机制。在這个生态圈中，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有关人员参与其中。即使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产业，仍然在推进重要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生态圈的构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现在正在快速推进颠覆性的产业创新，就是新能源与互联网、智能化相融合的创新，这个领域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正在推进的产业创新，颠覆性并没有那么强，如空调行业的变频化与智能化、信息化、互动参与化的组合，但也在向生态圈方向演变。

基于市场的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际上重要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所联结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以及相关资源和人群，不但遍及一个国家的许多行业和领域，而且越来越跨出国界范围，形成全球性的创新网，例如苹果手机的创新网，既包括美国本土的很多企业，也包括我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手机组装企业、芯片代工企业，还包括欧洲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软件及内容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举国力量，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举世力量，在成就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当中，不管是举国力量还是举世力量，都会充分借助市场内在的责权利界定、分工合作、竞争互促的机制，使创新能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更好地配置风险，这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尽量多的力量，包括国内力量，也包括国外力量，拉进产业创新生态圈之中。其中的圈主企业，有着巨大的黏结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定价力和估值力。

可能会有很多人青睐政府力量在促进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特別是相信政府力量就等于举国力量。的确，行政手段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产业创新方面，如果单纯或者主要诉诸行政手段，就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产业创新需要以商业化使用来获得经济效益，需要以大量客户购买来衡量效果，需要以市场占有率来检验成败。

与很多人的想当然相反，市场机制恰恰是一种举各种资源、集各种力量办大事的机制。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机制有着冲出本企业界限、本行业界限、本地区界限以及本国界限的天然本能，所以市场体制就是一种举国体制、举世体制，使得产业创新生态圈带有跨区域和跨国色彩。如果过于依赖政府力量、行政手段，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产业创新生态的退化。

政府不宜过早排斥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的多样性

不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如果能恰当发挥政府作用，的确可以使产业创新的事情办得更大、更快、更好，也可以助益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且不说基础研究领域的伽利略创新，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即使是产业领域的应用性研发和商业化使用，政府也可以适当方式投入资金，并发挥一些协调乃至组织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尽管如何把握尺度和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轻而易举。

一项值得更加重视的政策措施，就是政府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这项政策尽管也有它的缺陷，譬如与创新供给激励政策一样，也很难避免寻租和造假，但相对来说要好得多。政府当然也应该加大对创新供给方的资助和支持，特别是对于基础研发和学术研究的支持。政府还可以在研发合作、创新联盟的形成方面发挥一些协调和组织作用，重要的是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防止借助政府资金、政府采购、政府影响力和政府权威性来排斥竞争、排斥多种可能性，这样才有利于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引导产业的地理布局，从而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使得基于集群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能够更好地发展壮大，因为产业集群和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结。

但是，在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创新领域，特别是产业创新领域，政府过于积极的不当介入，反而会扭曲所谓的“红色皇后博弈”的收益结构，对于创新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好处。必须警惕，產业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是否会导致对多样性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的排斥。

在这样的创新领域，政府即使要给予资金支持和订单支持，也不宜过于向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倾斜，特别是不宜过于匆忙地将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设置为官方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倾力支持特定企业。因为对于这一类的产业创新，最终是哪一种路径、哪一种技术、哪一项产品能够成为主流，能够赢得市场占有率，不但政府不知道，甚至特定企业自己也不知道。

产业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需要市场机制来举力量、聚资源、探路径、验结果、配风险，如果扭曲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创新联盟、创新生态圈，最后也陷入被动局面。

政府和特定企业都难知晓未来的主流技术和“脖子”在哪里

对于追赶型、改进型的产业创新，政府可以给予多一些明确支持。许多这类的产业科技研发活动，包括攻克所谓“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研发活动，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创新，而算是“创旧”，即已经有其他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掌握了这种技术，但本企业、本国需要掌握这种技术，并作适应性改良和提升，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攻关。这类科研攻关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全球技术封锁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还是要着重指出，如果是产业领域的科研攻关，仍然不能忘记商业化使用、大量客户购买、市场占有率这几个关键词。必须意识到，对今天“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即使圆满成功，也不能保证明天不出现新的“卡脖子”技术，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明天的“脖子”在哪里、是什么，试想在20年前，不管是政府，还是特定企业，怎么会知道极紫外光7纳米光刻技术将是“卡脖子”技术？

因此，从各个维度来检视，的确很难得出一个关于政府支持产业创新的明确而精准的公式。如果有这样的公式，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一目了然、明白晓畅，那产业创新就成了很简单的事情。但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产生效力，的确应该以市场基础，即使不排斥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仍然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即便以促进者的姿态介入到产业创新生态圈，也有可能混杂着不当规制和要素错配，从而产生行政性进入壁垒、偏误性技术引导和低效性资源使用。当然，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基础研发。也就是说，在伽利略创新方面，政府更容易发挥直接支持作用。不过，对于这个“支持”的界限，共识就少得多。教育的确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如果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将教育往高强度填鸭、以标准答案定乾坤的方向引导，那未必有助于提高创造性、创新力。同样，基础研发也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来看，政府角色应该越来越局限于资金资助，应该越来越少地介入研发过程，甚至越来越少地检查资金使用去向和资金使用效果。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资金提供者怎能不管资金如何使用、产生什么成果？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就是那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创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领域开拓，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开拓何时突破、是否会形成产业。

当然，政府不能容忍拿着大量政府资助而长期没有创新成果。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也许就是政府选择资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钻研方面有着良好诚信记录的学术人才、研发人员。果真这样的话，不投机造假、不偷懒耍滑的诚信资本将会成为创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