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曲江公共园林及其游赏活动历史探颐*

贾慧子 王劲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引言

唐王朝在隋宇文恺所建的长安城基础上历经289年的风霜雨雪，其艺术文化乃至规划理念的影响力向世界辐射出亘古不灭的力量。曲江池最初的开凿疏浚是为了弥补长安城东西长，南北短的堪舆劣势，之后隋文帝对此地之景甚感满意将其纳入皇宫御苑。经由唐玄宗对其园林活动的进一步扩展，成就了曲江池流芳百世的千古盛名，并成为中国园林史上颇具规模的公共园林的典范。后逢安史之乱，虽后世加以修缮企图重复当年之盛事，奈何池林台榭皆已归于丘墟，其太平安宁之景亦水流花谢，难以回溯。

1 曲江公共园林历史沿革

曲江池由于其水流屈曲的水势，被命名为曲江。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皇家囿苑，隋文帝迁都之后着迷于水雾漂渺的曲江之景，因恶其“曲”，并因其多栽有芙蓉花，更名为“芙蓉苑”。唐代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着外邦来朝，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礼制社会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崩塌，私有所属的园林空间亦随之向公共服务设施所转变。从唐中宗、睿宗时期芙蓉苑在皇帝诏许的情况下被用于宴饮群臣和接待外邦使者，玄宗时期的赐宴人群还包括秀士登第者。在唐代王侯将相频繁的游园风尚和开放的城市文娱活动的带领下，曲江池的面积由汉武帝时期周回六里余急速扩张至周回七里，占地三十顷，游赏的时间与地点亦随之增加[1]。

2 曲江公共园林水系连通及其景观

唐长安南郊风景区的供水多取自于黄渠，最初由唐高祖武德六年时开凿，初时开挖的渠道尚未有玄宗盛唐时期充沛的水量，但自终南山引水的流经形式尚有雏形。唐玄宗时期为了进一步扩充曲江，自城南开凿黄渠，从城外包之入城，补充芙蓉园的水源。

对曲江风光最直观的阐述从李昭道的《曲江图轴》中足以望表知里。《曲江图轴》以浓丽古朴的“青绿为质，金碧为文”，反映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时代特徵。画面整体以东部芙蓉苑为主景，以波澜壮阔的曲江池为中景，以地势高爽的乐游原为远景，描绘了一幅曲江三日举国游赏的盛况之景，所涉及的场景不仅包括了觥筹交错的官宴，万邦来潮的国宴以及文人雅集的进士宴，另外采用散点透视法将远处乐游原春日踏青趣景巧赡精致地展现给世人。池畔的滨水建筑以高台式楼阁建筑群落为主景，多层台基用来衬托主体建筑群落的庄严肃穆，在露天舞台之上筑有八角攒尖式亭阁建筑，左右配殿多重檐歇山顶楼阁并以回廊相连，高低错落的建筑组群在画面中形成华丽的曲线，檐角处的上翘在雄伟壮丽的宫廷建筑之中增添了一丝活泼。

图1 （唐）李昭道 曲江图轴（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曲江公共活动

唐代中期经过开元盛世的长安城，在世界各国多样化文化和商品贸易高速发展的冲击下，冲破了封闭内向的封建枷锁，形成多元化、开放化、雅俗共享的城市文化，对公元8世纪众多遣唐使及各国使节所仰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对日本奈良时期平城京的营建及9世纪日本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力。平城京东南角的“越田池”（又称“五德池”）被认为模仿唐代城制的有力证据之一。弘仁三年(812年 宪宗元和六年)嵯峨天皇在平城京神泉苑内开启了重阳宴（又称九日宴、菊花宴）之滥觞，于九九重阳节之时令文人吟诗比兴，设置宴席并有差的追加赏赐。与曲江诗宴相似，通过君民对酒吟诗缓解阶级矛盾，塑造与民同乐的和谐之景。

曲江片区的公共游乐活动是在皇家雅文化带领下与大众世俗文化的结合，直到唐代末期文宗时期依旧流行于上流社会。上到国宴的举办，下至市民游赏行为的自发性展开，无一例外涉及政治权利的更迭、市场经济的兴盛以及主流文化的熏陶，其活动的展开需得到皇帝的诏许。基于曲江公共活动以皇家文化为主导，下文将曲江的活动分为国宴及官宴、进士宴、市民集三种活动[2]。

3.1 国宴及官宴

国宴最直接的目的在于盛大节日来临之际的欢庆，其盛况空前的热闹气氛表现出巍巍中华的大国风范。参与的对象以外国来华使者、官宦和藩王为主，在极尽奢靡的酒食美色之中赐宴于曲江池畔的曲江亭中，兴致盛之余邀请及第进士、百官僚署进入芙蓉苑一同享用。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东女国国王赵曳夫送质子来京朝拜，曾令宰相已下共宴于曲江。据《新唐书》中记载，东南亚古国室利佛逝、吐蕃王曳夫、南诏王丘佺进贡均得到了当朝天子赏赐的酺醵。从李昭道《曲江图轴》中人物虽豆人寸马，依稀可见身穿异服的外邦使臣，在宦官的带领下神态谦卑的前往觐见。

曲江作为长安公共活动最集中的片区之一，不仅作为长安市民自发游乐活动和举国同欢的目的地，同时充当笼络朝中诸王群臣，赏赐安抚为政治用途。分领唐长安城东西的长安县与万年县将其视为争权夺利，一展雄胜的机会，“锦绣珍玩无所不施”。上巳节又称为“中国情人节”，作为皇宫御苑与后宫嫔妃嬉戏打闹之所，想必对于久困于深宫之中的嫔妃以至于女婢而言，都是难得的游赏宫外之景的良机，而对于尚未出阁的女子而言，定要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可寻觅才华横溢的佳人。玄宗时期作为大唐游玩风尚的高潮，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饮酒赋诗，在唐诗发展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白居易的《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乐状》、杜甫的《丽人行》、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等人的诗文均可一窥曲江官宴之盛大。

除了三个重要节日时期的宴饮活动，另外在四月初一又别赐樱桃宴，樱桃果期常于五月之后，但芙蓉苑的樱桃四月便可采摘，早在汉代便有“勅取樱桃，献宗庙上”之源，后有汉眀帝以樱桃夜宴群臣之旧制。眀帝以赤红的赤瑛盘为器皿载以汁香味浓的樱桃，赤盘与赤樱混为一色，群臣亦乐之曰“是空盘也。”唐代承其制，供奉宗庙之后便大摆酺宴，皇帝特“命侍臣升殿食樱桃，并盛以琉璃，和以杏酥，饮酴醿酒。”洗净的樱桃装至琉璃赤盘之中递于朝官，又以酴醿花酿成花酒，和以果脯、杏酥，群臣“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描摹了一幅樱桃宴群臣毕和，觥筹交错之写真[3]。

3.2 进士宴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被誉为人生快事，受及第后的喜悦氛围的影响，使得进士狂欢的场所成为长安城内极具向心力的文化片区，由此形成远及东洋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节点。及第者在礼部南部放榜后，首先在大明宫光范门云集谢恩并参谒宰相，之后来到杏园探花，至雁塔题目，后举办曲江关宴。在杏园宴中会选取两名青年才俊作为探花使采集长安城内最妍丽的名花，此时唐长安的各类园林均为大众开放游览以方便探花使寻觅，城市园林的公共性达到鼎盛。豪客园户甚至每年都会围栏移木，汇簇芳丛，等待探花之时摆置于门前供探花使挑选，更有藏匿名花的惩罚。为了奖励新进状元，皇帝在宴会之中邀请进士共赴芙蓉园赋诗作乐，园中“嘉树环绕，珍禽雾集”，进士们云集于曲江亭，或泛舟游乐，或饮酒狂欢，成为京城意象最为突出的一角。

从《曲江图轴》中舟游场景来看，游船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等级较低的人群乘坐的篷船，一种是王孙贵族所乘的画舫，船头乘有声妓篙工。从图中可清晰地看出承载量超出十人，游船尺寸疑似十米有余。舟船上种类繁多的歌舞依次表演，乐声震耳，鼓声惊天动地，面目酡红的进士们在此盛宴中醉卧于花丛之中，只见“绮陌香车似水流”。每年清明节前的寒食节，先是在宫廷内举行赐火仪式，后“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醾酒。”此时的曲江不仅是及第者庆祝的地方，更是承载着众多考生信念与梦想的场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曲江之所以成为名垂千古的风景名胜区，不仅得益于其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而是与士人文化交相辉映，成为以曲江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唐代文化世俗化的重要突破[4]。

3.3 市民集

曲江池每逢百鸟争鸣，娇音悦耳的春日，长安城人倾巢而出，纷纷前往曲江踏青，“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商贾将奇货丽物摆置于大街以便买家挥霍，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商品交易及经济繁荣。沿街商业及市民活动的高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位于群臣带薪休假之日，另一个时期则是市民自发游赏时间。玄宗时期大唐国泰民安，国家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后为中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以是唐玄宗寿辰，普天同庆，咸令休假。群臣在此日同进万寿酒，君臣互赠衔绶铜镜（千秋镜），以长寿带为名，视“献寿”之意，开启了唐代假期之盛。直至德宗时期，官员带薪休假，并鼓励春日旬休，每赐宴曲江皆别赐进绢、银两。在政府高层人员的带领和政策支持之下，市民阶层亦开始加入这一喜庆时刻，有利可图的商人鱼贯而出，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文化以及曲江风景线的发展。

除了伴随着旬休与进士及第的市民云集之外，每逢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市民自发组织的游赏活动在曲江风景区同样对唐长安的市民文化的兴起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三个节日时间间隔较近，上巳节早在初唐赐宴百官之前，便已有全民游宴之俗。早在二月二日都人便纷至沓来，于曲江畔拾取荠菜，作为祓禊祈福的必需品。时逢上巳，便一同祓禊畅饮，践踏青草，是以谓之曰“踏青”。男子们在江畔饮酒诗赋，女子们将荠菜花插于鬓边，“以荠花防油祝而洒之水中”，油花若“成龙凤花卉之状则吉”，又称“油花卜”，作为乞孕得子的风俗。在这之后的寒食节和清明节，又有绳橛之戏、秋千戏、镂鸡子、蹴鞠等君臣百姓同乐的风俗活动[5]。

4 结束语

大唐最大的城市园林片区形成以曲江池为核心的大型公共游乐场所，成为进士文人的狂欢之所，市民百姓的畅游之地，帝王与民同乐的宴饮之处，体现了科举制下文人展开的自下而上庆祝活动。在南郊风景区举行的初春踏青、曲江赐宴、杏园赏花、雁塔题名等活动成为唐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符号，其影响力辐射周边各国。唐代之后封建统治下突破阶级限制的开放性在宋代再一次达到鼎盛，但是国际性的交流自唐之后鲜有耳闻。曲江公共园林作为唐代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华夏文化标志，至今影响着日本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