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限到开放
——保罗·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认识论分析

孟翔宇，郑保章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18世纪，康德将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归结为先天的认识能力和后天的感觉经验。人们头脑中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先天知识和先天认识能力存在于感觉经验前，并且通过外部经验加诸于内在认知结构形成知识。康德的这一主张被许多进化认识论者公认为与自然选择理论非常相符。同时，康德在“现象”和“物自体”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现象”可知可证，而具有先验结构的“物自体”无法被逻辑和经验所证实，构成了对知识的基本限制。冈瑟·斯坦特(Gunther Stent)、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众多学者也从生物局限、认识局限、社会局限等不同方面提出了进化局限假设。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反对进化局限假设，试图回答康德哲学未涉及的先验结构从何而来的问题，关注认知结构的建构。在波普尔非完美主义的基础上，结合生物进化的史学视角解释认知进程，并补充了技术这一认知进化的重要动因，对技术进化总体上持乐观态度。

一、进化局限假设

迄今为止，人类对银河系、亚原子系统、基因编辑和考古领域的某些研究望而却步，对宇宙起源问题困惑不解，对人类未来命运忧心忡忡。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普遍承认认知障碍的存在。他们认为，当人类面对与进化历史完全不同的环境时，能力明显不足，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与外部进化经验截然不同的某些领域。也可以说，某些领域的认知受到来自自身或外界的限制，从一开始就天然地被排除在了人类知识之外。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存在哪些进化局限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必要，以及人类会不会在某些限制因素到达一定奇点后便丧失了进一步认知的资格。

(一)生物局限

在所有限制知识增长的因素中，生物局限被认为是最根本的。曾经用来对抗极端怀疑主义、增强人类认知信心的生物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令人困惑的一面。生物局限认为，首先，人类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衍生的，是进化的产物而非个体经验的产物，进化出来的认知和能力盖源于遗传因素并且将人类牢牢限制住。这种局限既包括基因结构的代代相传，还包括通过习俗、文化、信仰等在社会群体间代代相传。其次，人类本质上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类的认知结构和生物特征必然是适应且受限于自然和环境的。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特认为，人类在生物学上完全无法理解与我们外部进化经验截然不同的现象，而宇宙、量子力学以及内在自我等状态，可能因此永远以大量的悖论和不确定性来阻挠科学进程[1]。乔姆斯基从对“普遍语法”的研究出发，提出由于人类大脑在生物学上无法理解自身的某些运作方式，导致其不能充分识别“普遍语法”的组成部分，人的意志永远被包裹在神秘之中，“有机体的外部发生环境限制与其结构原则不仅参与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而且影响其进化”[2]。社会生物学家在对人类行为的遗传基础貌似客观的研究中，或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了一种基因决定论[3]。伍克提兹(Wuketits)关于进化认识论五条公设中最基础的一条肯定了认识不是“白板”，是缘于遗传而来的先天认识机制[4]。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综合论也突出强调有机体的性状是由遗传决定的[5]。

生物局限理论为人类的认知划分出了先天的一个范围，人类遗传获得的认知能力和自然环境是相互独立的。超出这个范围，人类根本无能为力。

(二)认识局限

对确定性的求而不得是构成认识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定性和基础主义追求自明的、基本的真理，无需其他信念支撑，其历史非常悠久。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本原的探求大都确定到水、火、土、气等某一具体物质。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家们对知识确定性的热情逐渐提高。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找到了无法继续怀疑的确定性——“我思”。胡塞尔通过把间接和不确定的知识悬置起来，得到了直接和确定的知识——纯粹意识。常识实在论者通过“这有一只手，这还有一只手”的解释，从直观的经验层面维护了确定性的合理性。如今，对确定性的追求也表现为对数据化和量化的迷信，对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心理和行为也追求确定的分析。人们每天不仅能看到气温、湿度的量化数字，还能看到心情指数等。更有甚者，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还能预测到一个人未来的犯罪指数。美国一些城市采用“预测警务”系统，通过算法分析哪些人有可能犯罪，以便提前加以干预[6]。难怪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说，当代人们是在数字化生存。人们尝试确切地认识事物，至少是无限接近于确切，然而每每不能如愿，人们便怀疑起了认识本身。

(三)社会局限

社会因素也常被认为是限制或阻碍知识增长的因素之一。它限制了人们最低限度能够得到的知识，某一领域的知识可能会因为社会无法提供或不愿提供足够的资源而走向匮乏。如广播在初期就曾因接收电磁波比发射电磁波的成本低得多而成为了只传播不接收的单向大众媒介，印刷物、书籍、电子媒介等也都有过技术不成熟和价格高昂的阶段。受到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双重制约，在各种现代媒介技术没有普及之前，它们无法为知识提供助力。

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到的物种拥有共同祖先的观点与《创世纪》一书中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相悖，一经出版就立刻遭到了英国教会的不满。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宗教因素，教会及学校一直以各种方式限制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到了近现代，一些高科技核心技术也会因政治、经济等因素，难以在国家或组织机构之间传播，造成巨大的知识鸿沟和知识生产率低下。如今，尽管再没有什么社会因素能够完全阻碍知识的发展，但其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哈佛大学教授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警醒世人注意：“社会因素是预加的暗喻，是未经检视的文化预设，是严重的障碍；对灵活的、生物进化产生的认知方式及对真理的追求，构成了严重的障碍。”[7]人类的进步始终掣肘于复杂的社会环境。

二、进化认识论破除进化局限假设

针对各种进化局限假设，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认识具有无限可能且始终开放地面向全人类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利于解放知识，为知识发展提供更多路径，为众多知识在前沿领域获得进步提供更乐观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为技术增强认知以及技术改变人类命运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保罗·莱文森接受了生物预适应原则对人认识的适用性，提倡波普尔的非完美主义认识论并坚信人类理性选择的力量。

(一)预适应原则超越生物局限

预适应原则是在超越自适应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自适应原则强调环境对生物体的影响是独立的和单向的，是环境与生物体之间一一对应的选择决定论。如达尔文在《兰花的传粉：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一书中阐述了兰花如何进化出吸引昆虫的适应结构，以及兰科植物如何由于适应异花传粉而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研究了诸如马蹄对草场的适应等生物对环境的适应问题，指出了自然选择可以还原为生物自适应。

相较于自适应原则，预适应原则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回应了困扰人们已久的性状突变和变异问题，而且看到了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美国古生物学家乔治·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看到进化过程中预适应普遍存在，为了使生物体在过渡到新环境的过程中生存下来，至少它的一些结构必须已经适应或预先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古尔德探究了鱼类下颚的进化过程。世界上第一条鱼没有下颚，然而下颚的出现和整个进化过程却不是从零开始的，一些骨头一开始就以其他形式存在着——支撑嘴后面鳃弓的骨头预先成为颚骨。预适应原则将生物体进化看成是动态发展的。

保罗·莱文森以预适应原则为依据破除生物局限。他使我们能够辩称，尽管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在环境中选择的，但从预适应中可以获得一种超越生物感知与超越传承的办法，使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环境的影响贯穿于生物体发展进化的整个过程，生物体不断适应环境，调节自身。与此同时，生物体也不断与环境交换信息，从而影响环境。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关注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自我调节与主动改造，提出的“盖娅假说”强调环境与生物的互动。由此可见，遗传链条不是困住人类认知的锁链，自然选择也不能排除生物体的主动参与。生物体有可能突破环境边界，突破DNA边界，突破地球和太阳系的边界，甚至有可能突破一切想象的边界。

(二)非完美主义认识论突破认识局限

虽然对于“知识的大厦如果必需用一块块实实在在的砖瓦垒砌，那么必定垒不高”这一道理很容易理解，然而在实际经验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寻找确定性知识，仿佛离开了确定性寸步难行。休谟很早就质疑过确定性的合理性，存在着的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能够推论出不存在黑天鹅。洛伦兹也看到认知进化过程的精确性会限制我们的知识范围。“当研究需要更精确的时候，我们并不惊奇地发现‘纯粹理性’的规律不仅彼此纠缠在最严重的矛盾之中，而且与经验事实也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物理和化学进入核阶段的时候。在那里，不仅空间知觉的直觉形式被打破，而且因果关系、实体和在某种意义上数量的(内在的)范畴也被打破。”[8]保罗·莱文森借鉴了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非完美主义认识论，并据此解决认知局限问题，为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找到了相对合理的替代品。

在众多领域中，非完美主义、猜想和试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同于康德以固定不变的先验为出发点进行静态综合，非完美主义认识论在互动中冲破认知局限。它承认我们天生的认识能力和理解力是不精确的、近似的、可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错的，并对任何条件下的确定性予以否认。非完美主义认识论主张现实中所有元素在原则上都是对人类理解开放的，尽管不一定必然形成真理，但这并不阻碍人类对科学的追求。进化过程中非完美主义的错误会使得知识的增长得以可能，为人类提供不断试错的不竭源泉和动力。相比对知识确定性和完美理解力的追求，这种看法带有更多的活力。失去了绝对真理保障，知识反而生长得更旺盛。

宇宙以及宇宙中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之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并且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测的。企图掌握一切知识或以确定性知识为基础的想法显得不可行，这种追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在永恒变化的世界中，知识的确定性相当于给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拍摄清晰而准确无比的照片”[9](P58)。在现代科技中也能找到依据，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同样提出了精确让位于模糊的观点，这是大数据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变革之一。

(三)理性选择消解社会局限

社会局限必然成为进化路上绝对的拦路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认为进化过程呈一条直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然则条条大路通罗马。保罗·莱文森划分了三个阶段：知识的生成阶段、知识的批判阶段、知识的传播阶段，继而考察了理性如何嵌入这三个阶段以及人类如何凭借理性选择消解社会局限。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例，在它的生成阶段，人类理性和技术可以利用他们更加合理高效地分析和计算知识的价值与现实性，可以在投入使用前反复进行模拟试验，帮助决策，降低社会资源无意义的耗损；在它的批判阶段，人们发现了其中的隐私安全、知识鸿沟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克服遭遇到的和意想不到的挫折，从挫折中对已有知识进行提炼、改造、重塑；在它的传播阶段，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的创新，其传播和普及的效率被大大提高了。

保罗·莱文森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一方面，因为理性在生物学上是必需的。人类进化至今，已经拥有了触觉、听觉、嗅觉、视觉等多重感官和思维、想象、记忆等多重能力。倘若没有理性居于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各种感觉方式就会成为“使人迷惑的高速公路立交桥”。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相较于无计划的进化，人类理性选择更不容易出错，也更容易在出错后进行调整，继而将错误转换成进化的动力。理性的自我超越机制使人不断前进，在理性指导下的技术补救功能也使得后继的技术能不断补偿以往技术的缺憾。

诚然社会局限本身无法完全消解，但透过保罗·莱文森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在社会资源不足或人为地不愿提供资源时，人可以对技术做理性选择，技术仍有路可走。理性不仅解放了认识的前进路径，也从根本上给予了人类获得知识的信心。

三、技术时代的进化认识论

在技术时代，进化认识论的无限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保罗·莱文森称每一种技术都有“补救性”作用，技术始终在不断进化。技术是人类的认识方式，是不断推动人类前进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技术是思想的物质体现，透过技术，人类才能将物质和思想融合。同时，技术具有存在论意义，它作为环境和背景不断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世界。

(一)技术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们对是什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有着不同的解读。有的观点认为人类生存的驱动力是适应。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后出现的物种必定优于先出现的物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也有观点认为人类生存的驱动力是偶然性。如辛普森强调偶然性和机会主义对生物进化的关键作用。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否认进化与进步的相关性。古尔德主张“所谓的进步，其实是建立在社会偏见和心理上的一厢情愿的谬见”[10]，进化既没有方向，也没有进步[1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生存的驱动力是互动。如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认为人类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能够和“盖娅”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12]。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关注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自我调节和主动改造，世界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变化的。

上述说法站在不同角度解读人类生存驱动力，但都是非技术的甚至有的是反技术的。保罗·莱文森赞同马克思“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说法，推动人类发展的必定是改造世界的因素。他肯定人类是不断进步的，有意识地把世界改造得越来越符合人性化趋势，是人类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在保罗·莱文森看来，人类生存的驱动力是进化、思想、技术(三点统一于技术之中)。技术不是简单工具，是人类的认识方式和推动人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它使人类从进化的产物变成生产者，从理解者变成创造者。

技术以其独特的力量，在不断进化中给思想赋予物质表现，将自己的思想延伸并注入物质世界，改造物质世界。其一，技术能够降低错误成本。面对肆虐的森林之火，面对可能有毒有害的地下考古环境等，技术可以使人类避免直面险境，很大程度上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技术通过自己的死亡代替了人类的死亡。其二，技术能够拓展生物结构。相对于达尔文式的“体内进化”，通过技术拓展生物结构的进化往往是一种“体外进化”。夏尔丹(Chardin)坦言，使用这些技术时，人们仅仅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继续着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麦克卢汉(Marshau Mcluhan)广为人知的理论——“媒介是人的延伸”认为，自人类出现以来，内在生物结构没有出现过巨大的变化，然而人类能力却有了惊人的飞跃。人类能够飞行，靠的不是进化出翅膀，而是从载人滑翔机到歼击机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其三，技术能够强化认知结构。一些技术可以直接增加我们的知识。如望远镜、显微镜增加了知识的范围；摄影、录音、录像等技术促进了知识长久、生动、准确地保存下来；广播、电视等技术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这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间、空间和我们的直接体验不成比例的局限。另一些技术可以通过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间接增加知识。如大数据、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它们将难以理解的环境、抽象的符号、混乱复杂的数据等转化为人类容易理解的形式，帮助人类思考和运算。

(二)“技术-世界”图式

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波普尔提出了他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其中世界Ⅰ指的是物质世界，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物理的状态；世界Ⅱ指的是心智世界(精神世界)，包括人的意识、主观经验、心理状态等；世界Ⅲ指的是心智产品世界(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世界)，包括客观知识、科学理论、艺术作品等。这三个世界是实在的、相互作用的，同时又是有层次的。世界Ⅰ先存在，然后是世界Ⅱ，世界Ⅲ在此基础上展开。

保罗·莱文森继承、修改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并重新进行了技术的物质表述。他看到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中，要么是没有给技术留下位置，如飞机、汽车等现代技术无法归入“三个世界”理论中的任何一种。要么是技术划分时出现混乱不清，如书籍这种媒介技术作为物质应归入世界Ⅰ，而同时又可以作为心智产品归入世界Ⅲ。保罗·莱文森认为应当给予技术恰当的位置，因为技术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物质和精神的冲突在技术中可以解决。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外化和物化，是思想的物质体现。

在保罗·莱文森全新的“技术-世界”图式中，“技术-世界Ⅰ”是由物质组成的，包括非生命物质和除人之外的一切有生命物质。“技术-世界Ⅱ”由人组成，尤其是人的大脑、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活动。“技术-世界Ⅲ”由人触摸过的或人造的物质组成，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是“技术-世界Ⅱ”作用于“技术-世界Ⅰ”的结果，也是保罗·莱文森最为关心的部分。前两个技术-世界只是对波普尔的世界Ⅰ、世界Ⅱ进行了微调。“技术-世界Ⅲ”则大不相同。波普尔的世界Ⅲ指的是心智产品，是世界Ⅱ的延伸，仍然属于精神范畴。保罗·莱文森的“技术-世界Ⅲ”是人造的物质，属于物质范畴。技术与世界的构成紧密相关。技术不是世界简单的外部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可以在世界中只添加技术，也可以在世界中将技术拿去。正如如果没有了人，世界就不存在一样，如果没有了技术，世界也会完全换了模样，这正是保罗·莱文森重新构建“技术-世界”图式所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说波普尔持一种“知识本体论”，那么，可以说保罗·莱文森是持一种“媒介技术本体论”。

保罗·莱文森的“技术-世界”图式弥补了波普尔未能将技术纳入其中的缺憾。可以看出，保罗·莱文森的“技术-世界Ⅲ”中，“技术不仅是知识的类似物，还是知识作用于物质可以感知到的物性证明”[13]。技术是人脑的具体表达，是心智“技术-世界Ⅰ”应用于自然界“技术-世界Ⅱ”而锻造出来的。作为“技术-世界Ⅲ”的唯一成分，技术享有独特的本体论地位。

(三)技术介入

技术时代的进化认识论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传统，将技术介入其中。技术进化认识论看到人们认识的现实世界除了需要经过一系列器官加工之外，还要一系列技术加工。

从狭义上讲，技术是一种对象与自我之间的中介。李曦珍提出，“媒介技术就是人类同外部世界进行合目的、有规律地变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一种中介性手段。”[14]它既可以是书籍、电话等实物，也可以是语言、符号等非实物。媒介本身就有在中间(in the middle)的意思。人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存在于任何一个超越语言、符号、物质等中介的世界。一方面，通过技术作为中介，人可以改造异己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也在改造人类自身，“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9](P15)

从广义上讲，技术不仅是中介，还是将主体和客体也包含于其中的环境整体和社会实践。保罗·莱文森赋予广义的技术以与海德格尔“用具”相似的基础存在论地位。技术的介入犹如海德格尔的“去远”，技术作为一种隐而不显又无处不在的背景和环境，把世间万物带到我们近旁。正如庖丁在解牛时或者人在看电视时常常遗忘了周遭的一切，遗忘了正在做的这件事也遗忘了自己。人通过媒介技术与世界照面，与世界打交道。庖丁解牛的关键技术要素不只是庖丁手中握着的刀具，而是包含了庖丁、牛、刀具、当时的场景以及这个成语形成的意义整体。看电影的媒介不仅只有电影本身，更是包含了电影院、观影者、电影院营造出的观影氛围、电影本身等一系列要素。

技术的介入并不是在主客体之间简单地增加一个认识工具，使之相连。它的意义更体现在使用和技术作为整体环境中。当技术处于上手状态的时候，例如，人们通过眼镜去看清东西，或者用锤子捶打东西的时候，得心应手，以至于浑然忘我，此时它的价值和本性正在展开。

四、结语

保罗·莱文森从进化认识论具有无限可能的角度切入，阐释了技术进化认识论，为人类更好地利用技术武器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论准备。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生成了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工具和技术的能力，知识不再局限于头脑中，只有当被技术体现之后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人脑往往凭借已有知识进行加工运算，但如果考虑到我们已有知识的不完美、认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及技术的帮助，就能给这些加工运算开启一个后门，为进化提供更多活力。技术的无限可能没有宣称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不是对未来乌托邦式虚幻的承诺。它是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人类和世界。恰如保罗·莱文森所言，“我并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但我不会使用‘乌托邦’这个字眼，因为技术所带来的文明的进步实实在在正在发生，正像我们不会说生物进化是一种乌托邦一样。再次强调，我所做出的这一判断，是建基于对于技术进化过程的一种总体性的观察。”[15]

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曾经感叹，与整个宇宙相比，人类不过是一棵有尊严的思想的苇草。技术进化认识论发现，人与宇宙之间的不相称大大降低了，人类这棵苇草的尊严真正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真正飞跃了。当然，这并不代表人类可以控制一切，可以对技术不加提防地滥用，海德格尔说过：“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16]。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风险，如因技术带来的认知增强可能造成安全方面、公平自由方面、人的情绪情感与人格的“同一性”方面、人的某些“天赋属性”价值方面、人的潜能方面等的风险[17]，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类自身，人类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