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牛 萍，陈小平

(1.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862；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提出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建立加速机制”。尽管有许多成功的科创企业案例，但相当多新建科创企业在发挥最大潜力之前就已失败。这些科创企业不断面临来自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波动性和复杂性等方面的各种挑战。识别影响科创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科创企业以创新驱动为显著特征，由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科创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其抗风险能力更是面临严峻考验。外部生态环境、科创企业内部管理、科创企业家领导力水平等因素对科创企业成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企业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关键资源短缺等障碍，迫切需要外部资源提供支持，其中，政府支持是重要形式之一。新形势下，为支持科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我国各级政府纷纷采取政策措施，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政府支持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政策和服务等方面政府支持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成功产生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通常认为政府支持对企业具有积极作用，并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同时，有学者利用投入—过程—结果概念模型探讨了政府支持对企业成功的中介作用机制。但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关于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关系机制的研究还很缺乏，实证研究更显不足。

在实践中，政府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具有明显的科创属性，突出表现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而科创企业家作为科创企业的领导者和掌舵人，其科创领导力水平往往对政府支持的作用发挥具有重要影响。科创领导力水平低的企业家可能对政府支持造成浪费，进而影响政府支持效果。因此，研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水平如何影响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作用，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支持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根据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水平合理分配政府支持资源，提高政府支持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支持促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水平提升，提高企业家合理利用政府支持等制度资本的能力。

为详细阐释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以我国437家较高层次的民营科创企业作为样本，构建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为进一步完善科创企业政府支持体系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支持对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政府支持包括知识提供、贸易公平援助、分销商搜索、出口保障和培训等形式[1]。许多学者关注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2]，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3，4]；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或者无作用[5，6]；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支持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先增加，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作用效果就会降低[7]。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究竟具有何种作用效果？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以我国民营科创企业为例，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制度理论认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会对社会成员行为与绩效产生影响[8]。政府支持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资源，是一种制度资本，如果运用得当，会对社会成员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中创业企业的主要局限在于它们缺乏相关运营资源，资源获取能力相对较弱，而政府为创业企业提供的信息和财务资源等被视为一种特殊外部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减少自身劣势，是一种来自政府的制度资本[9]。尤其对于需要提高国际领先创新能力以有效应对国外市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国际化战略性科创企业而言，通过政府支持帮助它们克服资源问题显得至关重要。政府支持会促进市场、人力、运营、技术研发等多种资本投入，从而增加组织资本，正向影响企业绩效。通过政府支持—企业资本投入—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国内外一些实证研究验证了制度资本理论的合理性。如Peerayuth Charoensukmongkol[10]研究发现，泰国政府支持与中小型企业出口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政府支持在帮助当地企业发展竞争力并发掘国际市场商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1-12]；Thu等[13]研究发现越南政府支持与企业财务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刘云芬等[14]指出政府支持会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绩效；孙秀丽等[15]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徐青[16]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康志勇等[17]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以往文献缺乏对科技项目、研发费用、税收减免等细分维度政府支持的关注，导致研究结论概化或不一。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民营科创企业为样本，侧重科技项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政府支持形式，实证研究政府支持对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结合上述文献，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府支持与中国民营科创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2 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关于政府支持与企业绩效直接关系的多样化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调节。孙秀丽等[15]研究发现企业技术能力对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张晓月等[18]发现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对政府专利奖励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陈怀超等[19]研究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对政府制度支持与产学研协同创新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目前，国内外有少数文献对企业家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20]，如Teece等[21]研究发现，协调和整合从组织外部获取的资源可以增强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有助于改善企业财务绩效。但是，在各种中介和调节机制中，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到底扮演何种角色还缺乏足够关注。

领导力是领导者在特定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追随者与利益相关者, 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领导力理论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先后形成了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领导风格理论等流派，本文主要基于领导胜任能力视角的特质理论进行研究。一些学者对企业家领导力、科技领导力、创业领导力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Cunningham等[22]认为企业家领导力是指设定明确目标、创造机会、给予员工授权、维持对组织的理解并创建人力资源框架；Renko等[23]强调，企业家领导力指通过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引导团队成员创造绩效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谭红军等(2007)认为科技领导力包括前瞻力、决断力、影响力、感召力、控制力和创造力6个要素；吕峰等[24]指出创业领导力包括变革能力、愿景能力、分析能力、整合能力4个要素。借鉴上述观点，结合多年研究和实践工作经验，笔者认为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是指科创企业家所具备的能够带来卓越组织绩效的个体基本特征，包括科创知识、科创决策能力、科创融资能力、科技研发能力、科创市场开拓能力、科创商业模式运作能力、科创团队合作能力、科创风险承担能力等。

本文认为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科创领导力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利用制度资本。资源理论提出，企业内外部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25-26]。同时，资源理论也指出，尽管资源(例如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很重要，但企业仍需要对资源进行开发以形成独特资产和能力，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奠定基础。因此，有效使用各种资源并形成独特资源是企业获得高绩效的关键环节。科创企业以技术创新突破为显著特征，更加需要企业家具备卓越科创领导力，以便高效管理和使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形成竞争优势。科创领导力是新兴领导力模式，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与领导力的结合，能帮助企业抓住机会取得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绩效[27-28]。可见，当企业家具有较强科创领导力时，从企业外部获取制度资本并加以利用的效率将更高，从而使制度资本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二是科创领导力能够促进员工更好地利用制度资本。研究表明，相比非专家型领导，员工受专家型领导思想的影响更大[29]。Justis等[30]提出，那些认为领导者优秀的员工更有动力、更愿意接受领导者的影响。因此，科创领导力能够激励员工更好地使用政府支持带来的制度资本，加强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科创领导力作为一种组织资源，可能增强或弱化政府支持带来的组织竞争优势，从而调节政府支持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科创领导力可能加强政府支持—组织制度资本—科创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效应，使得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会显著放大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科技项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形式的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科创领导力显著正向调节这种关系。本文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调研样本与研究程序

借鉴先前研究测量工具，采取Brislin[31]的系统翻译(从英文到中文)和回译(从中文到英文)程序，选取独特指标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形成问卷初稿后，征求多位科创企业导师、科创基金投资人和科创企业家的建议，修改完善问卷初稿，再对15家民营科创企业进行试调研(最终研究样本不包括试调研样本)，并根据试点调研反馈意见再次修改调查问卷。然后，以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的科创企业家培训班学员(全部为科创企业创始人或CEO)为调研对象，从中随机选择1 000家公司作为抽样样本。问卷填答者均为全国范围内挑选的科创企业创始人或CEO。问卷发放从2020年2月初开始，3月中旬结束。最终有437家公司反馈了有效数据，形成437个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中市级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占比达 70%，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占 48.6%，其余是科学技术部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实施的科技创新 CEO 特训营的优秀科技型企业家学员，样本可以较好地反映我国科技创业人才情况。样本行业领域包括生物医药(17.1%)、 电子信息和光机电(15.5%)、 先进制造(12.9%)、 新材料(12.0%)、互联网与人工智能(10.6%)、高技术服务业(8.0%)、现代农业(7.3%)、资源环境(6.3%)、新能源(4.5%)、军工与航空航天(0.9%)、其它(4.9%)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样本中，第一次创业的占60.1%，第二次创业的占 31.0%，第三次及以上创业的占8.9%。样本人才所在企业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占55.8%，处于创建期的占19.5%，转型期和成熟期分别占10.8%和8.2%。

为检查非回答偏差，基于企业一般特征(如行业分布、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等)，通过均值差异检验，比较了回答者和未回答者调研信息差异。结果显示，两组群体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变量测量

2.2.1 政府支持

本文借鉴Li等[32]的政府支持测量题项，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支持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在正式调查中，每个受访者评估其对该公司接收到的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意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具体包括8个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人才政策补贴”、“知识产权奖励”、“科技项目支持”、“创业融资贷款补贴”、“帮助企业引进人才”、“提供创业指导和辅导”、“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打破不必要的进入壁垒”。这些项目很好地反映了政府支持措施，该测量显示出良好的可靠性(α=0.938)。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收敛有效性。结果表明，单个因子模型达到可接受的数据拟合标准(χ2=162.863，df=61，IFI=0.92，CFI=0.93，RMSEA=0.046)。本研究分析民营科创企业家对政府支持系统的整体看法，所以，对8个项目的答案进行整体平均，反映组织层面的政府支持情况。

2.2.2 企业家科创领导力

本文借鉴Renko等[23]的研究工具，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开发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受访者自我评估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情况(1表示“非常低”，5表示“非常卓越”)：一是科创企业知识；二是科创决策能力；三是科创融资能力；四是科创技术研发能力；五是科创市场开拓能力；六是科创资源整合能力；七是科创团队合作能力。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良好可靠性(α=0.925)。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单个因子模型达到可接受的数据拟合标准。本研究分析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整体调节效应，所以，对7个项目的答案进行平均，反映组织层面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

表1 政府支持测量题项

表2 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测量题项

2.2.3 科创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Taheri等[33]的研究工具，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选择体现科创企业绩效的4项客观指标，即年度净利润、年度营业总额、企业融资总额、拥有的授权专利数。受访者回答每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该量表结果具有良好可靠性(α=0.8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单个因子模型达到可接受的数据拟合标准。本研究分析对组织层面绩效的影响，所以，对4个项目的答案进行平均，反映科创企业绩效。

2.2.4 控制变量

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34]正相关，因此，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并用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也有研究显示，企业年龄与企业绩效相关[35]。因此，本文将企业年龄视为另一个控制变量，并用企业成立至今年度数的自然对数测量。

2.3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采用如下方法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对科创企业绩效进行客观数据测量；其次，使用Simonin[36]建议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测试常见方法偏差问题。本文对上述变量所有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几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72.236%，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26.118%，没有超过总体的一半。根据Podsakoff[37]的观点，可以认为本研究常见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分析之前将预测变量以均值为中心进行中心化[38]。同时，由于科创企业绩效数值很大，因此，也进行中心化处理。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其相关性符合预期。

表3 研究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矩阵

3.2 假设检验

采用三步骤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技术，针对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关系，建立3个回归模型，检验研究假设。首先，控制组织规模和组织年龄；然后，将两个预测变量添加到模型2中，测试主效应；最后，通过添加双向交互作用测试调节效应。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2显示，在控制组织规模、组织年龄后，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 0.198，p<0.01)。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表4 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H2预测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受到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正向调节，企业家科创领导力较高(相对于较低)时，该关系更显著。如表2模型3所示，将交互项添加到模型中，可以检验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3结果表明，政府支持与企业家科创领导力交互作用项的系数显著(β=0.165，p<0.01)。不同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水平下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作用的斜率差异如图2所示，当企业家科创领导力较高时，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此外，分组回归分析显示，在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更高的组织，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24(N=87，p<0.01)，相反，对于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更低的组织，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58(N=60，p>0.05)，两者作用效应显著不同。因此，假设H2得到支持。

图2 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基于我国437家科创企业样本，实证检验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主要影响以及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理论贡献。

首先，创新了政府支持测量量表，并首次实证验证了政府支持对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显著作用。先前研究中政府支持测量量表不一致，对政府支持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也存在分歧，同时，关于民营科创企业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在此方面进行补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支持测量量表，研究结论也支持制度理论和制度资本理论对民营科创企业的适用性。

其次，创新了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测量量表，丰富了政府支持与企业绩效间深层次调节关系研究。此方面相关文献比较缺乏：一是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测量量表比较少见；二是少数调节效应研究只是分析了企业资源管理能力和政府支持对企业绩效的交互作用[19，21]；三是关于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本研究首次构建了我国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量表，并探讨了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和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交互作用，充实了中国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研究。

4.2 实践启示

(1)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政府支持。应高度重视政府支持对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进一步加强针对民营科创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与措施，提升民营科创企业绩效。虽然政府支持可能让企业滋生“等靠要”思想，但是，政府支持给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带来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因此，应根据我国民营科创企业特点和不同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设计具有民营科创特色的政府支持体系，提升政府支持民营科创企业的针对性和独特性。如降低民营科创企业运营成本(减税降负)、保障民营科创企业人才供给(实施人才计划)、鼓励民营科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升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扩大政府优先购买首台套等政策支持范围等。通过设计和优化政府支持体系，为民营科创企业提供更多制度资本，帮助解决民营科创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特别是中小型民营科创企业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提高政府支持对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2)加强对民营科创企业家领导力开发的支持。在政府支持的类别和内容方面，增加或强化有利于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开发的支持措施。本文研究发现，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能够提高科创企业整合和利用组织外部制度资本的能力，并显著提高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开发企业家科创领导力提升政府支持效率。一直以来，我国对民营科创企业的支持多以“输血式”为主，更多强调外部资源供给，如创业引导资金资助、企业所得税减免、技术研发资金资助等，而“造血式”支持相对较少，但事实上，民营科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内在驱动力。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持的投入方式和结构，由“输血式”支持向“造血式”支持转变，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开发是重要的“造血式”支持方式之一。目前，我国关于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开发的政府支持项目较少，一般商学院的创业培训项目普遍缺乏专门针对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课程体系。我国针对科创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应设计一系列开发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措施，如培训辅导、境内外研修、人才联盟和人才社团等，帮助科创企业家获得、发展和吸收科创所需的知识、技能与能力，利用各种机会影响和激励团队成员，实现民营科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3)将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作为政府支持的情境要素。制定一项公共政策需要考虑寻求公共价值、提高组织能力、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等因素，政府给民营科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也需要考虑价值最大化等诸多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支持效率，可以将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作为给予民营科创企业相关政府支持的重要评估指标，设计相应权重，按照人才资源利用能力为企业匹配资源。这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理念一致，有利于真正实现人才、项目有效结合，并实现政府支持的帕累托最优，提高政府支持效率。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未来还需作进一步探讨。一是调研样本的局限。由于时间、成本等方面原因，本研究调研样本只包括民营科创企业，未涉及国有科创企业，这可能限制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因此，未来可以加强国有和民营科创企业的相关对比研究，分析所有制是否对本研究结论产生不同影响。二是调节变量的局限。本文只对民营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可能还存在其它变量调节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民营科创企业高管团队领导力、企业家人格特质、组织外部市场环境动态性等组织内外部环境变量的调节效应。同时，科技创新类企业本身存在较大异质性，政府的不同干预手段对于同一企业，以及相同支持措施对于不同企业绩效均会产生差异化作用效果，未来可以加强异质性检验分析，例如分析科创企业规模、科创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科创企业所属行业等情境对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三是中介模型研究的局限。本文只是对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可能还存在中介因素。未来可以根据输入—过程/中介—结果的经典研究模式，进一步研究政府支持通过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市场营销创新系统、组织外部融资环境、组织外部社会资本等组织内外部因素影响民营科创企业绩效的中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