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去哪儿了
——《福建事变》摘编（二）

文>>>王夫玉

调驻福建

20 世纪30 年代初，西南与中央对立，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以正统“中央”自居，遇有机会辄欲组府倒蒋，重掌中央政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则首在确保“自主”局面，依违两端，利用元老以向中央示威，复利用中央以向元老自重，既获得中央实际上之种种利益，又得元老为之支撑门面，以维持半独立之状态。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苦战月余，却换来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是年一月末，蒋介石重掌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作为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西南方面便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要求。

蒋介石因对十九路军极不信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曾想借“擅启战端”的罪名，以其嫡系部队包围而解决之，后恐这个罪名不适当，或被全国舆论所谴责而作罢。随后，蒋介石又意图采取“分割整肃”的办法，拟将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防南昌、安庆和武汉，各归该地行营或指挥所调遣，十九路军总部、军部则暂留南京，把十九路军淘汰于无形之中。此事因十九路军官兵团结一致反对分割而失败。在西南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时，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迟迟未肯下令，后在没有其他安置办法的情况下，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1932 年5 月20 日，十九路军总部接到军政部密令，令十九路军尽快入闽进剿，再次参与“剿共”军事行动。23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下令催行十九路军入闽。6 月初，十九路军61 师一万七千余人率先开拔，7日，所部八千余人分乘六船抵达泉州，8 日、9日续到七千余人。对于十九路军莅泉，泉州民众异常欢迎。其后，十九路军按60 师、总部、78 师序列，在镇江上船南下，陆续入闽，除补充旅三个团于8 月间才开驻福州外，7月份十九路军基本集结完毕。十九路军开闽时，蒋介石即将陈铭枢的卫戍长官部撤消，将该机构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升蒋光鼐为主任，蔡廷锴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6 月25 日，蔡廷锴离沪赴港转粤，6 月27 日抵港，6 月29 日由香港直接赴广州，7月1 日到东莞拜访蒋光鼐，7 月2 日返回广州。7 月13 日，蔡廷锴偕驻闽绥靖公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等人离港赴闽，7 月15 日抵达福州，随即邓世增代蒋光鼐通电于7 月16 日就职，并请中央给假休养，其一切职务暂有蔡廷锴“代拆伐行”。嗣后，蔡廷锴抵达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命令60师进出龙岩，61 师集中泉州，78 师进出漳平，除龙岩前线与中共苏区接壤地区彼此对峙戒备外，其余的部队则进行整理补充。

十九路军布防完毕后，蔡廷锴决定绥靖闽西，其步骤是：第一，“剿共”；第二，清匪；第三，处置杂牌军队；第四，助闽人自治建设。当时，福建全省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以建瓯为中心的刘和鼎所部56 师，割据闽北地区；以邵武为中心的周志群独立旅，割据闽西北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以漳州为中心的张贞部49 师，割据闽西南地区；以尤溪为中心的卢兴邦部新编2师，割据闽中地区；以福安为中心的陈齐瑄独立旅，割据闽东北地区。这些杂牌土著军队，大都先后吃过红军的败仗，损失相当严重，对红军作战如惊弓之鸟，多采保存实力的观望态度。

十九路军入闽后，着力实施对福建省大小军阀的收编，以稳定局势，安定社会。首先，对张贞49 师进行整编。7 月初，奉国民政府军委会令，十九路军将驻防漳州的49师缩编，原两旅各三个团，缩为各两团，共约七千人，并奉命全部开拔闽西“剿共”，于7 月12 日前后，挺进龙岩。1933 年5 月下旬，因“剿共”贻误戎机，张贞称病辞职休养，离开永定。7 月11 日，十九路军北上援热抗日的张炎、谭启秀两先遣纵队集结永定，和原49 师张贞部合编为49 师和补充师，张炎、谭启秀分任师长。其次，强行解决的是陈国辉任旅长的省防军第1 混成旅。1932 年9 月22日，蒋光鼐电召陈国辉来省面陈所部防地事务，26 日，陈国辉乘自备飞机抵榕，27 日，入谒驻闽绥靖公署蒋光鼐主任，随即被扣留管束；蒋光鼐、蔡廷锴派61 师副师长张炎和张厉的121 旅前往仙游收编第1 混成旅，陈部于10月上旬被强行缴械解决。此外，还整训了省防军第2 旅，调整了保安队第1 混成旅长官人事和改编各地民军等。

十九路军入闽后，受到其近邻广东、广西坚决反蒋姿态的影响很大。福建外临滨海，内有闽江南北之隔，战略形势易攻难守，如和广东有了同盟，把广东作为后方，则进可攻、退可守。因此，蔡廷锴派与西南诸方交往甚密的李章达作为福建军政代表赴粤，做形成联合同盟的说服工作，闽方虽不同意参加西南政务委员会的组织，但几经磋商，由李章达起草了一个三省联防计划，粤、桂、闽于1933年初签署了《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约定三省实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遇到攻击时其他两省应全力援助，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反蒋军事联盟。虽然三省共同反蒋最终未能成事，但两广及胡汉民等不断宣传“抗日反蒋”，对十九路军的转变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剿共和抗日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上，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及其之后，十九路军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与内战，但蒋介石毫不理会，一再催逼其“进剿”苏区。1933 年5 月25 日，蒋光鼐、蔡廷锴不仅公开通电反对对日妥协，还以“共何日可剿除”来质疑蒋介石“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的谬论。蒋介石极为震惊，委托黄绍竑去警告蒋光鼐、蔡廷锴“毋以抗日始而以反抗中央终，毋以对外战得名而以对内战败名”。7月、8月间，十九路军在闽北“剿共”严重受挫，蒋介石非但没有对之好言抚慰，增补军需及兵员，反而要追究责任，向全国通报。蔡廷锴先后提出增加军费及增派部队支援，蒋介石又没有满足，十九路军由此对“剿共”的前途、意义产生了动摇。相比对“剿共”的坚持，蒋介石对日妥协于十九路军冲击更大。

1933 年3 月初，在不到10 天的时间里，热河失守。5 月，日军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5 月31 日，软弱的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兴起，早就刺激了经历淞沪抗战辉煌的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目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受压制，欲与十九路军合作，共谋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在福州市于山戚公祠内设有秘密会议处所——补山精舍，第三党则在福州黄巷32 号设立中央机关。第三党向十九路军建议实行“计口授田”政策，以取得农民支持，巩固地方政权。在闽一百余党员中，多数人配合十九路军在闽西开展“计口授田”运动，还有一部分人帮助十九路军培训干部，丘学训还派陈雪华等去闽南从事农民运动，成立农民武装。所有这些，为十九路军将领发动反蒋抗日斗争作了军事、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准备工作。

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为保存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已经暗下决心联共反蒋抗日，领导发动福建事变，概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十九路军将领不满蒋介石当时奉行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抵抗政策；二是对蒋介石欲借“剿共”为名而借刀杀人感到自身不保；十九路军将领为红军的共同抗日主张所吸引；受到第三党（临委会）即一贯坚持和实践的“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之政治主张的长期影响，等等。福建事变的爆发，虽然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导火索却是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及其背后所做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运作。（未完待续）